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性写作的美学与小说疆界拓展的限度

发布时间：2021-08-10 来源于：作者：《中国文学批评》 | 王宏图 2 点击数：次

一、杂语体叙述的困惑

李洱在沉潜十余年之后，于2018年年底推出的长篇小说《应物兄》在文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不单是由于其80余万字的超长体量，更重要的是作者苦心孤诣酿造的卓尔不群的艺术风貌，在展示不同凡响的魅力的同时，也激起了诸多困惑与疑问。

综观《应物兄》全书，从情节线索来看，它可谓一部校园小说：它以地处中原的济州大学引进享誉海外的儒学大师程济世、筹建儒学研究院为主轴，以胸揣尚未泯灭的人文情怀、不无迂腐气的老师应物兄为串线人物，将林林总总的人物（校长葛道宏，副省长栾庭玉，老一辈学人乔木教授、何为教授和双林院士，美国GC集团老总黄兴，中生代学人芸娘、文德斯、郏象愚、费鸣等）以及其他相关圈内外数十个人物组缀成一个庞大的网络，以浮世绘的笔法精细地展示出当今大学校园内外奇诡复杂的众生相。

设想一下，如果《应物兄》仅仅是一部以幽默讽刺笔法展示校园黑幕的小说，它也就不会引起那么广泛热烈的关注与争议了。在此类“新儒林外史”作品中，阎真的《活着之上》可谓佼佼者。它栩栩如生地展现了青年教师聂致远与蒙天舒不同的生活经历和冲突，严肃地探索了当代知识者如何在俗世中保持其精神情怀与人格操守这一重大伦理问题。它采用的是传统现实主义手法，人物鲜明生动，情节设置一环紧扣一环，高潮迭起，聂致远的挣扎与奋斗紧紧抓住了读者的心。

李洱的《应物兄》同样以不少笔墨触及到当代大学校园的阴暗面：筹建儒学研究院本是弘扬振兴传统文化的善举，但一旦落实到现实操作层面上，与之相关的方方面面都渗入了或多或少一己的算计，就连这出轰轰烈烈文化大戏的主角程济世也并不是一个圣徒，抛开其难以启齿的私生活不说，他游走四方，长袖善舞，借传播中国古代文化的旗号名利双收。然则，综观《应物兄》全书，对熙来攘往的学术名利场的描绘只是作品叙述演进的框架，一个触发话题的引信，作者的真正兴趣并不像《活着之上》那样细腻地展示人物间的矛盾冲突，表露对社会恶浊风气横行的愤慨与忧思，而是采用中国古典园林惯用的造景方式，移步换景，随物赋形：在情节缓慢推进的主线上不厌其烦地插入了芜杂繁多的知识展示、思想剖析和学理探讨的篇章，而且这些次生的段落不仅让情节陷于停顿，而且常常喧宾夺主，占据了文本的中心位置。有批评家将它命名为“杂语小说”，它“自觉或不自觉地混杂了各种文体，而且旁征博引、旁逸斜出、旁见侧出、旁指曲谕，知识点多而杂，机锋与趣味并存”。（1）它涉及面如此之广，因而具有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它细致描绘、提及了数十种植物、近百种动物，还有众多的器物和玩具，酒席上林林总总的食物；谈及引用的古今中外文学、历史、哲学、宗教典籍有数百种之多，此外展示、引用、杜撰、调侃的诗、词、曲、对联、书法、篆刻、绘画、音乐、戏剧、小说、影视、民谣、段子也是让人目不暇接。（2）

《应物兄》这样一种知识、思想高度密集的知性写作无疑会让不少读者遭遇到难以逾越的阅读障碍，他们原本的期待无一得以兑现。这已不单是一个阅读接受的问题，还涉及到更为深层的问题：小说能不能这样写，这样的作品能算是小说吗？有些批评家站出来为李洱这样的写法辩护，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的立场为他们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我希望传给21世纪的标准中最重要的是这条标准：文学不仅要表现出对思维的范畴与精确性的爱好，而且要在理解诗的同时理解科学与哲学”。（3）而同为意大利作家的艾柯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百科式知识罗列的意义，“仔细看乔伊斯或博尔赫斯笔下的清单，我们可以清晰看出，他们所以开清单，并不是因为计穷，不晓得要如何说出他们想说的事情。他们以开清单的方式来说他们要说的话，是出于骄傲，以及对文字的贪婪，还有，对多元、无限知识——快乐的知识——的贪求。清单成为将世界重新洗牌的一种方式，……亦即累积属性，以便引出彼此遥不相及的事物之间的新关系，而且对一般人的常识所接受的关系加以质疑。”（4）而在一些人眼里，这种万花筒般的知识清单在李洱笔下的应物兄们手中，既为纷乱的万事万物赋予了秩序，又成了对他们挫败的巨大反讽。（5）

综观文学史，《应物兄》这种百科知识集锦的写法并不是没有先例。以现实主义的细腻描写著称于世的法国作家福楼拜在其晚年未完成的小说《布瓦尔和佩库歇》中以不无幽默的笔法叙述了两个退休的誊写员研究各类学问的喜剧性经历，他们先后钻研了数十门学科，结果发现每门学科内部都有着难以克服的矛盾，一旦将它们运用到实践中不是行不通，便是产生让人啼笑皆非的反效果。它可谓一部观念小说，突破了写实小说的框架，各门类的知识术语比比皆是，形成了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清单。（6）但仅止于此，还不能有效地消除人们的疑虑。因此，有必要对这一知性写作的美学特征作进一步的探究。

二、知性写作的美学风貌

如上所述，像《应物兄》采用的知性写作方式使普通读者的阅读期待落空，它不再将重心放在人物、情节、环境的刻画展示上，而是力图在文本各处播撒众多的知识与思想的元素，构筑起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宏阔视野。而这一切并不是为了炫耀学识的广博，而有着其特定的创作追求。李洱力图超越繁复眩目的生活表象，以林林总总貌似零散的知识元素的累积、交错、叠合、滤筛与对峙，探询一种形而上的精神意义的可能性，它能抵御腐蚀性极强的虚无主义，赋予小说中的人物（同时为世人）的生命以坚实的意义。这鲜明地体现出文德斯英年早逝的哥哥文德能临终前创造的一个复合型新词：第三自我：

那是文德能生造的一个单词：文德能将“第三”（Third）和“自我”(self)两个词组合了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单词：Thirdself，第三自我。（7）

这绝不是单纯的文字游戏，其间有着深层的涵义：“第三自我”企图超越自我与外部世界间旧有的二元对立，构造出一种新的自我，这一自我摆脱了原有的自我的狭隘性与片面性，能与他人产生强大的共情能力；在此基础上孵化而出的“第三自我”是一种崭新的自我，它能构建与他人的新型建设性关系。（8）这成了潜藏在《应物兄》叙事文本底层的潜文本，支撑起整部作品庞大的叙事框架。

毋庸讳言，李洱的知性写作受到了域外作家的启示与影响。20世纪最重要的德语小说家之一罗伯特·穆齐尔的代表作《没有个性的人》便是一部知性意味十足的巨著。这部近百万字的作品并不缺乏情节线索，它以一战前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为背景，叙述了为纪念奥皇登基70周年而开展的所谓“平行行动”，主人公乌尔利希作为一个串线人，接触了政界商界文化界诸多人物，藉此折射出当年奥匈帝国的社会和精神面貌。但穆齐尔写的并不是一部人们习见的写实性作品，并不是巴尔扎克式的风俗编年史，他曾自言：

如果我可以声明某种保留的话，那么：我写的不是一部历史小说。对于对真实事件的真实解释，我没有兴趣。我的记性很差。而且真实事件总是可以置换的。我感兴趣的是精神上典型的东西，我想直截了当地说：是事件的幽灵。（9）

而穆齐尔悉心捕捉的幽灵，是隐匿在世界深处的内在图式和抽象意念。在有的研究者看来，“他的根本目的以及兴趣所在，不是刻画和描摹变动不居的，因而是‘可以置换’的事件和现象，而是去把握事件和现象背后的不可置换的抽象精神。正如他在另一则笔记中明确写到的：‘基础性的东西，是时代的精神构造’。”（10）而制作这样一幅时代精神全景图，穆齐尔依仗的不是传统的人物性格、心理和场景栩栩如生的展示与描绘，而是夹叙夹议的论说性文字。稍加涉猎便不难发现，《没有个性的人》中充斥着众多离题式的论说章节，它与情节主线间并无紧密的关联甚至毫无关联，同时高密度出现的论说性文字不仅使小说情节的浓度被冲淡，而且使小说在整体上呈现出一部巨型论说文的特征。（11）

作为一部知性写作的集大成者，《没有个性的人》藉此呈现出与传统小说迥然不同的艺术风貌。在穆齐尔的笔下，人物、情节并没有全然隐身，但它们在文本中的功能大为减弱，似乎沦为若有若无的点缀，而由它们激发、牵引而出的思考与议论成了整部小说的重心，思想与知识的阐发、交织、辩驳以及碰撞出的火花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景象。至此读者不禁要问，这还能算是小说吗？

这涉及对小说究竟是什么这一根本性问题的理解：它仅仅是讲述故事、刻画人物和身处其中的环境，还是蕴含着其他各种可能性？法籍捷克裔作家米兰·昆德拉结合自身的创作实践，梳理近代欧洲小说发展的脉络，对20世纪奥地利作家穆齐尔和布洛赫的创作作了极富洞见的阐发，“穆齐尔和布洛赫在小说的舞台上引入了一种高妙的、灿烂的智慧。这并不是要将小说转化为哲学，而是要在叙述故事的基础上，运用所有手段，不管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叙述性的还是思考性的，只要它能够照亮人的存在，只要它能够使小说成为一种最高的智慧综合。”（12）这一智慧并不浮泛无边，而是为小说所独有，在昆德拉眼里，“小说有一种非凡的融合能力：诗歌与哲学都无法融合小说，小说则既能融合诗歌，又能融合哲学，而且毫不丧失它特有的本性”，从终极目标上看，它能够“运用所有智力手段和所有诗性形式去照亮‘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人的存在”。（13）

依据这种思考方式，小说的定义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它的重心不再是情节、人物，而是渗透着各种思想内涵的主题，昆德拉在与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的一次谈话中作了这样的阐述：“一部小说就是以带有虚构人物的游戏为基础的长篇综合性散文。这些是小说唯一的限制。…… 讽刺论文、小说叙述、自传片断、历史事实、翱翔的幻想，小说的综合力就是有能力把这一切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就象复调音乐的声音一样。一部作品的统一性不一定要从情节中产生，也可能由主题提供这种统一性。”（14）它对以知性方式写作的小说提供了一种相对完整、周全的阐述。

从这一视角考察，李洱的《应物兄》的艺术特征变得清晰可辨。和传统小说一样，它塑造了应物兄及与其相关联的校内外一大群虚构人物，建立儒学研究院、引进儒学大师程济世这一情节线索成为作者驰骋其想象力的框架。可以这样设想，李洱的写作其实是一场游戏，他将林林总总的人物安置在济大校园中，让他们相遇相知，让他们在会场、办公室或私下里高谈阔论、宴席间觥筹交错。情节和人物本身在李洱滔滔不绝蔓生延展的文本中并没有什么难以捉摸的悬念，人们可以一眼望到它的结局，但当他将这些虚构人物像棋子般东挪西移之际，一长串有关物事、思想的段落蜂拥而至，它们披裹上了不同的文体的外衣，众声喧哗，絮叨不休，诱使读者进入一场漫长的知性的盛宴。在某种意义上，它忠实而完美地体现了昆德拉心目中“以带有虚构人物的游戏为基础的长篇综合性散文”的小说理想，人们不熟悉、怀有疑虑乃至抵触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与思想的展示成为它最为鲜明的艺术风貌。

应该指出的是，知性写作的这一艺术风貌并不纯然是穆齐尔、昆德拉等人的独创，它有着悠久的文学史渊源。欧洲以散文体写成的长篇小说肇始于古希腊时期，就这一体裁内部构成而言，它一开始便呈现出文体杂交的特性：除了引人入胜的惊险故事，它还容纳了叙事诗、戏剧、纪事书、民族志学和讽刺摹仿作品，而且可以随意插入与主要情节无关的短篇故事，这在古罗马作家佩特罗尼乌斯的《萨蒂利孔》和阿普列尤斯的《变形记》中就得到鲜明的体现。（15）不难发现，小说在其初始阶段并不是一个情节、人物和场景设置严丝合缝的体裁，它有极大的包容性，可将其他体裁收纳其中。而16世纪法国作家拉伯雷的《巨人传》可谓近代小说的先驱，它以狂放无忌、雄浑恣肆、丰瞻繁富的风格讲述了两代巨人的传奇性故事，其中后半部借探讨狡黠的巴汝奇是否应该成婚，诸多人物踏上了一场漫长的旅程，藉此全书的视野变得更为宏阔，各种奇事异闻纷至沓来。拉伯雷在绘声绘色地展现林林总总的场景、人物的同时，还直接跳到前台，眉飞色舞与读者交流，点评臧否身边这些人物，严肃地探讨各类政治社会哲理宗教伦理话题，一旦对此厌倦了也不妨来点插科打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可谓百无禁忌。昆德拉所说，“一切全都在此：真实性与非真实性、寓意、讽刺、巨人与常人、趣闻、沉思、真实的与异想天开的游历、博学的哲理论争、纯粹词语技巧的离题话。”（16）

再回过头来看《应物兄》作品本身。既然采用的是知性写作的风格，读者除了接触到缓慢推进的情节和面目模糊的人偶般的角色，满目皆是机智幽默的段子、对脍炙人口的众多经典文本的戏仿、古今中外各种思想资源的铺陈展示——这一百科全书的叙述方式自然排除了丰沛饱满的情感表达。这并不意味着作者在全书中一味沉溺于知性的探询与炫示，细读文本便可发现，很多段落流露出一种挥之不去的淡淡的忧郁与怅惘，最明显的莫过于下面这个事例：作品临近结尾时写到芸娘病情趋于危重之际，应物兄从她口中得知昔日狂热追求她的海陆已在海外撒手人寰，对此芸娘淡然发出了一句感慨：“一代人正在撤离现场。”（17）这貌似平淡的话语内里充溢着对时光流逝的感慨，对故人的追念，对自己以及同辈人永逝的青春年华的悲悼。这一场景不禁让人想起杜甫“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的诗句，平易的诗句下涌动着诗人抚今追昔感时伤怀的强烈感情。

但对于患有情感饥渴症的读者来说，这种沉郁含蓄的情感表露实在是太不过瘾了，他们更多期盼的是酣畅淋漓的情感宣泄。而《应物兄》全书的出彩之处并不在此。应该强调的是，人们不能因为作者情感表达的节制内敛而认定其文气枯涩；恰恰相反，知性色彩浓烈的杂语体叙述赋予了《应物兄》在浪漫式的情感抒发外的另一种风貌。单就这部作品的体量在当今的长篇小说中堪称巨大（作者曾自述一度曾写到200多万字），而对各式物件、文本、动植物、思想命题的展示可谓滔滔不绝，从头至尾构成一幅浩瀚壮观的奇景。在某种意义上，这林林总总的百科全书的铺陈酿造出了话语狂欢的奇观，它成为《应物兄》美学风貌的最显著特征。

细究之下可以看到，李洱在《应物兄》中吸纳的琳琅满目的知性元素，并不是以被学界认可、戴着严肃性的面目出现的。它们源自不同的领域，被作者依照其创作构思、近乎私密的语法加以编排串合，尽管其内容覆盖了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但都带有一种醒目的特征：那便是一种诙谐幽默、乃至戏谑的方式，一种将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和权威拉下神坛的相对化的意识，一种在原有的近乎僵化的文本物象内里寻找裂口缝隙加以翻转颠覆的意识。这一众声喧哗的杂语体知性叙述方式与俄罗斯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狂欢化理念不谋而合。巴赫金在研究拉伯雷《巨人传》时发现，中世纪的狂欢节文化构成了拉伯雷作品的底色。在他看来，“与官方节日相对立，狂欢节仿佛是庆祝暂时摆脱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现有的制度，庆祝暂时取消一切等级关系、特权、规范和禁令”，“狂欢节语言的一切形式和象征都洋溢着更替和更新的激情，充溢着对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权力的可笑相对性的意识。这种语言所遵循和使用的是独特的‘逆向’、‘反向’和‘颠倒’的逻辑，是上下不断换位如（‘车轮’）、面部和屁股不断换位的逻辑，是各种形式的戏仿和滑稽改编、戏弄、贬低、打诨式的加冕和废黜。”（18）

散布在《应物兄》全书字里行间的这一百科全书式、杂语体的话语狂欢并不仅仅是一些插科打诨、无伤大雅、令人捧腹的笑料（这类事例俯拾即是，诸如全书开首应物兄在宠物医院的奇遇，大学者李泽厚来济大讲学时郏象愚不慎摔伤，GC公司老总黄兴异想天开地运送一匹白马到济州，挪用孔老夫子言辞的安全套品牌名称，为博程济世欢心、生物学家华学明悉心培育已经灭绝的蝈蝈济哥），细细品味之下，不难发现它们对于弥漫于社会各个角落的追名逐利，精巧矫情的伪善、贪婪等乱象一一加以夸张乃于不无怪诞的展示。隐藏在笑料百出的狂欢化话语背后的是对道貌岸然的价值观念的嘲讽与针砭，对官学商一体的诸多阴暗面的揭露，对儒学能否复兴中华文化的质疑。这些点点滴滴貌似不起眼的元素，一旦聚合在一起，便积蓄起骇人的能量，轰然释放，如在夜空中绽放的绚丽的烟花。全书中最具反讽意味的事件莫过口口声声以复兴儒学为己任的程济世竟有一个私生子程刚笃，而儿子由于吸食毒品而生下了畸形的胎儿。在这样一个发噱的情节设计中，儒家原有的神圣光环黯然褪色，刹那间沦为笑柄，它的权威和价值意蕴无形间被戏弄、揶揄、乃至消解。

和拉伯雷《巨人传》泥沙俱下、狂放恣肆、雄奇瑰丽的风格相比，《应物兄》尽管羼杂进了众多调侃、嘲讽的段落，但狂欢化的杂语体叙述并没有趋于极端，它的总体美学风貌显得温婉平正。结尾应物兄遭遇车祸生死不明，思想敏锐、勇于探索的芸娘英年早逝，这些颇富悲凉气息的情节设置给全篇披上了一层淡淡的伤感悲郁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中和了弥漫在全书各处的嘲讽戏谑的强度。那众多不无喜剧色彩的人物，他们犯下的过错、遭遇的困境给人一种陷于尴尬人难免尴尬事的印象，时常让读者莞尔一笑，激发出诸多联想与思考。

三、知性写作的限度

现在，我们再回到昆德拉对于小说的定义上来。在他眼里，“一部小说就是以带有虚构人物的游戏为基础的长篇综合性散文。”（19）这一定义与读者对小说作品的惯常期待相违拗，突破了小说作为叙事文学局限于展示描绘人物、事件与背景的藩篱，为小说这一文体增添了知性思考与探询的维度，让它得以深入、别具一格地探索人的存在状况。乍看之下，这的确是小说观念上的一次革命，它将小说从为民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文体抬升到文化之王的宝座上，它不仅能融合诗和哲学的元素，而且超越于两者之上，成为最为自由灵活、不拘一格的艺术形式。

从小说发展历程来看，昆德拉极力推崇的知性意味鲜明的小说超越了叙述体文学讲述故事的原初属性，在人物、情节之上添加进众多知识、哲学的元素，它们并不安于附属或边缘的位置，常常喧宾夺主，力图成为文本的中心。在这类文本中，作者的自我意识可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他的身影不仅在清晰或模糊的情节与人物间穿梭往返，而且常常跳到前台，对人物与事件指点江山，叩问其意义与价值。和先前知性色彩稀薄的作品相比，作者通过各种修辞手段，将林林总总的各类副文本精心编排在故事骨周围，营造出一种写实小说所不具备的特有的话语狂欢的效果。

不难发现，昆德拉这儿营造的这一小说境界不啻是一种文学的乌托邦。追溯欧洲文学史上的小说这一叙事文体的起源，它一开始就是感性、经验的，最早的古希腊小说作品写的大多是历险传奇和爱情故事。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风行于唐代的话本、传奇、变文、讲经文也属于这一类文字。到了19世纪初浪漫主义文学兴盛之际，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将小说视为能够全面反映世界和人生万象的无所不包的文体，是实现他心目中“渐进的总汇诗”最理想的途径。（20）然而，小说的创作实践使这一宏阔的理想难以完美地兑现。同时代德国诗人诺瓦利斯的《海因里希·冯·奥夫特丁根》便是这样一部力图实现浪漫派小说理想的作品，但知性的理念与小说叙事之间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张力。在某些研究者眼里，“一方面诺瓦利斯试图在梦境和童话中建构‘诗’的理念、神性和诗意化，另一方面小说叙事又对诗的绝对理念和神性加以消解”，“这样他的小说与其说是叙事，不如说是一场思想上的‘狂欢’”。（21）

昆德拉的小说观念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德国浪漫美学的主张，但他自身的小说创作（像《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也面临着诺瓦利斯当年面临的困境，即如何将知性的观念与小说叙述相协调。不是说小说只能局囿于感性与经验世界，而对知性与思想关闭上大门。但后者如果在叙述文本中堆叠得过多，便会导致原有的小说叙事结构的解体。如何保持这两者的平衡，不让知性元素恶性膨胀，成为这类小说创作的限度之所在。

平心而论，李洱在写作《应物兄》也面临这一无法逃避的困境。无庸讳言，《应物兄》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一部特立独行的作品，它以其别树一帜的知性写作拓展了小说写作的疆域，给原有流于写实描述的知识分子书写提供了另一种样本，树立了别样的标杆。但它和上述诺瓦利斯的作品一样，有陷于过度的知性元素的铺陈展示而导致小说叙述解体的风险。应该承认，它在很大程度上较好地达到了知性写作与小说叙述间的平衡，他通过应物兄这一串场式人物，将中外古今众多典籍、幽默段子、哲理冥想、物事铺陈、论题讨论缀合成风格不一的亚文本，它们在文本内部层层叠叠，交叉纠结，以细密的暗示、反讽与叙述主体交相呼应，形成众声喧哗的交响乐。但在局部篇章上效果未如人意，有时显得离题太远，冗长累赘，但这些瑕疵无法抹杀整部作品的成就。《应物兄》的价值与意义有待人们在日后进一步探索，而其文本展示出的问题则值得人们深思。

注释：

（1）谢有顺：《思想与生活的离合——读〈应物兄〉所想到的》，《当代文坛》2019年第4期。

（2）参见王鸿生：《〈应物兄〉：临界叙述及风及门及物事心事之关系》，《收获·长篇专号》2018年冬卷。

（3）卡尔维诺：《美国讲稿》，吕同六、张洁主编：《卡尔维诺文集：寒冬夜行人等》，萧天佑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413页。

（4）翁贝托·艾柯编著：《无限的清单》，彭淮栋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327页。

（5）马兵：《“在纵欲与虚无之上”——〈应物兄〉论札》，《南方文坛》2019年第3期。

（6）参见艾珉：《〈福楼拜小说全集〉总序》，福楼拜：《福楼拜小说全集》，李健吾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7）李洱：《应物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687页。

（8）参见黄平：《“自我”的多重辩证：思想史视野中的〈应物兄〉》，《文学评论》2020年第2期。

（9）《穆齐尔散文》，徐畅、吴晓樵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01页。

（10）徐畅：《现代性视域中的“没有个性的人”——以反讽为线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3页。

（11）参见谷裕：《德语修养小说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