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华：这未必是最好的路，但我们别无选择
关键词：《惊蛰》；底层青年；乡村中国；现代文明
1980年第2期《人民文学》发表了作家高晓声的短篇小说《陈奂生上城》，并获得了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小说通过主人公陈奂生上城卖油绳、买帽子、住招待所的经历和微妙的心理变化，写出了身处前现代历史重负的农民在迈进新时期变革门槛时的精神状态，这是1980年代最具典型意义的农民形象。高晓声将陈奂生写成了系列小说，从《陈奂生上城》一直写到《陈奂生出国》，作者有意时代有心。一部小说和一个典型人物可以有多种解读角度，比如，通过陈奂生的经历，读者、特别是广大农民读者，不仅看到了自己身上的农民性格，同时也通过陈奂生的经历和视角，看到了乡村之外的广大世界。那是一个更丰富、更绚丽、更五彩斑斓的世界——一个现代的世界。于是，从1980年代至今的文学史，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描绘成一条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历史，也就是从前现代走向现代，从乡村文明走向城市文明的文学史。走向城市的这条道路主要集结着两类人群:一类是通过现代文明的启蒙，以个人奋斗的方式，以超拔的个人性格，排除艰难险阻，不惜一切代价地走向城市为代表的现代文明，作为一种巨大的个人动力，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给人以巨大的心理和审美冲击。这类代表性的作品是路遥的《人生》、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石一枫的《世上已无陈金芳》《玫瑰盛开的麦子店》、付秀莹的《他乡》等；另一类人群是通过巨大的社会运动——在加快城市化进程成为国家总体战略一部分的时代背景下，大批农民通过“移民”形式进城务工，进而在城市安家，努力成为城市居民。这类代表性作品有盛可以的《北妹》、吴君的《亲爱的深圳》、吴玄的《发廊》、曹征路的《问苍茫》以及大量的“底层写作”题材的作品。这类作品蕴含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也形成了一个潮流性的创作倾向——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按下不表。
杜阳林的长篇小说《惊蛰》，应该属于前一类。小说题目《惊蛰》，是一个比喻，也是一个隐喻。小说的题记有这样的话：“惊蛰天，春雷起，僵虫惊，山川兴，万物乃复生。”这是一个时代环境的写照，作者对这个时代怀有的情感、希望和巨大冲动跃然纸上一览无余。小说有自叙传性质，写凌云青的成长史，一个乡村青年的命运史。但小说也超出了个人成长史，它同时也是1970-1980年代之交的中国乡村史。小说展现的乡村中国的状况，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提和基础。我曾经说过，初期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但我们一脚踏空了。看看凌云青和他的家庭、他的邻里乡亲过的日子，和阿Q、老通宝、祥林嫂、华老栓以及现代中国那些穷苦的乡亲们有什么区别吗？没有。也就是说，从1919年到1979年漫长的时间里，真正的革命并没有在乡村中国发生。老百姓过的还是苦日子。当然，在讨论这一社会状况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有一点历史感，那就是这一历史阶段中国面临的巨大困难和问题。国际国内环境使国家没有可能提供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极度的物质匮乏，是我们都曾经历过的。因此，当杜阳林以云青的口吻讲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并不陌生。从这个角度评价《惊蛰》，我认为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是一部有历史感的小说，因此也是一部正面的、励志的小说。
小说开篇是不到四十岁的凌永彬的死亡。一个家庭的主心骨、顶梁柱没了，预示了这个家庭无尽的苦难刚刚开始。凌云青是这个不幸家庭的孩子，他坎坷的命运具体地看是由于家庭的不幸带来的。但是，从更大的背景观察，自然也有时代的原因。比如关于“吃不饱”——这是前现代乡村文学一直关注和延续的情节。凌云青在家里吃不饱，和一群小伙伴爬竹竿摸鸟蛋，在伙伴鼓动下偷桃子被人捉住捆绑示众，同时遭到母亲的痛斥和抽打；十多岁背着高过他身高的麦秆不小心滚下山坡；去广元投靠舅舅遭冷遇，从广元流浪回阆南。家里一年四季吃的是红苕，稍好一些的亲戚家，也不过是在红苕粥里放了几颗米粒而已。“仓廪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贫穷改变了观龙村的人际关系和亲情关系。陈金柱为了多占耕地，甚至移动界石，欺负兄弟留下的孤儿遗孀；徐秀英求助她的兄弟姐妹时，竟然对她的苦难无动于衷。因此，那时的中国，苦难的家庭是大体相似。
小说上中下三部分，都是云青求学路上在绿皮车厢的回忆，绿皮车载着这个青年向前走，年轻人的思绪则向后奔涌。这个结构很有特点，在交待云青来路时，讲述其艰辛的成长过程，也就交代了云青走出大山求学的内在动力。小说有很多川北方言，强化了小说的地域性。四川作家有运用方言的传统，比如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大波》，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青年作家颜歌的《我们家》《平乐镇伤心故事集》等。但这些作家大多写的是小镇生活，比如天廻镇、平乐镇等。《惊蛰》则是川北南充的方言，但北方读者不会有阅读障碍，反而平添了新的想象力。
另一方面，是《惊蛰》对人物的塑造。小说当然是以凌云青为主要人物，通过他的个人奋斗——这个个人奋斗的内在动力特别值得注意。列车载着他向前走，是因为有沉重的过去，沉重的因袭，他不是要成名成家，不是要出人头地，他是要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个尊严不是个人的，同时也是家族的也是贫困的乡土中国的。于是，凌云青的个人奋斗就构成了一个隐喻——那是乡村中国的奋斗，是贫苦的家国奋斗。于是，杜阳林通过凌云青个人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国家的故事，或者一个国家底层青年奋发的故事。这一点，凌云青和高加林、陈金芳、翟小梨这些来自乡村的青年形象都非常不同。高加林是一个要走向“现代”的个人奋斗者的形象，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的脚步包括爱情，但他最后也没有实现个人的愿望。小说喻示了乡村中国走向现代的艰难：陈金芳是一个有着乡村经验、同时也有都市生活经验的青年女性，都市生活开启了她对生活和人的新的理解和想象，因此，她“只是想活得有点人样”。这个想法没有错误，但她的方式错了，因此也没有实现；翟小梨从芳村到S市一直到北京，她看似实现了从前现代迈入现代的过程，但她付出的是巨大的情感代价，几乎不堪回首。云青与这些乡村青年的道路都不相同，他是经过前现代贫困生活浸泡过的青年，通过母亲、兄弟姐妹和个人的经历，激发了他刻苦学习走出乡村的意志和决心，他是为尊严走出川北山沟沟的，他是一个中规中矩的青年。因此，这是一部非常励志的小说。
另一方面，《惊蛰》对母亲徐秀英形象的塑造，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母亲的形象，是乡村文学一直在竭力塑造的形象。鲁迅《祝福》中祥林嫂、柔石《为奴隶的母亲》的春宝娘等，都是著名的乡村母亲的形象。徐秀英为了将五个孩子抚育成人，表现出了惊人的坚忍：“她还有五个儿女尚未成人，旁人都死得，就她死不得。”她是一个连死都死不得的女性。剩下的日子于她说来，与其说是生活，毋宁说是煎熬。她要担惊受怕忍饥挨饿起早贪黑，她40岁的光景就白了头发。徐秀英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伟大母亲——
日子一天天过下去，孩子们像土里的青苗，一点点长高，胃口像小牛犊一样好，光是操心饭锅里的吃食就让人头疼。有时累乏到了极点，秀英恨不能像那些横竖不吝的男人，摊开四肢往田埂上一躺，望着蓝天白云，啥都不想，啥都不说，就像刚来人世间一样，毫无负担与拖累。可她从没做过一次这等“出格”的事，就像她从未有过自己“走一步”，甩掉身后五个“包袱”的自私想法。她是孩子们的妈，将他们一个个带到世间，吃苦受罪也好，享福安逸也罢，秀英甘愿为了孩子们做任何事，担任何责。
这是云青眼中的母亲。朴实平淡的语言中，有母亲无尽的辛酸。云青不像高加林那样狂野，没有陈金芳的非理性和实用主义，也没有涂自强那样集所有不幸于一身。云青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乡村青年，他所有的努力只有一个诉求，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一点和我们过去读过的许多从乡村走向城市的青年们多有不同。包括云青，包括母亲以及所有过来人的所有辛酸和苦难，都是为了迈向城市——通往“现代”的这条路。这条路未必是一条最好的路，但却是我们别无选择的路。那些满怀期望先期到达城市的乡村青年，他们同样经验着不同的命运。70后作家盛可以2004年的长篇处女作《北妹》略去了乡村青年迈向都市的前史，而是直接切入到都市生活场景，并以“身体战斗”作为核心情节。钱小红这个出身底层的女孩与其说是与外部的占有者斗争，毋宁说她一直在进行着自我的战斗，她在各种诱惑中始终没有出卖过自己，从而使这部与当下生活有密切关联的小说，在某种意义上保有了“乡村”精神的纯洁性。盛可以以想象的方式处理了乡村迈向现代的艰难。
都市的复杂性没有全部掌握在任何一个人的手中。一方面，城市红尘滚滚欲望无边，一方面，它又对一部分人实行禁欲主义。吴君的《亲爱的深圳》写了一对夫妻——程小桂和李水库。为了生存，他们既不能公开自己的夫妻关系，也不能有正当的夫妻生活。在现代性的过程中，在农民一步跨越“现代”突如其来的转型中，吴君发现了这一转变的悖论或不可能性。李水库和程小桂夫妇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但在这个隐喻中，吴君却发现了中国农民偶然遭遇或走向现代的艰难。李水库的隐忍和对欲望的想象，从一个方面传达了民族劣根性和农民文化及心理的顽固和强大。但是，值得思考的是，无论他们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困苦，他们绝不会再回到过去，不会再回到他们曾经的乡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性是一条不归路。当我们看到云青的列车一往无前时，我们已经意识到，无论云青遇到什么，因有过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他都不会再回到观龙村了。
东西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是一篇极端化的改变命运的故事。篡改历史、年龄、性别，尽管有的合法有的不合法，但都有可能做到。命，如何篡改？小说的题目充满了悲怆和悬念——究竟是什么力量要一个人冒险去篡改自己的命。汪长尺是一个农家子弟，高考超过上线二十分不被录取。不被录取的理由是“志愿填歪了”。汪长尺的父亲汪槐决定去找“招生的”理论，经过几天静坐示威抗议，汪长尺的大学梦还是没有解决。汪槐从招生办的楼上跌落摔成重伤。为了还债、养家糊口、也为了改变下一代的命运，他决定到城里谋生。但他不知道，城里不是为他准备的。生存的艰囧使他践行了远远超出个人的想象：替人坐牢、讨薪受刀伤、与文盲贺小文结婚后，为了生计贺小文去按摩店当按摩师，然后逐渐成了卖淫女。破碎的生活让汪长尺意识到，汪大志长大后就是又一个自己。于是他铤而走险把儿子汪大志送给了城里富贵人家。小说的力量不仅仅在于具有鲜明的社会批判性，更重要的是，权力关系和贫富悬殊使底层或边缘群体的生存状态日益恶劣不堪，而底层边缘群体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承传性。贫困使这个群体的下一代少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没有良好的教育，就没有改变命运的可能。东西突发奇想地用“篡改命”的方式结束汪长尺家族或血缘的命运。汪长尺当然是异想天开。但是，作为底层的边缘群体，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他们缺乏或者没有实现自救的资源和可能性。这一特征决定了他们的承传性。因此，东西设定的汪长尺“篡改命”的合理性就在这里。汪大志的命在汪长尺这里被“篡改”了，汪长尺可以在城里生活了，但是，他的命运真的会改变吗？
长篇小说《他乡》通过“芳村”，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乡村中国变和不变的寻常生活。对城市人与人关系的批判，是《他乡》无所顾忌、酣畅淋漓的主题。小说的时代性贯穿在翟小梨整个青春岁月中。初见翟小梨，与出身贫苦的农家子女没有多大区别，她是一个女性的高加林或涂自强。她的父亲、章幼通、管淑人、郑大官人等人物对翟小梨性格和人生道路的选择，起到了推动作用。付秀莹在谈创作时曾用“悲喜莫名”表达她写作初始的心情，为什么是“悲喜莫名”？只因为，“翟小梨的个体生命经验，与波澜壮阔的时代生活彼此呼应，相互映照。翟小梨不过是千万个中国乡村青年中最平凡的那一个，她的个人经验，不过是庞杂丰富的中国经验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然而，她的身上，却闪烁着时代风雷投下的重重光影，隐藏着一代人共通的精神密码。经由这密码，或许可以触摸到山河巨变中的历史表情，可以识破一个时代的苍茫心事。我得承认，翟小梨的眼睛里，满含着的是我自己的热泪啊。我在这涕泪滂沱里获得涤荡和洗礼，获得心灵的安顿和精神的清洁。”于是，翟小梨的“悲喜莫名”如洪水泄闸喷薄而出，在或是温婉或是戳心的讲述中，亦如彩练气贯长虹。《他乡》与时尚的青春文学无关，都市街头流行的所有时尚符号与《他乡》无涉。《他乡》过滤了青春的世风，深入到青春世界的底部，它要打捞的是这个时代从乡村走进城市的普通青年在精神世界经历的急风暴雨。这些通过不同方式走进城市的乡村青年，抵达的并不是想象的天堂，城市的魅惑、光鲜只是它表情的一个方面，它的蔑视、冰冷和深不可测，可能更深刻地表达了城市的本质。只要我们曾经从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狄更斯笔下的伦敦，菲茨·杰拉德笔下的长岛走过，就会体会到什么叫做城市。我们近二十年来反映底层生活的小说，也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乡村青年走向城市意想不到的遭遇，而这些遭遇是《惊蛰》中云青尚未经历的。
因此，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通过小说人物云青乘着风驰电掣的列车奔向城市的这一象征，引发了我们对乡村青年迈向城市的更进一步的考量。抑或说他们进城之后怎么样?中国故事还要怎样接着讲下去，中国的未来将如何表达它更合理的“现代”。或许，杜阳林写完《惊蛰》之后还会写春分、立夏以至于春华秋实，他不是用理性而是用文学的方式给我们以新的惊喜。如果是这样，我们将热切期待着。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