信河街气质：关于财富与精神的关系研究
光看小说题目《柯巴芽上山放羊去了》，读者们大约想象不出来，这个有着古怪名字的女孩其实是一位富二代。或许正是因为财富不再成为她追求的目标，某种意义上说，她的人生也失去了目标，一切对她来说都“无所谓”。这是当下极具代表性的精神症候，甚至可以说，这是独属于现代的气质：悬浮在生活的半空中，也没有了热切的渴望与追求。这一切都具体而微地反映在柯巴芽的感情生活中。最开始，柯巴芽选择“以貌取人”。她的男朋友有着极佳的颜值，哲贵略略带着讽刺的口吻说，“ 长得太周正”，“各方面太完美”。可是，他并没有给柯巴芽带来爱情的感觉。两人的相处显得可有可无，时候到了一拍即散。在叙述“疑似爱情”的过程中，金钱立刻赤裸裸地参与进来了。柯巴芽与这位完美男朋友周末“去一百元一晚的商务宾馆住一宿”，毕业前去的是一家四星级宾馆，“打折后三百元一晚”。叙述者为什么要像一个精明的会计一样，给读者提供如此详细的账目表？这里不妨先按下不表。显然，这时的爱情既没有给柯巴芽带来巨大的眩晕，也没有让她感到甜蜜。既如此，离开也没什么可惜的。
回到信河街以后，柯巴芽面临了第二次逃离——从父亲的服装公司逃离，理由是“她的存在会让父亲和女秘书不自在”。这意味着，家庭不能给她提供安全感和归属感。此时，柯巴芽的选择很有意思，她参加公务员考试，顺利考上信河街农业局。但柯巴芽否定了自己选择当公务员是出于对公务员的喜欢，她承认，“到目前为止，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这事实上也是今天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人与人、人与世界是隔膜的，不相亲的。雅斯贝尔斯1930年对时代的精神状况作出了这样的观察：“我们的世界在其生活秩序上的强制性和在精神活动上的不稳定性，使其不可能保持住对现存事物的完善的理解。我们对外部世界的反映易于使我们丧失信心。我们有一种悲观主义的观点，有放弃行动的倾向。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我们尽管在总体上描绘了一幅阴暗的世界图景，却仍然对自己在生活中的私人快乐保持了一种懒散的乐观主义意识，与此同时则满足于对实体性内容的沉思，因为这种态度在今天非常普遍。”悲哀的是，即使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技术的飞跃式发展，经历了经济的持续发展，这一判断仍然适用于我们当下的世界。柯巴芽或许未见得能理解时代的精神状况，但是，对她而言，要打破失去自我的状态，可能还要从建立与他人的情感联系入手。这一次，柯巴芽不再以颜值作为标准，转而将“身体”作为参考因素。戴喇叭强悍健美的身体与恐高的脆弱形成了性张力，同时蒸腾出某种活力。柯巴芽或许是被这蓬勃向上的气息所吸引了吧，总之，该发生的都发生了。但是，发生也就是发生了，事如春梦了无痕。吊诡的是，正是在对身体的迷恋中，她“渐渐忘记了身体的存在”，其后果是身体撕裂一般的疼痛。显然，柯巴芽希冀以身体作为路径建立自我的努力宣告失败了。
此时，大约就能看出财富的好处了。它提供了某种安全阀，允许人失败与一再重来。这也是哲贵的小说舒缓有致的根本性原因——尽管他未曾言明，但他相信，他和小说的人物一起安享了财富所提供的精神上难以名状的护佑。柯巴芽正是如此，她得以在金钱的庇护下开始第三次逃离，去那“诗与远方”。她的行为颇像时下小资产阶级的行为，遥远的西部，民族地区，支教，淳朴的孩子……仿佛这一切就能净化与重塑一个城市人的灵魂。现在，柯巴芽切断了与外界交流的通道，她愿意在内心重建一切。哲贵几乎是完整地复制了“诗与远方”的套路，让柯巴芽与唐十三相识。基于之前的经历，柯巴芽不信任身体，有意拒绝身体参与两人的关系。但事实上，她又失败了。
柯巴芽究竟该如何建立对于自我与世界的认同呢？对于这个问题，哲贵大概也没有答案。在小说的结尾，他只能让她开了一家民宿，养了几只小羊。我猜测，哲贵的意思是，人首先必须要有基本生存的能力。获得足以支撑自己生活的经济来源恐怕是必不可少的。在那以后，他/她或许可以超越于生活之上，比如，上山放羊。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为什么金钱习焉不察地参与了柯巴芽的生活。
如果说，《柯巴芽上山放羊去了》讲述的是人如何建立自我的过程，那么《在书之上》讨论的是如何对待精神追求的问题。与柯巴芽不同，悦乎书店老板王乐天非常清楚自己热爱的是什么。对于他来说，书不仅仅是物质载体，更是精神世界的象征。所以，他珍视书，向读者推荐书，与信河街爱书之人交流，甚至每天还写上那么一小段。即使遇到顺书的章小于，当他发现章小于有长期与书打交道而被熏陶出来的不凡的谈吐，即使无奈，也只能听之任之了。在这个阶段，王乐天虽然是书店老板，但是并不将书视为商品，在他心中，书是至高无上，是超越于生活本身的。读到这里，读者也许会疑惑，柯巴芽苦苦追求的，正是王乐天的起点么？人是否依靠这样一种超乎寻常的强烈的爱而活着？显然，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很快，王乐天就遭遇到了极大的考验。因为过分在意书，在一次火灾中，王乐天救出了书，却忘记他得了帕金森的老婆。显然，在书与人之间，王乐天无意识选择了书。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惊悚的事实。哲贵用了一个庞德式的句子描述王乐天的心情：“可是，王乐天脑子总是浮现出老婆僵硬的脸，下巴大，脑袋尖，脸色发黄，像个挂在树上的柚子，无声看着王乐天。当王乐天张嘴要叫时，她的脸却像花瓣一样，一瓣瓣裂碎，消失不见了。”像他的浙江老乡余华一样，哲贵也不是那种沉迷于叙述人物内心的作家，只用寥寥几笔，我们就能体会王乐天心中巨大的震惊与悔恨。考验，往往是为了让变化发生。我们不十分清楚，那场大火是否是一个时代更替的分界线，但是我们知道，从此以后，王乐天看待世界的方式变了。书不再是精神的象征物，而成了彻头彻尾的商品。或者就像他为自己辩解的那样，“我这么做，只是提醒写书人，他们要爱自己的书，要比爱自己的命还爱。”有的时候，爱与恨边界本来就没有那么清晰。现在，王乐天曾经因为书而相聚的朋友纷纷离开了他。王乐天陷入了绝对的孤独中。好了，如同一场大火改变了他一样，现在，另一场大火来了。
哲贵的小说大多有着寓言的质地。在螺旋式上升的重复结构中，小说人物不断矫正对生活与世界的认识。他们共同分享着某种可以称为“信河街气质”的东西。他们立足于有着丰厚民间底蕴与商业主义氛围的土地。他们笃信，人应该在自我供养的同时，有那么一两个爱好或者精神追求，既不那么热烈和过分高蹈，也不那么乏味。这大约才是人生的醇厚滋味。说到底，哲贵本人也是被“信河街”所涵养的作家。这也部分解释了他的辨识度的 中国传统乡土的一面与现代性奇异地遇合，构成了他写作的底色。时代的风猛烈地吹着，他的小说人物在风中境遇万千，他稳稳地站着，似乎一直不变。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