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界墙
按年代计，《南奔》写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的爱情奇缘；《奇迹之年》写的是世纪末盛行的特异功能叙事；《洄流》写的是2010年代的城镇教育景观；《琥珀》写的是2020年前后的大疫世界。几乎以媒体叙述的方式，东来重构了历史的面目。和完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现实主义代表作相比，东来的历史想象或许更单薄，但并不缺少力量，而更为重要的是，她试图用今时今日的目光来看待历史，以及解构历史。
历史中的人的无奈与失落，这几乎成了东来小说的基调，她从未提出或者暗示此意，此意悄然纠结成漩涡的中心。小说中，我到沙漠深处住了一段时间，这期间遇见了一位神秘男子，阿来。在攀谈之后，我得知阿来会特异功能，可以用眼睛把勺子折弯，还上了很多报纸。2012年12月21日后，阿来的特异功能消失了，他还可以看见人们头顶的颜色，但已经无法目折勺子了，很多会特异功能的人一夜之间也都改变了。阿来的特异功能故事，其实也联系着世纪末的特异功能狂热。那时候，人们相信神迹、预言、巫术，特异功能大行其道，其中很多只是骗子，一转身，这股热潮就退却了，人们抛弃了特异功能。通过这个故事，东来试图告诉我们，更大程度上，是特异功能抛弃了人们，而非相反。热爱特异功能的人们从《人体生命科学》转移到了网络，但他们已经被埋没到历史深处。
东来的小说生涯并不很长，但发展颇为可观。现如今，她已是一位地道的职业作家，以“吾道不孤”为信仰，挂有兼职，以维系在上海的生活。前段时间，东来赴中缅边境，有位年轻人沉迷于观鸟就留在此地。“他随手指了几下，说，那是凤头树燕，那是棕雨燕。成群的燕子在气流中穿梭如箭，那一刻我觉得眼前的年轻人是燕子幻化为人，他的灵其实正飞在天上。”东来写道。生活也好，写作也好，东来都尤为关注当代生活。
关注当代生活，近几年很兴盛。从世界文学史上说，对当代生活的关注，会和新的观念、思潮、流派联系在一起。以中国小说为例，先锋派的盛行不正是社会现实、文化关怀共同促成的结果吗？在文学史的叙事中，先锋派被看作是迟来的现代主义巅峰，或者是文化的祝祷，亦或者是某种文本类型。当然，这些都是先锋派之所以是先锋派的表征，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先锋派的完成和社会的动态保持了某种合作关系。先锋派的社会想象时至今日仍然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一部分。同样的，拉美文学大爆炸一代、第四代作家、“五四”一代也大抵是文学与社会的合作。
不过，新一代的文学却呈现出了不同的一面，他们书写的现实感非常真切，但却不再能被普遍地接受。论者常常归因于作家的文学能力，或者作家缺乏体察时代和生活的素养，又或者是时代不再能够悦纳文学。其实不然。此类对文学的质问并不是孤例，同样的质问指向了其他领域。这个现象汇总在一起就是：现实不再能很好地表征现实。为什么现实不再能很好地表征现实呢？因为并不存在一个必然的、可以言说的主体。这样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变着花样来描述和象征现实，但却无法表达我们自己。
《南奔》以三个爱情故事为我们呈现了如是结果。杨华与胡太后、张叔与简红珠、我与嘉明的三段爱情，短促又低回，此中，真实的爱与情也都压缩到极限，“满腔心事托付给一派假语村言”。正如其中所道：“《南奔》到手，秋日最后的蝉鸣震耳欲聋，我翻开那本本子，扉页已经被撕去，他的名字与那个名动一时的女伶的名字都没了，这个故事，倒成个无主的故事，与具体的人再没有联系，无关张叔和简红珠，甚至无关杨华和胡充华，满纸是不甘与逃避，偶尔蹦出的谶语，映照着他人与自我，过去和未来。由破碎、混乱、平庸、愚蠢、巧合拼构，泥牛入海，翻山跋涉，等不及一个结局，一旦它尘埃落定，便要散开，退去，直至肉身消磨，再也不见。”
学者陈思和曾将文学史看作是共名、无名的交织，共名便是有共同诉求和观念，无名便是异变与多元。在陈思和看来，1990年之后，中国文学再一次进入无名状态，多元发展势所必需。陈思和并没有说这一段无名时期何时结束，新的共名时期何时到来。私以为，新的共名时期已经开始，只不过，它尚没有新的潮流，也并不执着于新的完成，但作为一种基本状态和意识，它显然已十足充分。正如东来的小说所试图道出的，奇迹之年也本没有奇迹，但这何尝不是一种奇迹呢？
可是奇迹如何发生呢？这并非是一个时代问题，毋宁说是一个主体问题。主体问题，尤其是身份问题，或许是东来避免涉足的，但它在今日世界正在变得非常重要且必须。不妨借用迪迪埃·埃里蓬在《回归故里》的一段话：“与萨特在《文字生涯》（Les Mots）中描述的相反，我并不被需要。写作对于我来说不是早已存在于我的玩具和积木塔中的，一种来自未来的召唤，不是在大人们惊愕而慌张的目光中说出早熟的话语，它不是一种在多年之后定会浮出水面的召唤。相反！另一种宿命等待着我：我必须拉回自己的欲望以便它能与我的社会可能性相符。”
（《奇迹之年》东来/著，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