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学芸《乌龙球》：掩映于时间的秩序之后
自然，习惯于舞文弄墨的王云丫，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料想到，这一次，在《乌龙球》里，给她自己惹来祸端的，竟然就是自己一贯擅长的舞文弄墨行为。为了说明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们必须首先把关注的视野推移到二十多年前的1998年，也即那一届世界杯在法国举办的时候。而这，实际上也就成为了小说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
那个时候，王云丫的身份还仅仅只是乡里的一个通讯员，日常工作就是给各家报社撰写以新闻报道为主的稿件。没想到的是，这王云丫，虽然只是一个地位普通的通讯员，有一天却也会被别人求上门来，而且前来求情者，竟然也还是外号为大老张的乡派出所所长。具体来说，大老张希望王云丫能够帮他写一个偷盗案件的新闻报道稿：“‘你写个报道。’他这时才说，‘知道十棵树吧？这里有我朋友，他家进贼了，贼没得手，让他家老的少的给绑了。主要是他妈，都快八十了。’”在实地调查的过程中，王云丫无意间发现了一个明显的破绽。那就是，这位被口口声声强调年龄已经将近八十岁的窑老板翟天赐他妈，看上去就像“六十多的壮年妇女”。从新闻真实性的原则来说，这里肯定潜藏着一定的问题。但由于过于信任大老张（请注意这样一段相关叙事话语的存在：“大老张只比姚明矮一点点，他喜欢拉胡琴，热衷跳舞，女人跟他搭手，就像他拎着个小书包。他在乡政府大院是明星级的人物，有学问，人缘好，人品周正。还有人说他铁面无私，像个黑脸包公。总之我没听到过谁说他不好的话，我有理由相信他。”）的缘故，王云丫最终还是“打了马虎眼”，给一家报纸写了这一偷盗案件的新闻稿。
不仅如此，因为大老张不仅一再催逼，而且还特别强调这个名叫丁淼的小偷有一个当局长的叔叔在试图为他设法开脱的缘故，王云丫还曾经随同大老张一起，为了让这篇新闻稿赶在开庭前发表出来，专门找到这家报纸的责任编辑张小北去送礼，以求打通关节。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有了王云丫关键时刻的如此一种“鼎力相助”，那个名叫翟天赐的窑老板，方才打赢了那一场官司。为了感谢王云丫，大老张曾经专门带着翟天赐上门来感谢她，送给她在当时觉得非常稀罕少见的两条大中华。
事实上，也只有在很多年之后重新回想起来，王云丫才意识到当时窑老板的表现并不是很正常：“老翟的兴奋溢于言表，他还沉浸在打了胜仗的荣耀里。我茫然看着他，不知为什么，很难产生共情心理。”尽管说与小偷相比较，此时的王云丫还是更愿意相信这位窑老板，但他所表现出的那种十足霸气却还是使王云丫对他的印象有了很大的改变：“‘我还治不了他。’老翟轻蔑的一句话，透出十足的霸气。一股凉气又从我脚板底升起，心也像被风吹歪了。他这一面我不熟悉。我只在十棵树见过他，给我的印象是朴实敦厚而木讷，与现在反差很大。”
但或许是因为对大老张仍然有着足够的信任，也或许是因为那两条大中华潜在作祟的缘故，这个时候的王云丫虽然内心里也有过一丝不安，但这不安却像“天空中飞着的羽毛”一样，“根本无处降落。”由这两条大中华牵引出的另外一个关键性情节，就是王云丫曾经的师父丁不村。却原来，原本是一家福利厂工人的王云丫，之所以能够成为乡政府的通讯员，与师父当年对她的大力举荐紧密相关。因此，在拿到贵重的大中华之后，王云丫和丈夫商量的结果，就是把其中的一条去送给师父丁不村。
没想到，却因此而引出了师父与师娘之间的一场不愉快。不愉快的关键原因，是师父和师娘对手下工人所持态度有所不同。丁不村的工厂之所以被命名为福利厂，主要因为他收留了一部分残障人士做员工。用王云丫的说法：“师父办厂不为挣钱，而是为那些残疾人有个饭碗。”由于受外贸形势影响，工厂的经营不够景气，工资就难以保持正常发放，这时候，就会有一些工人耍无赖，甚至还会跑到家里向师父讨要。师父尽管自己也不宽裕，但却会咬着牙把家里的钱拿出来给他们。正是围绕这个问题，师父和师娘发生了冲突。对于他们的冲突，王云丫分别给出了相应的理解。首先是师父：“我知道师父丢不下那些残疾人，十几年在一起，师父对他们有感情。”然后是师娘：“师娘一向凌厉，但不是不讲道理。眼下的师娘有点反常，也许是因为日子太难了，超出了她的承受能力。”
但其实，作家设定如此一种冲突的根本用意，却更是要试图借此而尖锐揭示当下时代类似于埙城福利厂这样的小企业一种艰难的生存处境。
再一个时间节点，就已经到了二十多年之后。这个时候的王云丫，早已经离开了那个乡政府，进入行政局工作。一方面是因为在小区内意外偶遇大老张，另一方面是因为王云丫的母亲因胆囊炎住院，由这两个偶然事件，遂又勾连起了当年的一些往事。王云丫母亲住院，没想到，同一病房的一个情况非常严重的病友，竟然就是当年那个偷盗案件里的“小偷”丁淼。只有到这个时候，王云丫方才彻底搞明白，却原来，自己当年以写新闻稿的方式无意间介入的这一偷盗案件，其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冤假错案。用丁淼姐姐泣不成声的话来说，就是：“年轻的时候因为一些纠纷，让人倒背着手绑了装进麻袋，打得烂蒜一样。那家人歹毒，把人打坏连个说法都不给，那年他才二十一岁……就成了一个废人……”“‘那个老板黑心，不给工钱还诬赖人……’她凑近了我，突然朝墙上指点了下，‘就是她爹……’那是几排护士的美颜照，打头的护士长叫翟小婉。”这就意味着，当年的窑老板他们其实是在“贼喊捉贼”。原本是窑老板欠下了丁淼工钱，没想到，等到丁淼上门讨要工钱的时候，他们不仅拒付，而且还干脆把丁淼诬指为小偷，把他装在麻袋里打成了一个废人。面对如此一种无端的欺辱，不甘心屈服的丁淼他们家，万般无奈之下也只好借助于打官司一途以求讨回公道。没想到，由于王云丫的新闻稿以“打横枪”的方式“鼎力相助”的缘故，丁淼他们家的官司最后也还是被迫以败诉而告终。
这样一来，也才有了窑老板得意洋洋地给王云丫送大中华的那种情形出现。更进一步地，也还牵扯出了王云丫曾经的师父，那位埙城福利厂的厂长丁不村。带有明显巧合意味的一点是，这位丁不村，才是丁淼真正的嫡亲叔叔。不仅如此，通过大老张酒后的一番言辞，我们也还可以进一步了解到，到后来，在城市拆违的过程中，为了保护福利厂，也还发生过那些残疾员工们对抗拆违的过激行动。作家真切关注小企业及其员工命运的主题，就此而得到了更加深入的延展与表达。
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在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后，第一人称叙述者王云丫才会对神秘而吊诡的“命运”大发感慨：“可有啥办法呢，你生来就是主人公，谁也不能改变你命运的走向，不是么？我短暂地想起了‘助纣为虐’这个成语，摇了摇头，晃开了，大老张是知情人，我不是。也许连他也不是。都过去了。无可奈何。真的是无可奈何。只是命运碰巧让我洞悉了真相。不是么？我没想到进小区会碰见大老张，这就是命运。你总能遇见你当遇见的人，毫无办法，你拿命运毫无办法。”
在对所谓“命运”的神秘而吊诡产生真切感受的同时，我们更是可以从中窥探到人性的奥秘。比如，王云丫一开始印象极好的那位大老张，只有伴随着事情真相的水落石出，也才逐渐暴露出了自己人性中不堪的另一面。最起码，在替窑老板摆平所谓“偷盗案件”的过程中，大老张自己到底捞取了多少好处，恐怕就是一件昭然若揭的事实。也因此，才会有马老师对他的这样一种评价生成：“这个人名声很坏。他退休早，也是因为摊上了事，拿人家钱财却没能给人消灾，正好小区发生了械斗，被打发到了这里。”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在大老张的从警生涯中，类似于窑老板这样的事件，到底还会有多少。也因此，才会有王云丫相应感慨的生出：“我在想大老张，他怎么越来越像个谜。年轻的时候见到他，多少崇拜。除了有才华身量高，职位还高。不单我崇拜他，派出所的小警察都对他毕恭毕敬。可要说了解他多少，还真是一点都不了解。”因为不了解，所以我们也只能够以一种推理加猜测的方式去面对这一“谜”一样的人性构成复杂的人物形象了。
同样不容忽视的，也还有身兼第一人称叙述者功能的王云丫自己。正如同意识到自己未必在无意间很可能吃了妹子的“肉”之后的狂人会陷入一种深深的懊悔之中一样，在意识到自己不经意间成为“助纣为虐”的帮凶或者帮闲之后，王云丫也陷入到了深深的懊悔和自责之中：“我心中有大波澜，但我不动声色。黑心、不给工钱、诬赖……我不知用何种面目面对她，我的身体在隐隐发抖。”
从根本上说，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我们方才能够彻底想明白尹学芸到底为什么不仅要把这个中篇小说命名为“乌龙球”，而且还要从1998年法国世界杯揭幕战的那场球写起。却原来，那场巴西对苏格兰的揭幕战中，苏格兰队的博伊德就曾经踢过一个乌龙球：“苏格兰队长亨得利拼命将球从球门线上解围，但回追心切的博伊德没有判断好方向，一下用胸膛把球撞进了自家的球门。”出乎意料地踢了个乌龙球后，“博伊德瞬间石化的表情，简直难以形容，错愕、惶恐、懊丧、绝望、痛不欲生。”某种意义上，王云丫当年以新闻稿“助纣为虐”的行为，也相当于在球场上踢了一个“乌龙球”。就此而言，所有那些属于博伊德的“错愕、惶恐、懊丧、绝望、痛不欲生”，实际上同时也都是属于王云丫的。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