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作品《忘记我》：让我们永远铭记
她利用她的堂兄、当时的民国政府将军钱卓伦早年与民国政府军事顾问、后任二战时期比利时总督的德国法肯豪森将军的特殊关系，先后从德国党卫军的枪口下解救了一百多个比利时人质，战后荣获比利时“国家英雄”的称号，人称“中国的辛德勒”。更为奇特的是，战后法肯豪森因为曾任战时比利时总督被作为比利时头号战犯押上了军事法庭，即将被判处极刑，是钱秀玲又一次挺身而出，顶着各方压力，多方奔走，联络被救的人质，联名呼吁给这位救出许多比利时人的战士以公正的判决，最终获得成功。
在“国家英雄”的颁发仪式上，钱秀玲女士致辞时这样说：“当我有幸在占领国政府首领面前为无辜的人质求情时，我意识到我是在为那些被最可怕的独裁者即将夺走的生命而抗争。”这位老人临终时说的一句话就是“忘记我”。
这样的人应该被永远记住，应该被反复书写。16年前，因为一次难得的机缘，徐风走近了钱秀玲女士，为家乡的这位杰出女性写一部书成了他的夙愿。16年来，徐风遍访钱家的后人、友朋，并赴比利时寻访被钱秀玲营救的人质或他们的后人，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现在，这部作品终于出版了。这是一部徐风献给英雄的书，是作者献给家乡的书，献给中国与世界的书。如果仅仅从文学的角度去讨论它，我觉得太轻了。世界上总是有这样的一些作家，是在为大地、为世界、为人类写作，也总有那样一些书，说它们是文学作品实在过于狭隘，《忘记我》就是。
钱秀玲女士嘱咐人们要忘记她，而我们恰恰要永远铭记她，铭记一切在战争中牺牲的人们，铭记那些为了和平、正义而奉献的人们。所以，如果一定要从文学的角度看《忘记我》，我更愿意将它看作是一部战争文学作品。不能以为那些直接描写战争场面的文学才是战争文学。
其实，在文学创作中，只要作品以战争为背景，只要人物的行动与战争有关，只要叙述的事件只有在战时才能发生，也只有战争才能给予解释，那它就可以被视为战争文学。从广义上说，处在某一具体的战争时空下，人们都是战争的参与者，他们可能是作战人员，但也可能是普通的平民。只有这样理解，我们才会在更广阔的背景下认识战争，才会对战争有更深刻的认识，也才会写出不同凡响的战争文学作品。
文学不是历史，不但要叙述事件，还要刻画人物，不但要交代事件的来龙去脉，更要思考事件背后的逻辑，不但要讲述故事，更要通过故事告诉人们更多的意义、价值与启示。所以，在徐风的笔下，一个边界清晰的事件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下被复杂地展现出来，以1943年为节点，叙述向时间的两端延展开去。时间的前端是从一座古桥的传说开始的，这座古桥承载着的是中华美德，是勤劳、是善良、是一个地方的朴素而古老的仁义文化。再接着是钱家的过去，是一个家族对耕读传家古训的坚守，也是一代乡贤与时俱进，对新文化的接纳和对世界的敞开。
正是因为钱父，钱家兄弟才得以走出国门，才在他们的心中有了世界，有了人类，而家国情怀也在他们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因为年轻，所以钱秀玲才会对新事物充满向往，而本应养在闺中的女子因为少年的闯荡自有了不一样的侠义心肠与勇敢担当。传统、环境、时代以及自身的性格，成就了这些鲜明而富于个性的人物，更为他们的行事作出符合逻辑的解释。所以，作品既在写一段传奇的故事，更在刻画性格独特的人物，这种对人物文化与命运的展示，将无数的偶然变成必然，少一个环节都不行。
《忘记我》没有正面战场的描写，但其紧张与惊心动魄绝不亚于一部通常的战争文学作品。我在其中读到了文化的作用、人性的内蕴、性格的魅力和命运的力量。记住这样的人与故事，就是记住文明的壮举。正如书籍的腰封上一句话所说的：“凡救一人，即救全世界。”这是钱秀玲的信念。秉持这样的信念，就会有善良、有正义，人类与世界就会有永续的和平。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