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困难的写作，兼及超级现实主义小说的可能（下）
在《花腔》《应物兄》，叙事者首先是一个具有反思能力的人。
以《应物兄》为例，“大学”是通向我们时代的一个微小切口，知识界或者大学生活自然是《应物兄》着力书写的内容。作为一部秉持了现实主义精神的长篇小说，《应物兄》对于围绕着“太和”儒学研究院各方面的博弈以及沉渣泛起，坚守了现实主义的批判立场，但就像《应物兄》封面的星空图所示，《应物兄》在“大学”这个脉络上最大的贡献是对现代大学图谱的绘制以及大学精神的打捞和确证。《花腔》和《应物兄》共享着同一个中国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图谱。如果我们粗略地划分下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代际，从晚清民初到改革开放时代，大概有四代和历史转型相关的知识分子群体，可以参照下面表格：（钟山君：表格获取方式见文末留言）
（1）程济世，1940年代随父亲程会贤离开济州去往海外。
（2）1990年代，郏象愚从香港赴美，改名敬修己。还应包括内地致仕的栾庭玉、葛道宏和邓林，经商的季宗慈以及海外的谭淳、陆空谷等。
《花腔》和《应物兄》是将小说人物嵌入到不同的知识分子谱系和群体，并以“小说家言”勾连小说人物和历史人物的关联性，以“佯史”制造“伪史”的小说。我说的“伪史”不完全等同于“稗史”。“稗史”可能会有以“小历史”、“野史”和“民间史”等等跻身历史叙述的诉求，而“伪史”则是文学意义的“小说”。
基于内在历史逻辑，《应物兄》是《花腔》的续写，《花腔》是《应物兄》的前史，而闻一多和葛任是《花腔》和《应物兄》的交接之处。肯定是李洱的有意，历史人物闻一多和小说人物葛任都出生于1899年，他们互为镜像，亦形影相生。所以，与其去考证葛任是谁，不如遵从小说的叙事逻辑，将葛任视作一个革命者某一阶段的同路人和精神盟友。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进入小说的历史人物，李洱基本认同已有的共识评价，不作深入的文学拓殖。换句话说，一定意义上，这些历史人物在小说中只是符号，他们有时提示小说的时间和背景，有时也标识小说人物在中国近现代的立场、阶层和精神谱系，比如《应物兄》清理出来的梁启超→闻一多→姚鼐→芸娘→应物兄。芸娘虽然只做过应物兄的辅导员，但事实上却是应物兄的精神导师。因而，作为儒学研究者，他既不同于他的老师乔木，也不同于海外新儒学的程济世。
按照精神代际逐个分析下来，李洱对晚清民初这代知识分子最是无感，或者说，这一代人，《花腔》和《应物兄》只是想做一个或近或远的知识和精神布景而已。因其远且隔，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和邹容的人物形象基本不出历史教科书。而葛任和宗布或许因为本来就是小说人物，李洱自然无需缩手缩脚，宗布继承了康有为的显微镜，在《花腔》最显赫的行状就是诱惑隔代少女胡冰莹，以至于使得胡冰莹陷身于情欲，自比“浮在污水的睡莲”。宗布虽然没有将胡冰莹视作“饮食中的茶芽乳猪”，但经历了康梁变法的失败，如小说中黄济州《半生缘》所写“南海先生则逃至美国使馆，静静翻阅儒家的经典《春秋》”，宗布则和“美艳迷人”的胡冰莹同居，“他并非爱她，他爱的是他往昔的痛苦、失去的青春，而她便是映照他痛苦与青春的铜镜”。可以作为一个回应的是《应物兄》写到程济世和谭淳关于谭嗣同的论争，谭淳说：“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逃跑了，跑得比兔子都快。康有为跑的时候还带着小妾，日后更是声色犬马。唯有谭嗣同谢绝了日本友人的安排，坚拒出走。这其实是佛陀式的割肉喂鹰，投身饲虎。”《花腔》写革命，不写革命上升的天梯，而是革命的暗影，以及革命失败的颓废。它的现代原型是晚清的康梁变法。也并不都是如此，留日归来的葛存道则开辟了另一条道路，他选择做公共图书馆和收集邹容的著作，虽然最后被暗杀。中国近现代革命源头的复杂性从《花腔》迁延到《应物兄》则是谭淳为谭嗣同的辩诬。
“五四一代”其实是可以细分出新文化倡导的老一代和受新文化滋养的年轻一代，前者出生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后者则生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但无论是老一代还是新一代，都要承受时代之变——二十年代初的“五四”退潮和二十年代中后期的革命转向。葛任的选择是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道路之一，他们三四十年代去往瑞金，去往延安。当然，不只是像葛任这样向左转一条道路，闻一多先书斋后街头也是一条道路。《花腔》关注的不是“五四”退潮之后的这次知识分子分化，而是他们选择革命，成为革命者之后，葛任如何成为“葛任（个人）”？葛任从青埂峰到白云河，到阿尔巴特街……再退回大荒山，是一条回归之路。李洱曾经在2015年的一次演讲里自陈《花腔》和《红楼梦》的关联性：“贾宝玉长大之后，如果他活在二十世纪，进入了革命的年代，那么他很可能就是葛任。换句话说，葛任就是革命者贾宝玉。”而且李洱当时也透露一部正在写的长篇小说也是这个主题系列之上的：“事实上，我正在写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也跟这个主题有某种关系，只是它更为复杂，以致我常常怀疑我是不是有能力完成它。”（14）无疑，正在写的一部小说就是《应物兄》。而且，可以肯定2015年《应物兄》的主题结构已经完成，可以作为佐证的是李洱在2014年第5期《莽原》发表的中篇小说《从何说起呢？》。对读《从何说起呢？》和《应物兄》，前者就是后者的一部分内容。那么，问题是，谁是《应物兄》的“贾宝玉”？芸娘？文德能？郏象愚（敬修己）？应物兄？还是李洱把自己放在其中的整个这一代知识分子？
姚鼐、乔木、张子房和何为是济州大学最早的四位博导，双林则是“两弹”院士，兰大师也是一代戏曲艺术大师，“五七干校一代”是承前启后的一代，如小说所揭示的他们经由芸娘和姚鼐接续的是闻一多，是西南联大，是“五四”新文化，是中国现代的起点，是梁启超。毫不意外，《应物兄》写这一代知识分子对知识和信仰的自持和坚守。富有意味的是，程济世这个“五七干校一代”的同时代人、儒学的海外旁枝却在改革开放时代成为官、学、商等各种权力争夺的焦点。小说里乔木说：“儒学正吃香。”而我们要追问的是儒学哪一部分吃香？这吃香的儒学如何在当代被转换发生变异？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所谓吃香的儒学是应物兄被书商季宗慈改造过的大众传媒化的儒学；再有就是有“海外帝师”、“程三统”之称的程济世的海外儒学。小说中芸娘的一句话隐含着对程济世的态度和评说：“听说在国际儒学界呼风唤雨的程济世，要在济州安营扎寨？”这句话虽然语带讥讽，但李洱对程济世这样的海外中国研究者并不是简单的臧否，而是尽可能地展开程济世儒学的运作范式，尤其是程济世和“子贡”黄兴的勾连合璧，以及在中国内地的扩张路线图值得反思。和姚鼐、乔木这些治中国学问的学者不同，程济世是跨国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学者，他们学术影响力在内地被放大，以至于溢出学术场域，从“太和”到“太投”。程济世做的是中国学问无疑，但同样是中国学问，官员追随乔木止于练习书法（也许称为写字更恰当？），而程济世则被地方官员奉为神灵，小到培育济哥，大到恢复其故址旧居。黄兴大张程济世的旗号先行到达济州，一个博士生专门为他饲养白马，为他烧头香让其他企业让路。不只是济州，程济世在内地北大演讲，清华拜访，可见芸娘说的“呼风唤雨”所言非虚。无论中西学问，唯海外马首是瞻。即便李洱可能已经疏远大学学术生态已久，所写大学众生难说全部及物无隔，但其对中国当下学术等级有精准洞察。跨国资本主义的学术地图，其实也存在着学术的殖民和被殖民。
尤可深思的是，这样的结果究竟是不是程济世的本意和初衷？小说第32节应物兄将早逝的文德能和程济世做比较，认为：“如果文德能不死，文德能或许会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程济世先生；一个是因为信，而成为儒学大师；一个是因为疑，而成为另一种中国式的西学大师。他们一个信中不疑，一个疑中有信。”小说里，程济世念兹在兹的是故乡的少年记忆，是园子，是皂角树，是二胡，是济哥，是灯儿，是二胡，是仁德丸子，亦见程济世有他的乡愁和赤子之心。至于所有的这一切则演化为一场轰轰烈烈的城区改造运动和商业利益分配，是时势使然，是中国特色使然，也是他身边的“子贡”嚣张高调使然。
小说的第86节“芸娘”是理解《应物兄》的一个关节点，涉及到儒学的现代性问题。芸娘和应物兄讨论中国之变和中国人之变，在此背景展开儒学的现代化和当代转型。应物兄认为中外治儒学学问的学者并无多大分歧。这不能仅仅理解为程济世是应物兄的老师，应该是大致客观的评价。乔木不是酸儒腐儒，程济世也不是。除了儒学，《应物兄》旁涉多种中国知识，从儒道释到山、医、命、相、卜等，都在当代中国大张言说的空间且并行不悖。《应物兄》第86节借芸娘之口伸张叙述者，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作李洱个人的文化态度，小说写道：
芸娘认为，以“杀蠹的芸香”自喻，透露了闻一多先生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方法：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校勘、辨伪、辑佚和训释，闻一多先生对浩繁的中国古代典籍，进行了正本清源、去伪存真、汰劣选优的工作，在传统文化研究中引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启的思想成果。他虽然是在古代文献里游泳，但他不是作为鱼而游泳，而是作为鱼雷而游泳的。他虽然是夹在典籍中的一瓣芸香，但他不是做香草书签的，而是来做杀虫剂的。芸娘这篇论文完成于1985年，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象征了一代学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和情绪。而她之所以给自己取了“芸娘”这个笔名，就与闻先生这段话有关。
无论作者和叙述者怎样和小说保持间离，也无论作者和叙述者的声音藏匿得多隐蔽，在小说里总是有迹可循的，何况李洱乐于在小说论辩和评说，不时露出自己的身段和声腔，比如，可以肯定李洱对应物兄是充满着爱与怜惜的，整部小说只有应物兄不断被置换成“我们的应物兄”；比如对芸娘和文德能也注入了比别人更多的爱与善意；比如从时间上，小说心向往之的是“五四”新文化，至少也是1980年代。1983年，应物兄大学二年级。有意思的是，这一年也正是李洱大学读书的元年。李洱就读的华东师范大学“文艺二流子”（毛尖语）云集，弥漫着1980年代中国大学的波西米亚浪漫和激情。李泽厚的讲座，乔姗姗和郏象愚的私奔和逃亡，文德能家客厅的沙龙等等。姚鼐上课说：“闻先生之死，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事件，现代中国与中国传统和西方的对话，暂时搁浅了。”那么，1980年代是不是可以看作重回闻先生未竟事业的航道？有意味的是，和《花腔》强调革命时代的个人不同，《应物兄》强调1980年代是“一代人”。小说写文德能笔记是“一代人生命的注脚”。应物兄和芸娘谈到去世的海陆说：“一代人正在撤离现场。”这里，芸娘是否预言着自己将要逝去的生命，和小说最后遭遇车祸生死未卜的应物兄？这些文德能客厅1980年代聚会的参与者，纷纷在他们生命最好的年华离世。而有意味的是他们的父辈乔木也说：“我们这代人，终于要走完了，要给你们挪地方。”两代人同时撤离现场，这巨大的空旷留给谁呢？《应物兄》整部小说其表是李洱所批评的浮世绘式的世界，但内植的是和19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时代等长的一代人的精神史诗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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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物兄》的写作存在着两个时间，一个是小说内部的叙事时间；一个是后记提及的整部小说的写作时间。写正在行进的当代中国，且写作时间延宕十数年，这对写作者获得恰当的当代的世界观和控制小说的结构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要知道《应物兄》完成的这十数年，恰恰是中国当代社会，是中国和世界关系发生了巨大变革的时期。那么，我认为这些年李洱《应物兄》期待的瓜熟蒂落一直处于将至未至，一方面固然因为此去经年李洱个人生活的大动荡；另一方面，李洱未曾言明的是，《应物兄》关注的时代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对于这个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李洱有着自己的研判，亦即前现代时期中国和知识分子的处境，如李洱所言：“任何一个从二十世纪走出来的中国人，只要他是一个有历史感的人，他都拥有三种不同的经验：一种是社会主义经验，一种是市场化的经验，还有一种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深深卷入全球化之后所获得的全球化的经验。”（15）李洱把这三种经验描述称“更新迭代”，但往往可能这三种经验不是“迭代”而是“叠加”，这种经验“叠加”是话语的权力，也是权力的话语，造成了一种“混杂的现代性”。而且现代性，就像李洱从诗人帕斯那里获得启示，“现代性不在我们之外，而在我们内部。”这种内部的、个人的、知识分子的现代性，使得我们“仍然有一种可以称为传统的痛苦，比如贫困、暴力、愚昧、压抑”，李洱认为“不妨把这样一种痛苦称为‘重’的痛苦”。除了“重”的痛苦之外，还有米兰·昆德拉所谓“无法承受之轻”的痛苦，“那就是在中国长达百年的乌托邦梦想破灭之后知识分子灵魂的空虚，以及由于现代技术对人的统治带来的无力感，以及被压抑的欲望获得释放之后的困乏状态。”知识分子，包括李洱这样的作家，更多的时候，“就在这两种痛苦之间徘徊，并为此发出悲鸣”。（16）但悲鸣或者挽歌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李洱提出经由知识分子心智的成熟通向语言和文体的解决之道：“对这一代写作者来说，写作的过程其实应该是精神生长的过程。”这意味推动写作的动力机制“不单单是天赋、才华、经历、心灵的受伤后的补偿”，而是“一个成熟的知识分子对内心世界的省悟、把握、追问”，“心智的成熟，从个人性写作出来，使得我们的语言在寻求现代性的旅途中扎根”。（17）因而，李洱对这个流动不居时代的把握和理解，不断进入到正在不断生长的小说中间，《应物兄》必须面对流动，以语言和结构凝定。恰恰因为对李洱而言，曾经未知穷期的写作过程，使得《应物兄》延展了李洱观察的时间长度，进而使得《应物兄》成为一部以如此长度的“长篇小说”处理当代生活的经典范例。毕竟，长篇小说，尤其是像《应物兄》这样包含了巨大的社会和思想容量的长篇小说，和迅疾地到达当代生活现场的其他文学样式完全不是一回事，它考验着作家对当代生活的萃取能力，也考验着一个作家如何将当下编织进一个恰如其分的历史逻辑，并在向未来无限绵延的时间接受检验。需要澄清和识别的是《花腔》不是掉书袋，《应物兄》也不应该仅仅被认为是写近几十年知识界状态的所谓“智性小说”。极端者甚至为李洱的小说“知识”所困，或者迷恋李洱小说的“知识”，而忽视《花腔》《应物兄》所关切的大问题。《花腔》《应物兄》是有着大的问题意识的小说。一言以蔽之，在《花腔》是革命时代的个人如何成为可能？在《应物兄》则是行进的中国如何成为“在世界中”的中国？事实上，《花腔》的个人回忆录式的“知识”和不同政治利益集团操控的媒体“知识”之间的缝隙恰恰是去蔽和澄清的照亮，而《应物兄》所要反思的一个重要方面恰恰是每个人携带着各自知识和信念在一个变革的时代如何“应物”，无论道与器，中学与西学，还是创办儒学研究院，哪怕是华学明养济哥，只有顺应当下和当世的“知识”才能成为当代的“知识”。《应物兄》写当代三十年中国，却有着中国现代的起点。而他们正在撤离和填充、持守和异变，“应物兄”们能不能担当起父兄辈们撤离的现场？如果“应物兄”们也正在撤离和异变，谁能堪此重任？明乎这条精神线索，《应物兄》将“应物兄”们和他们的父兄辈们安放在他们的当代，也是正在行进的中国。
应该注意到李洱《应物兄》和它同时代长篇小说生产的关系。这是一个长篇叙事作品的产能和产量都充分扩张的时代，也是长篇小说概念被滥用和写作难度降低的时代，尤其是网络新媒体和资本结盟之后。2003年前后，李洱构思《应物兄》之时正好是近百年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未有之大变数时代的来临时刻。资本介入到网络文学生产，直接导致动辄几百万字也不鲜见的“长的叙事文学”被大量地生产出来。请注意，长的叙事文学不一定就是文体意义上的长篇小说。我们观察这二十年网络长叙事文学，能够称得上秩序谨严的长篇小说其实不多。而另一方面，长篇小说的写作、发表和出版也越来越容易。当此时刻，我们要思量的是像《应物兄》这样的时代史诗性的长篇小说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如果有存在的价值，一个作家该要有怎样的耐心、定性和洞悉力去结构这样的长篇小说？事实上，新中国七十年，哪怕是改革开放的这四十年，都在召唤着巨大型的史诗性的长篇小说。《应物兄》在此刻出现，无疑再次确立长篇小说文体对历史和现实的强大综合和概括能力的民族史诗和时代文体的意义。《应物兄》对汉语长篇小说而言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放在史诗性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历史谱系，《应物兄》的审美拓进是多方面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定型应该是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以茅盾的《子夜》、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老舍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李劼人的《死水微澜》、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萧红的《呼兰河传》等为代表奠定了现代汉语长篇小说的“正典”型范和气象，也铺展了汉语长篇小说拓荒期的多样性。《应物兄》是同《子夜》宏大和精确社会分析的现实主义一脉的，但不同的是李洱个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写作的起点是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深化和现代主义汲取相互激发的文学黄金时代。如果从这个文学谱系看，《应物兄》是1980年代改革开放文学在新的时代的收获。《应物兄》发表和出版后，对于《应物兄》征用和收编庞杂知识，以及它的叙事结构、语言等等因小说题材、人物等和中国传统文学的隐秘沟通，论者也多从中国传统寻找的阐释资源，认为《应物兄》借鉴了“经史子集”的叙事方式。但即便如此，我们应该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小说发展的角度充分认识，《应物兄》应该在1980年代“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阐释视域来锚定它的文学史坐标。《应物兄》叙事的先锋性应该被充分澄清和识别出来。事实上，对现代主义的开放和接纳正是改革开放时代现实主义文学深化的重要成果。
李洱对长篇小说传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一次演讲中说过：“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无论是你写出西方式的现代派小说和后现代派小说，还是中国的《红楼梦》式的小说，对于当下中国的写作而言，对于中国当下的现实而言，都是一种‘非法’的小说。这是因为中国的现实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社会现实已经与1919年以前中国有了相当大的差异，同时它也与西方的社会现实有着的差异。中国作家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叙事方式，以应对目前中国复杂的社会状况。”（18）那么，怎样才算“合法”于当下中国现实的长篇小说？什么才是李洱期待视野的长篇小说？李洱思考的起点是卡尔维诺和张大春意义的“百科全书”。关于“百科全书”，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写到过：“现代小说是一部百科全书，一种求知方法，尤其是世界上各种事体，人物和事体之间的一种关系网。”（19）而张大春则认为开放式的百科全书“毕集雄辩，低吟，谵语，谎言于一炉而治之”。（20）从《遗忘》《午后的诗学》到《花腔》《应物兄》，李洱在寻求一种小说，“能够重建小说与现实的联系，在小说的内部，应该充满各种对话关系，它是个人经验的质疑，也是个人经验的颂赞。”作为这一寻求的最后结果《应物兄》，将当代浮世绘中国的碎片以“超文本”方式建构成庞然的小说世界。《应物兄》有庞然的集成能力。你可以说这个当代中国怎么会只是一个儒学的当代转型？又怎么能够是仅仅把大学想象成十字街头和象牙塔的对冲？但关键问题是，以儒学研究院和程济世的还乡搅动了整个济州政治、经济和文化。客观地说，《应物兄》小说的人物并无复杂的性格，也几乎没有各自的成长性。李洱更关心的是不同的人在整个当代中国的站位、关系和对话。缘此，人和人结缔为一个斑斓驳杂、生机充盈的活的行进的变化的中国。这个各色人等的中国有过往、当代和未来，有它的生长和展开，有着爱与创痛，希望和未来。所谓“应物”，无论是“应物无方”（《庄子》），还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史记》）。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应物随心，尊重顺应事物。《应物兄》以行进变革的长篇小说为行进变革的当代中国赋予新意，并发明形式。和对现实的巨大集成能力一样，《应物兄》对中外小说资源也有着巨大的吞吐集成能力。《应物兄》是否意味着一种超级现实主义小说的可能？仅仅是如此集成，也许还不够称作超级现实主义小说。李洱曾经提及过“午后的写作”，在他看来，“悲观与虚无，极权与暴力，在午后的阳光下，不仅仅是反对的对象，也是分析的对象。一旦分析起来，就可以发现成人精神世界中充满着复杂、更多维的东西。”（21）“超级”，意味着超出一般浮光掠影的感受、经验和判断；意味着一种对现实的敏感和洞悉力；意味着自觉到困难却能独立思想并在世界文学背景展开反思性写作——从个人性写作出来，使得我们的语言在寻求现代性的旅途中扎根，其基本前提是写作者自身作为知识分子的心智成熟，是像文德能那样的“杰出的阐幽者”，也是像芸娘本着现象学的“自知”和王阳明的“良知”通约性对“虚己应物，恕而后行”的定义：“面向事物本身。”（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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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4）李洱：《贾宝玉长大以后怎么办？》，《扬子江评论》2016年第6期。
（15）李洱：《小说与当下生活》，参见李洱：《问答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373页。
（16）李洱：《传媒时代的小说》，参见李洱：《问答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401-404页。
（17）（21）李洱：《写作的诫命》，《作家》1997年第5期。
（18）李洱：《作家与传统》，参见李洱：《问答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379-380页。
（19）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杨德友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3-74页。
（20）张大春：《小说稗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9页。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