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人物形象，需要沉潜到生活深处
成功塑造了一个好的人物形象，是对作家很高的评价
新时期初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塑造的人物形象，曾给读者留下深刻的记忆，如王蒙《夜的眼》里的陈杲、张贤亮《绿化树》里的章永磷、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里的女记者、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里的陈信等。当然，最打动人心的还是路遥笔下的高加林，以及后来他在《平凡的世界》里成功塑造的孙少平、孙少安等形象。1985年文学转折之后，人物形象在小说中的地位一路走低，然而莫言《红高粱》里塑造的“我爷爷”“我奶奶”的形象，依然光彩照人。1985年文学转折，对应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历史潮流，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逐步退场，20世纪西方现代派小说成为新宠，它对当代小说的转型发生了深刻影响。受《麦田里的守望者》《在路上》等小说放弃人物塑造观念的影响，一些作家倾向于描写人物的荒诞与变形，“人物几乎没有历史和过去”，甚至于“每一个人物都是主人公因而没有一个专门的主人公”。这种风气一直延续至今，很难说得到有效的扭转。
20世纪90年代后，尤其是新世纪文学以来，我们的小说作品中鲜见有光彩的人物形象。2016年4月，著名作家陈忠实逝世后，舆论评价他成功地塑造了白嘉轩的人物形象。对一个作家来说，这个评价是至高无上的。然而，如果将此作为反思九十年代文学、新世纪文学的一个参照，究竟有多少作家“成功地塑造了某某人物形象”呢？这个事例给当代文学创作敲响了警钟。在新语境下重提“塑造人物”的话题，已变得刻不容缓。
一段时间以来，有点邪恶的主人公形象在小说作品中越来越多。有些作者热衷文学作品的人性恶，竟然发展到毫无禁忌的地步。这些作品过分渲染平民生活的不幸，偏重编造离奇情节，以戾气过重的故事情节吸引读者，虽然短时间内能获得猎奇效果，长此以往，则会失去更多的读者。还有一些作者，以描写日常生活见长。但打开作品，无非是庸庸碌碌的生活图景：早晨起来，在想这一天的日子怎么打发；或是与某人在咖啡馆见面，或独自去博物馆消磨时光。如此种种，主人公皆成为日复一日的小人物。他们的“典型性”，他们与之发生心灵对话的社会条件，在这样近乎无奈的叙事中，已不复存在。这些人物形象，不仅没有历史感，实际也没有真正的现实感。现在有一个说法，社会大众在远离文学。其实更确切地说，是文学正在远离社会大众。
让文学人物接上生活的地气、洋溢时代的朝气
近年有一批青年作家重拾“写实主义”这门传统技艺，以平实的笔法、素朴的语调、感同身受的情怀，讲述普通人的生存处境。不过，相较于新时期初期作品人物形象高度概括性、典型性的特征，大多青年作家仍然过度拘泥于日常生活叙述。人物命运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有些还触及现实的某些本质方面。但总体上，依然缺少一种更能揭示人类普遍处境的大悲欢和大醒悟。回望王蒙《夜的眼》里的陈杲，那个在时代即将出现大转折之际，夜访北京的小人物。北京街上的羊肉串，勾起了他难以忘却的历史记忆；然而刚刚出现的现代生活气息，也在暗示他的离去，原来牵扯的却是无法用语言来叙述的过去生活的风浪。与其说他迷离于街头，不如说他实际上迷离于劈头盖脸涌来的新生活，这是一个更为惊人的事实。
作家永远都不能放弃“揭示生活深度”的职责，他对人生的犀利观察与揭露，他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辨别能力，在今天仍然同样重要。举例来说，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滚滚而来的商业化浪潮，陈忠实却花了整整三年时间，在西安附近的长安、蓝田等地查阅地方志，在夜深人静时刻思索历史之谜、时代之谜。这种严肃面对历史和生活的创作态度，在今天依然是值得提倡的。他想知道的是：“春草夏风秋雨冬雪里的原坡和河川，在我早已司空见惯到毫不在意，现在在我眼里顿然鲜活起来生动起来，乃至陌生起来神秘起来。一个最直接的问题旋在我的心里，且不说太远，在我之前的两代或三代人，在这个原上以怎样的社会秩序生活着？他们和他们的子孙经历过怎样的生活变化中的喜悦和灾难？”与其他作家不同，陈忠实按照一个作家的独特理解，去重建他心目中的历史生活。于是，在他笔下便涌现出了白嘉轩、鹿兆鹏、鹿兆海、白灵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某种意义上，与其说作家在刻画他的人物，不如说他是在重建自己精神世界的基础上，来想象性地刻画这些人物的。
不能用今昔之变，将文学的历史分为两块，简单地认为“过去”的生活不能“重返”。今天人物塑造的低谷，恰恰可能是由于人为隔断了与过去历史的联系，没有将丰富的文学遗产作为一面反省创作的镜子来看待。
针对当代青年作家创作存在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当前文学人物普遍存在的扁平化、平庸化现象，重提“小说还是要塑造人物形象”这个老生常谈的观点有特定的现实意义。塑造好的人物形象，还是要沉潜到生活深处，探寻现实人物身上蕴含的先进性与时代性，再通过艺术构思与审美锻造，让文学人物接上生活的地气、洋溢时代的朝气。
（作者：程旸 单位：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