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梅：现代城市景观与诗人的自我认同
一、“这都市的浑大让我惶恐”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大幅加快。当代诗人中，多数因为考学、务工等原因告别乡村，来到城市。面对宽阔的道路、高耸的建筑、陌生的他人，移居者难免心生无所依靠的漂泊感、孤独感和被拒斥感，因而大量诗人以“外省人”“流浪者”“局外人”“寄宿者”“游荡者”等身份自况。在“都市流浪者”眼中，城市风景相应表现为如下面貌与特征。
首先，城市器物的庞大、坚硬、冰冷反衬着个人的渺小、脆弱、迷茫。现代城市催生了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形式，与传统断裂且截然不同。在乡下，少量的物服务于人的需要。在现代城市，建筑是空间地标，灯光是路标和指南针，道路为汽车规划。当个体仰视高傲的楼群、壮观的立交桥、辽阔的广场时，彷徨、恐惧和无力感油然而生：“硕壮的钢楼俯视我”（骆英《都市流浪之歌·1》）；“于都市的长夜在墙角潜行/这辉煌的日子让我自卑/这都市的浑大让我惶恐”（骆英《都市流浪之歌·17》）；“盲目的漫游者，在车站广场”（杨克《广州》）；“城市，一只老虎的胃，可以吞食任何东西”（孙文波《在傍晚落日红色的光辉中》）；“当我穿行在汽车的洪流中，/在繁华的、人群拥挤的春熙路，/我清楚地知道我像什么：/一只甲虫；一个卡夫卡抛弃了的单词！”（孙文波《聊天》）……
另外，现代城市让自然远离我们，让传统文化培育的审美情怀无以对应、无所指归。高楼、汽车、电梯、电灯等现代器物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背景，也使人隔绝于自然、田园等古典经验。比如现代照明“取消”了黑夜，解除了时间与太阳、月亮的依存关系，解构了它们的象征内涵，时间和空间均质化了，卡夫卡的寓言再次变成现实，人发明的技术最终取缔了人。
再者，城市令人孤独。帕斯曾指出，随着古老的自然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抽象的城市”和“机器可怕的新奇”。现代人孤单地和巨大的城市在一起，“而他的孤独就是千百万和他一样的人的孤独”。新诗歌的主人公正是“人群中的一个孤独者”，或者说是“一群孤独的人”。a现代文明在本质上追求个体价值的实现，人与人的交往和联结变得偶然和脆弱。一个从乡村迁居城市的人会明显发现，满眼皆是彼此无涉的陌生人：“在街上看见的人很多/熟悉的很少/在村里遇见的人很少/熟悉的很多”（徐君《在城市生活》）。现代城市使人的融入感、归属感大大降低，并相应滋生出无所依靠的孤独和沮丧：“邻居/是另一个邮箱/是另一组开门密码的主人”（骆英《邻居》）。因为无须维系情感，甚至没有机会认识，城市中的邻居成为和“门”“车位”“电表”等物一样的符号化存在。可以说，城市更新了“孤独”的概念，使人饱尝喧嚣中的寂寞，体会到不是因为脱离群体而是置身人群中的孤独：“生活在这座人口稠密的城市，/如果我对你说：我们仍然是孤独的”（孙文波《聊天》）；“即使在人群/我仍然与你们无法团结”（余丛《广场》）；“我来到北京汇入陌生的人流/……/我来到人间看到这么多陌生的同类”（程一身《我来到北京》）……川流不息的人群与漂泊者无关。孤绝、单独、被漠视，构成了人的日常感知：“自殡仪馆返回现实/大街两旁闪烁着水果、陶器、烟火、怀孕的女人/闪烁万象/城市依旧生机勃勃/它对一个人的消逝无动于衷/对我的悲哀无动于衷”（汗漫《一个残酷的春天》）。诗人刚在殡仪馆体味过天人永隔的距离和孤独，返回现实的大街，不得不继续品尝被疏离的孤独。殡仪馆的生死象征生命的脆弱，大街上的冷漠代表着人性和交往的缺席。在这个悲恸的日子，街上的人和物兀自“闪烁万象”着，无耻地“生机勃勃”着，与诗人的惨淡心境形成强烈反差，这真是一个“残酷的春天”和无情的世界。
恩格斯是最早对城市人群进行关注和思考的人之一，他认为大城市街头拥挤的人群中包含着“某种丑恶的违反人性的东西”。这些人本来具有“同样的属性和能力”，同样地渴求着幸福，但是他们却谁也不看谁一眼，“彼此从身旁匆匆地走过，好像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孤僻冷漠、目光浅短、追逐私利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的和普通的原则”。b首先，城市街道的设计和通行规则使人们朝一个方向运动从而减少了对视的机会。另外，人们为了更快速到达目的地而行路匆匆。其次，与小地方和熟人社会不同，在现代城市，文化习惯、礼貌和自我保护等原因也使人避免直视陌生人。诸如此类的原因造就了城市中人们彼此疏离的现代景观。
除了冷漠感，人群密集还使个体感到恐惧。哈代曾将伦敦形容为一个“有着400万个头颅和800万只眼睛的怪物”，密集的人群会变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一种跟人类完全没有相似之处的黑色的软体动物”，“这个生物的声音是从它鳞片状的表皮渗透出来的，它身上每一个毛孔中都有一个眼睛”。c个体遭遇这种怪物会心生被吞噬的恐惧。这种不适感在车站、地铁、广场等城市空间中很容易遇见：“但是他们聚成了一堆恐惧”（萧开愚《北站》）；人群和车辆成为“数不尽的蟑螂”和“疯狂窜行的老鼠”（骆英《我诅咒咖啡》《城市蟑螂》）。高楼大厦使人如低级动物在其脚下爬行，没有名字、面孔、主体性：“城市的庄稼遮天蔽日/行人和汽车穿行在密密麻麻的根部/像水蛭、蚯蚓和蝌蚪——”（杨克《如今高楼大厦是城里的庄稼》）；“我走在大街上，/我看见人群蠕动如蚁群，/我看见肮脏的河水流过热闹的码头”（凌越《肮脏的河水流过城市》）。会聚的人群何尝不是“肮脏的河水”，随着街道的方向和形状盲目流动？无名化的群体状态抹除了人们各自的独特性、身份和感受。
总之，现代城市的道路、高楼、广场、灯光、陌生人，都在提醒诗人正在远离和丧失的东西：自然、乡村、感性、柔软、尊严、谙熟亲近的邻里友人……后者既源于自己的早期经验，也根植于古典文化培育的审美观念。对不少人而言，“在城里做一名诗人是很难的”，“城市是一个大超市/城市是一个魔术师/城市应有尽有/唯独不提供炊烟”（李强《炊烟》）。“炊烟”所象征的乡村田园和自然世界至今仍是很多诗人秉持的诗歌原型和抒情对象，是他们身体和精神的出发地和原乡。如诗人杨森君自称“来自一个很小的地方”，与朋友相聚举杯时感伤所居之地不是自己的城市，它“也不是你们谁的”（《这不是我的城市》）；孙文波也曾和诗友倾诉流离之感，“你说我们就像流浪的尤利西斯”（《给曙光》）。对“尤利西斯”们来说，远离故土皆为流浪，身处别人的城市，自我当然是无可安置的“流浪者”和“局外人”：“局外人、旁观者，这似乎就是我现在的/角色”（孙文波《给小蓓的骊歌》）。
二、“骑在速度上的城市”
当诗人意识到生活在城市是一个难以更改的现实，他开始注意到城市在运作层面的特性：抽象的运行体系和快速的发展，以及相应造成的感知经验的贫乏。在乡下，诗人可以目睹“一头牛或一只羊诞生的过程”，类似的具体、缓慢、连续的经验，是很多人“在童年时代关注的乡村风景之一”（汗漫《诞生》）。现代城市的运行机制却是个体难以把控和掌握的，它追求技术化、抽象化和高速发展，将日常呈现为快速流动、变幻无常、浮光掠影的表征。这令人心生无以安顿此身的焦虑和不安。
李森《修街》一诗写到家门口熟悉的老街仅几天后就“彻底换成了新街”，这令他变成了家门口的陌生人：“我走在街上，变成了一个陌生人/我像一只幸存的老灰鼠，/东张西望，小心翼翼，心有余悸”。于坚也在《事件：铺路》中描述城市道路的翻新之快。诗人的态度暧昧而矛盾：一截用旧了的坏路是“好地毯上的一条裂缝/威胁着脚”，然而这条裂缝的过快修复又让诗人不安，“从设计到施工 只干了六天”就修好的柏油路被他揶揄为“报纸”和“黑色的玻璃”，因为它们同样具有黑、亮、硬、平整、光滑等特征。
城市生活包含的一切，不论是物理层面的器物（街道、建筑、路灯），还是生活细节（乘车、购物、夜生活），都指向快速的流动，对“快”的控诉在当代城市诗歌中俯拾皆是：“随造随拆 一座城市/一堆随心所欲的器物”（李永才《城市器物》）；“再过10年，县城将成为一座/骑在速度上的城市”（谭克修《县城规划》）。快速变化削弱了人的稳定感和归属感，使自我与他人、事物共享的现实感变得脆弱：“从未离开 我已不认识故乡/穿过这新生之城 就像流亡者归来”（于坚《故乡》）。于坚生长于昆明，但故乡在他眼皮底下变成了“新生之城”，这让从未离开的诗人恍若在外飘零多年，而今归来与“故乡”两不相识。当故乡的各种旧物随那截破旧马路被漆黑的柏油覆盖，记忆的骨节已碎成齑粉，诗人的身份认同变得困难重重：我是谁？我属于哪里？
另外，生活在城市的人难免被裹挟进流动不居的快速生活。孙文波在《骑车穿越市区》中指出，“快速到达”构成了我们最单纯简单的愿望和目标；杨克在《“缓慢的感觉”》中将城市的运行比喻成一条忙的疯狗，“一再追咬我的脚跟”。诗人“想让内心的钟摆慢下来”，但因为“所有人在奔跑”，自己也不得不逆本性而行。“快”以及与之相伴的混乱成为城市人的整体生存境遇，让人难以与脚下的土地建立关联感，生活成为“无处不在的碎片”（何房子《一个人和他的城市》）。城市房屋的商品性，也易使人生出居无定所之感。我们知道，乡村的房屋建在世代居住的土地上，生活过不止一代人，有些可称为“祖屋”，刻写着家族的记忆，城市房屋却是轻易可买卖的“商品房”，甚至人们购买房子不是为了安居，而是为了将来高价出售。可以说，现代城市彻底改变了人与土地、房屋的关系。城市人既没有土地，所居房屋也缺乏长期记忆，甚至难以成为持久的庇护所。租房客的感受会更糟糕，更多的未知、风险和变数削弱着他们与城市的关联感。被迫经常搬家的诗人如是写道：“是城市加速了我们流亡的性质”（孙文波《搬家》）。身在此间而如“流亡”，这种生存体验和自我认同要比执念故乡的都市漂泊者更加无依无靠：
我羡慕他对所有事的不倦热情——
不像我，面对暧昧的街道、杂乱的商业，
想说：这不是我的城市。
我，冥想者，大脑里构建的城市，
街道安静，风景明朗而谦虚。
有些事属于永恒，有些事无法逃避。
我的城市哪！深陷于地理，让我没选择余地。
——孙文波《冬日，与友人坐茶馆，隔窗观望阴雨笼罩，有感而作》
孙文波感慨“这不是我的城市”，但他的出发点和前文中的杨森君截然不同。杨森君在理念中拥有一个“故乡”——就是他来自的“小地方”。很多批判城市的诗人和他一样，居于城市而心念“故乡”。或者说，对故乡不无美化的怀想让他们在情感上排斥城市。而孙文波在实质和隐喻层面都意识到了还乡的不可能（《长途汽车上的笔记》），他深知理想的风景只存在于想象，比如“大脑里构建的城市”，是一个无以到达的目的地，也是一个审美的乌托邦，自我的安置只能借助语言的建筑：“于是，他夸大着纸上的人生。在纸上/建筑自己的家园。”（《十二圣咏》）
三、“众多商城仍是一些人的朝圣之地”
一八五一年，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在伦敦海德公园举行。英国人为这次世博会建造了一座宏大的以钢和玻璃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展馆。这座后来被称为“水晶宫”的建筑一时成为博览会最引人注目和赞叹的展品。挑高的中空、透明的玻璃窗栏，使空间显得恢宏通透；日光照射下，展馆晶莹闪亮，使人如坠梦幻。感受到这一现代性气氛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留下了有关商品拜物教的思考。直到今天，玻璃和钢仍是城市建筑的主要材料。它们与内部展销的商品一道提供着现代文明的奇幻景观。
商品在现代城市具有双重象征内涵，它塑造着城市的物理面貌和实体景观，也影响人的日常感知，塑造着人的灵魂。
首先，消费主义热潮凸显资本和财富的力量，令人心生贫富意识以及（往往是）自卑感。现代城市让物质财富成为一种显在的衡量标准。对多数人而言，商品的富足反衬着自身的贫穷，意味着自我对周遭环境的失控和无能，这加剧了诗人与所属之城的疏离，“地面的每一分钟，强化我的/贫穷意识”，“我是囊中空空的局外人，大千世界/一个漂流的诗的符号/街景一天天陌生起来，昂贵起来”（张烨《街景》）；人们被各种物质财富包围而难以超脱，为金钱追赶而难以安顿自我，“他成了一个/梦游者。商业社会的浮华绚丽，/金钱像狼犬似的凶猛追击，使他/在这座城市又越来越远离这座城市”（孙文波《祖国之书·或其他》）。
另外，工业时代和现代城市在整体上改变了人的社会性和其他属性。有学者曾分析说，与古代社会不同，“现代市民所聚集的地方是购物中心，而它不具有任何生活共同体的意义，聚集也不是为了追求政治权力”d。现代城市用商品取代了政治和自然的重要地位，“物质的光辉和美/在城市的前胸和脊背昼夜燃烧”（杨克《1992年的广州交响乐之夜》）；中心广场成为世俗时代最热闹繁华的商业核心区，“而溽热多雨的广州，经济植被疯长/这个曾经貌似庄严的词/所命名的只不过是一件挺大的商厦/多层建筑”；出入广场者不再是考虑公共问题的知识分子，而是受商品召唤的市民，是“慵散平和的人/没大出息的人”（杨克《天河城广场》）；在商品社会，琳琅满目的商品成为主体性的存在，广告牌上的模特是新时代的女神，“二环路上，桃花匆匆谢去/雨后的阜成门亮出/奥帕丽斯亮泽的肌肤/商业的青春女神！”（西渡《阜成门的春天》）；各种商品把世界变成了“现代伊甸园”和“拜物的神殿”，商品是现代上帝，为人普施福音和祝福，消费者则以贪婪欲求的目光敬献崇慕，“现代伊甸园 拜物的/神殿 我愿望的安慰之所/聆听福音 感谢生活的赐予/我的道路是必由的道路/我由此返回物质 回到人类的根”（杨克《在商品中散步》）。被商品包围的人以自我弱智实现“返祖”，在经历了对精神的追求之后，重新回到将物作为必需品进行追逐和膜拜的原始状态；孙文波《夏天的热浪》也讽刺性地写道：“众多商城仍是一些人的朝圣之地。/褐色玻璃后面，拜物教的神端坐/在收银机的屏幕上”，人们“把肉体当作生命的天堂/把短暂的口腹之乐夸耀成革命事业/的最高境界”。在诗人看来，现代城市生活对商品和物质的推崇意味着对精神生活的弱化和拒绝。世俗时代的消费者不关心历史和未来，不关心共同体的命运，而把仅有的激情挥洒在商城，把肉体的快乐和物质欲望的满足当作“革命事业”，在“消费者是上帝”的漂亮谎言中迷失，被商品的光辉和销售员的热情微笑诱导进入看似掌握主动权实则被塑造、被控制的角色。
再者，商品符号的混杂令诗人难以建构连续性叙事和积极的抒写。街道上色彩驳杂混乱的商品符号组成视觉的万花筒，沸腾的噪声旋涡将人吞没。这种混乱造成个人在公共空间的话语衰落，以及除视觉外其他知觉的荒废。视觉的混杂或被复制到诗中：佛堂、女性用品传销机构、天主教堂、药店、火烧铺子等混乱无序地共存，如“盲目的风”，不遵循任何秩序（韩文戈《谈固北大街》）；T恤衫、精品屋、时髦的花伞、香水、Lee牌、Billy牌、Texwood，苹果牌……（李建春《百货大楼》），诗人用罗列铺排的方式模拟商品的展销样态是一种无能为力的表现。
四、“当灯光从内部亮起”
在现当代诗歌中，城市饱受责难，被普遍斥为问题的沼泽地、精神堕落的荒原。现代文明和现代城市确然生产了很多新的问题，带给人各种负面的情绪和感知，对当代诗人而言，书写城市意味着从混乱中求索秩序，在噪声和废墟中抒情，在碎片中拼贴完整。诗人的批判、控诉、感伤，也可以理解为诊断时代、建构自我保护壳的一种方式。不过，我们依然期待当代诗人能够对城市——它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活环境而不是别的什么空间——给予更多生成性的理解和观察，不轻易顺从流行的认知和表述，如此我们或能发现，现代城市同时创造了新的风景形式，贡献了诸多机遇和氛围：比如与环境相得益彰的建筑景观，为个体提供了更多根据兴趣和意愿进行自由选择的机会，在交往中形成礼貌、克制、彼此尊重等新的道德氛围……然而这些优越性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审美观念的偏见，感知经验的匮乏，令新诗中的城市书写长期流于负面化和类型化。新世纪以来，随着诗人审美意识的丰富和深化，现代城市已不再单纯被视作反诗意的废墟。在把城市作为栖居地的诗人眼中，现代器物和日常生活无不可成为诗意风景的来源。
首先，城市器物建构了可被欣赏的现代景观。
在《高楼吟》等诗中，黄灿然罕见地赋予高楼大厦以人性，它们惺惺相惜并庇护着人类：“那些高楼大厦，我爱它们，/它们像人一样忍辱负重，/而且把千万个忍辱负重的人藏在心窝里，/它们比人更接近人，比人更接近天，/比人更接近大自然，但它们像人，/……/它们像人一样，像人一样，/互相挨着互相拥抱互相凝视”；本职为建筑师的曲青春看待城市也饱含温情的积极想象，在一首诗中他将高楼喻为“灯笼石”，将高楼林立想象为“远古巨人的桌凳”，而到了夜晚，“当灯光从内部亮起/这些在虚空中挖出的洞窟/一下子获得了生命 一身的眼睛/替我们认出/纵横交错的歧途”。接着，灯光与楼厦互相成就的亲密关系被互喻为情人缠绵在一起的身体：“我看见我们/缠绕着 无论白天/夜晚/在深处的黑暗中 互为/灯芯”（曲青春《灯笼石》）。城市器物不仅作为现代风景，而且更新了古老主题的修辞表达。
另外，城市日常生活是现代风景的主要来源。
黄灿然在诗集《奇迹集》中用大量笔墨捕捉城市日常生活的诗意和社会风情：
有一天我发现了你，我的小街，
在我去新办公室上班的途中，
遗憾我在这一带住这么久
竟没有早点认识你
——黄灿然《小街》
诗人看待小街的眼光不仅是审美性的，也包含一个居民了解周遭环境的渴望。“我的小街”是一个主体对拥有某物的相信和肯定。诗人历数小街周围和天空的风景：既有“公园里沉默的热带树木”“微微发光的大海”等传统自然风景，也有现代性的“小咖啡馆”，还有“废纸厂”“修车厂”“一些工具”“一身脏衣服”“干脆赤膊的搬运工”和“巴士站排长队的下班者”等日常性景观……这种欣喜的发现需要诗人深入城市生活的内部，细查自己平时忽略的宝藏和他者的馈赠。
再者，城市的人群令人产生特别的安全感。
在诗歌《香江拾缀》中，诗人舒明将自我走进喧闹街市的感受形容为“融入一种鱼与江湖的相忘”，为我们展示了一种罕见的城我相融性；周鱼也在人群中体会到自由隐匿和随意消失的快乐：“我若是一条鱼，这座城对我来说，/就是一片海，也可以救赎我。”(周鱼《在上海》)诗人张翔武在凌晨四点多钟醒来，失眠的他惊奇地发现“窗外时时有车疾驰而过，/真叫人心安，至少这时候/这世上并非我一人没法睡觉”（张翔武《酒醒后打开一本小说集》）。城市的人群成为安顿、救赎自我的大海，汽车噪声成为神奇的安慰剂，提供着温暖的归属感，这些都是蒂博代所言的“只能在大城市里写出来”e的现代性体验。
如果能超越二元对立偏见，心怀理解之同情，城市的器物、树木和人都可以成为风景：
你身外的大千世界也是这样，一片风景，
一块招牌，一棵树，一个公园，甚至一个个人，
也像一行行、一段段死文字，只有当你充满生机，
充满感觉，尤其是当你充满爱的力量，
你才会领悟，并相信我，并像我一样
为一块石头或一个不认识的人落泪。
——黄灿然《相信我》
即便从凡俗的意义上讲，对城市进行艺术化理解也是一种特殊的技能，它使人免于现代性的忧郁和感伤，获得繁星垂照般的幸福和满足：“我凌晨走路回家，在黑暗中，在霓虹灯下，/……/人们正甜睡着，我感到他们的呼吸，/夜空美丽，我感到自己被垂爱着。”（黄灿然《我的世界》）
总之，现代城市有其阴暗面也拥有诸多动人的风景，仅关注前者无助于缓解当代人作为单子的孤独，反而可能使自己错失邂逅诗意的机遇和心情。近年来的一些诗人以其敏锐的感受力和想象力，为我们展示了现代性的审美体验。通过观看、辨认城市景观并赋予它们合宜的显现方式，诗人也对位性地完成了自我身份的建构。
注释
■ a 奥克塔维奥·帕斯：《批评的激情——奥·帕斯谈创作》，赵振江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页。
■ b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资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4页。
■ c 转引自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韩子满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95页。
■ d 理查德·桑内特：《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黄煜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
■ e 蒂博代：《内在世界》，1924年，转引自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56页。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