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凤群《大江》：小乡土中的大悲壮
在这部以家族故事抒写乡土变迁的作品里，作者显然带着自己“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心绪，乃至不愿回首又不能忘怀的复杂情感。因之在她的笔下，一桩桩故事如泣如诉，日常中时见异常；一个个人物如歌如哭，平实中时见乖戾。可以说，作品是以一个吴姓家族的繁衍与生存的漫长又冗琐的故事，吟唱了一曲江南水乡农家与农人骚动与裂变的挽歌，这也可以说是写出了小乡土中蕴含的大悲壮。
无边的饥饿与扭曲的亲情，是这部作品给人最为浓烈也最为深刻的印象。作品里的吴家，从吴四章记事时候起，就与饥饿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正是由于乡民“跑反”和缺吃少穿，长大成人的吴四章才得以娶到随父逃难的马兰英；而嫁给了他的马兰英，因迫于生存和并无真爱，与他结婚之后一直磕磕绊绊，两夫妻在搭帮过日子的生涯里，从未让吴家得到安生，彼此也视若仇敌。这种亦亲亦敌的另类关系，与饥饿一起不断蔓延，及至吴四章死后，唯一活下来的小儿子吴家富娶妻生子，马兰英又与儿媳史桂花较上了劲，其中的过节仍然是“发霉的米”与背后的惜粮与悭吝。在那个“好日子就是馅饼”的年代里，“对粮食的喜爱和关注就成了马兰英生活的重中之重”。婆婆藏粮、惜粮，媳妇找粮、争粮，女婿田会计偷粮、送粮，儿子、侄女盼吃、盼喝，义子、义孙蹭吃、蹭拿，怎样求得温饱，以使生命延续，成为了吴家几代人日常生活的主旋律。儿子娶妻，女儿嫁人，乃至个人的自信与威望，家族的尊严与口碑，都无不与有粮无粮，粮多粮少息息相关。
吴姓一个家族之间，夫妻不爱，母子不和，爷孙不睦，亲戚不亲，也都祸起于饥饿，源自于粮食。俗话说“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但在李凤群的笔下，“饥寒起盗心”可能还不算什么，要命的是它还严重地损伤感情，扭曲亲情。可以说，当代文学中描写饥饿的小说比比皆是，从“饥饿的女儿”，到“狗日的粮食”数不胜数，但像李凤群这样，深入到亲情关系的内部与人性构成的内里，刮骨割髓般地寻绎其深重戕害与深远影响，并有力地揭示出创深巨痛的肌理烈度的，委实并不多见。因此，就描写饥饿而言，这部作品也理应在当代小说之林占居自己的一席之地。
如果说饥饿的困扰与亲情的扭曲，构成了作品的大背景与总基调的话，那么作品还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通过吴四章和马兰英，吴家富和吴家义，吴保国和吴革美三代人在不同时段的不同追求，写出了乡土的渐变与乡民的躁动，总体上勾勒出了当代乡土中国亦喜亦忧的历史演变进程。
吴四章和马兰英所处的六十、七十年代，因为“革命”重于“生产”，天灾人祸频仍，粮食问题始终是吴姓家族维持生命和继续生存的绝大威胁。因之，吴四章和马兰英就格外地看重脚下的土地，更为注重实实在在地务农。所以，他们不仅用他们的想法主导自己，而且用他们的观念约制子女。如果说吴四章和马兰英这一代主要是“守成”的话，那么吴家富和吴家义所属身的八十年代，因为内外因素的作用，在吃、穿、用上都有了新的想往，基于改变现状的想法，都尝试着走出去用贩木头等方式挣取外快，并在历经艰险之后小有所获，而他们走出这一步，不仅要使自己鼓起很大的勇气，而且还需跨过吴四章和马兰英的反对关，并使自己背上“不安分”“胡折腾”的骂名。而到了吴保国、大龙和吴革美的第三代人，他们索性把眼光盯在了外边，把目标定在了城里，并通过打工、考学、做生意等方式，使自己真正走出江心洲，完全脱离农民的已有身份。从第一代农人的“守成”，到第二代农人的“折腾”，再到第三代农人的“出走”，作品真切描述出来的，是三代农人各各不同的人生追求的三部曲，而这种追求的背后，则是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不断演进的浓重身影。但作者并没有对这样的发展走向给予简单地鼓呼，她经由吴文炒股使吴保国几近破产，吴革美想带姑姑进程反使姑姑不适应等意料之外的事态变故，既写出了农民离乡进城的种种代价，又写出了当下农村变化带来的某些不伦不类。这不只是客观情形的复杂难辨，显然还有作者反思当下农村现实的深切担忧。而写出这样一点，便使作品有了让人思忖与咀嚼的余韵。
李凤群在《大江》的描写里，把她以前潜藏的艺术特点也表露得相当充分。比如，以生活化的细节描画人物的不同个性，使每一个角色都以事实来说话，以故事显性情，读来兴味盎然又鲜活生动；还有就是叙事语言的夹叙夹议，有臧有否，或感慨，或感喟，都有感性与理性的内在交融构成的妙韵，读来既深中肯綮，又兴会淋漓。
经由这部《大江》，李凤群向读者亮出了她在小说写作上的另一把刷子，又一种可能。而这种内在才情的再开生面，应该比小说本身更重要，因为它意味着她今后的小说创作的多样发展与更大前景。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