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行记》到《黔滇道上》
兵荒马乱时候的“文艺青年”才是真文艺。翻开李霖灿先生的旧著新版《黔滇道上》，只读了几页，一下子就找到了自己多年前读艾芜的小说《南行记》的感觉。对了，《南行记》在1990年还被拍成了电视剧，由当时的青年演员王志文主演，先锋音乐家郭文景作曲，艾芜本人亲自出镜。于是，李霖灿的这部旅行记、艾芜的小说、王志文的影视、郭文景的音乐竟然在我脑海里叠加在一起，形成了一幅上世纪20-30年代湖南、云南、贵州一带的人文景观与自然风景的图画。
李霖灿的这次旅行，是从沅陵步行启程，经贵州到昆明的南行，“征途三千里，食宿十八站”。这趟旅行，既是美的，有大西南的山川瀑布、民族风情、饮食风物的独特之美；又是残酷的，这是抗战最艰苦的一段时光，侵略者就在家中施暴，而国家的物质积累和军事能力却极为落后，而且土匪流窜，腐败横行，令人扼腕叹息；还是“非主流”或者说“边缘化”的，当时西南边疆的现代化程度，不必说与彼时世界上的发达国度相比，就是与当时的北京、上海相比，差得也不是一星半点。例如快到昆明时的日记里，李霖灿惊呼“离省城这样近，然而仍是荒凉！”。当然，这种边缘化也让当地的藏传佛教古迹、纳西族的文化和语言，以及百姓的淳朴与善良不至遭到破坏。
美丽、淳朴与残酷、落后并存，就是当时李霖灿在“黔滇道上”所见到的。旅途中，他们亲眼看到了社会的愚昧和灰暗，有的地方还在种植烟土，有的地方政府犹如傀儡，一任地方军阀横行，有的地方连法定货币都不流通；他们采风，用画笔记录下遭难的国家的边疆风貌，如黄果树瀑布、火牛洞、碧云洞、二十四道拐等风景；他们宣传，在沿途绘制抗日宣传的壁画，向当地百姓发表演说，传递抗日的意志。可以说，这是一次典型的艺术抗日、文艺救国之旅。
旅途结束后不久，李霖灿根据旅行笔记和日记撰写了一本小册子，在1940年战火未熄的时候出版，请沈从文作序，书名就是《黔滇道上》。时代变迁，这本旧著早已经难以看到。等到最近，李霖灿的哲嗣李在中将其重新整理出来，并收录了李霖灿当时的日记，以及撰写的关于苗族生活、溶洞、丽江象形文字和民族文化等的调研报告，还增加了大量手绘的山水风景、城市风貌、肖像图。因此，书虽然延续了旧名，但内容却翻了好几倍，成为这段有意义的旅行最完备的记录。
因此，这本书就同时具有了两种意义：一个是文化的艺术的意义；一个是历史的政治的意义。本文为什么要在开头特意提一下艾芜的《南行记》呢？并不仅因为两个文本所描写的都是旧时代的西南地区，都是旅行的回忆，而是两者在对比时呈现的上述两种意义。简单来说，《南行记》所写的是清朝灭亡还不太久，民国建立也没几年的20年代的大西南；而《黔滇道上》记录的是作为抗战大后方的30年代末的大西南。两者隔了十五六年。因此，我们就能发现黔滇道上所见的西南，既有一些东西很稳固，也有一些悄然发生着变化。
其中，文化的意义是相对稳固的那部分。那感觉就是艾芜走过的路，李霖灿又走了一遍。当然，《黔滇道上》对文化艺术的关注更深入——李霖灿之所以能够在后来成为丽江纳西族文化艺术的大家，正是因为在这段路途上有了接触、了解、倾心。
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历史的政治的意义，这也是变化较多的那部分。仍然拿《南行记》对比，小说的男主人公是一个有文化有思想的“流浪汉”，西南边疆在他眼中主要是一个有魅力的异域。但《黔滇道上》里就完全不同了。因为抗日，李霖灿胸怀着别样的激情：西南边疆已经不再是一个与自己关系区隔的“异域”，而是祖国艺术的宝库，也是矿藏丰富的资源地，将来国家的建设势必要利用这些资源；对老百姓，他不仅会关注民生疾苦，还会格外留意当地的民族状况，期盼民族更加融合；对政治势力，他流露的是对地方土著政权的担忧，渴望中央政府能够有效管理，从而维护国土的完整；对社会和经济问题，他赞许那些禁止种植鸦片的举措，忧心法定货币尚不能正常流通；对文化事业，他着意要赶在外国人之前予以挖掘，以表示中国的艺术家有能力维系本国的艺术。
简而言之，《南行记》里那个西南边疆与中国的腹心地区还没有充分融合。而抗日战争的爆发，促使了像李霖灿这样的人大量来到西南，绘制西南，诠释西南，建设西南。侵略者的轰炸不仅没有起到威胁的效果，反而使西南的各族人民都意识到，自己不再是白云深处的方外人士，而是国家被侵略的中国人。这就使得本书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回忆录、旅行记，而成为回溯现代中国起源历程的一个珍贵文本。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