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街道走向世界
今年初，她的第三部小说集《小花旦》(上海三联书店/理想国）出版，收录了《小花旦》《去大润发》《黑鱼的故事》《清水落大雨》《痴子》《潮间带》6个中短篇作品。带着老社区和老街坊给她的眼睛，她的视线和脚步都延伸到了更远的地方。用她自己的话说：“我不再是那个从社区里来的小朋友了。我走出了社区的庇护，走出了自己那个文学世界里‘上一代’的庇护，我完全作为一个成年人在观察着，生活着。”于是，她的写作和人物一起，呈现出了新的面容。
■ 走出街道的街道英雄
在小说集《街道江湖》首篇《小官的故事》里，王占黑说：“大约五六年前，我列了一个‘街道英雄’清单，计划要把小区里各路人马写一遍，剃头店师傅，杂货店老板娘，水果摊贩，彩票店主，送牛奶的，卖鸭脖的，闲人和酒鬼，还有几只出色的狗。”老社区空间内，形形色色的小人物从未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也正是这份日常还原了生活本身的样貌和体态，那种近乎于原始的生命力在老社区日趋没落的历史时刻显示出其内在的韧性。于是，小人物成为“英雄”。
而当排在作者写作列表第一位的“剃头店师傅”，成为《小花旦》的主人公时，却不得不面临着走出街道的命运。小花旦曾是小区里的红人，一爿剃头小店常常人满为患，和母亲相依为命，和邻里说说笑笑，寻常日子充满了温馨。当母亲死去，他被兄长们赶出老屋和小店，终于去到更大的世界。但这个更大的世界，对于他来讲，是拥有了更为广阔的天地，还是被挤压进了一个更为逼仄的空间，却是值得审视的。去到上海的小花旦，不再做剃头生意，他游走于混乱破旧的城市边缘，去性别少数群体聚集的场所，去做偏僻小店的舞者，极少谈钱的他也有了吞吞吐吐四处借钱的时刻。当初那个鲜活明亮的小花旦失去了原有的生气，变得不再体面，甚至面孔模糊。他也努力地想要通过抓住一些什么东西而重建自我，却发现往往事与愿违。只有当他重新拿起那套剃头工具时，他才会恢复到当初那个神采奕奕的自己。
就像《黑鱼的故事》中的大黑鱼，遭遇下岗，按照妻子的决定做水产生意得以发家致富，搬离老旧宿舍，住上高档楼房。但也正是这时，随着供货娘舅死去，水产生意日渐冷清，他的婚姻也出现了裂隙。只有当他回到曾经居住的老小区，和老邻居一番谈天说地后，他感到自己重新获得了力量。
在这些曾经的街道英雄身上，我们看到一种混杂的矛盾。小花旦本身就是一种“旧的人”，无论着装、环境与生活方式如何变化，他身上都散发着被老社区所浸染的气息。大黑鱼从不会杀鱼到手艺娴熟，靠的是车间老师傅教他的“像处理零件一样处理鱼”的方法，即使自家生意风生水起，他依然木讷，不会招呼生意。他们也在不断地向前走，却又与这个更加快进的世界格格不入，成了落在时代或者说命运缝隙中的人。就像小花旦热衷寻找的海宝一样，在上海世博会前后，海宝是人人追捧的吉祥物，随着世博会渐成记忆，海宝也渐成被遗忘在角落的褪色标识。小花旦寻找海宝，毋宁说也是在寻找真实的自己。
在这样的叙事中，老街道、老社区不仅像在《街道江湖》中那样，是一种生活场域的描述与限定，而成为了烙印在他们身上的定语。英雄，只有当他们在街道中时才是英雄，走出街道，英雄不再。
作者并未流露出惋惜或是别的情绪。或许，不做英雄又有什么关系呢？就如《痴子》中写到的在城市角落中蜗居的三个中年残疾人，在老街的报刊亭，在大桥的桥洞中，在即将拆迁的老屋里，他们从不是“英雄”，甚至可以说是“反英雄”，却保有着可爱的性格和可贵的真心，即使不被爱，却依然能够去爱。又如《潮间带》中的妙华，独自养育孩子却从不自怨自艾，一再错爱仍能全情投入，即使刚刚经历感情失败也能迅速回到当下的生活，即使不断受伤，仍不失对生活的热爱。
作者始终抱有一种信心：城市空间无时无刻不再发生着始料未及的变化，空间转换赋予人物以全新的可能，人和世界都在自在生长，这便是最好的状态。
■ 走进小说的小说作者
与成名作《空响炮》和《街道江湖》的客观叙事不同，作者不再隐匿于所书写的故事和空间之外，第一人称叙事者“我”开始正式走进小说中，成为小说故事的一部分。作者本身有了全新的身份和体认，书写也随之出现了新的变化。她是观察者，也是被观察者；她是讲述者，也是被讲述者。
在《小花旦》中，在小花旦的故事之外，是“我”和小花旦的故事。在老社区特定的氛围中，“我”和小花旦构成了一种只有在这种氛围中才会产生的关系：没有血缘关系，却深度介入彼此的生活。这种关系牢固到彼此陪伴有如亲人，却又脆弱到一旦被时空扯远就很容易断掉。这种关系和老街一样，最终只能变成身上的一个挥之不去的印记。
《去大润发》的开头，直接写了“我”——一个年轻教师被家长刁难愤而出走的场景，这或许正来源于职业为中学教师的作者王占黑自身的生活观察抑或是经历。“我”毕业不久，有过几次令人唏嘘的感情经历，质疑工作和生活的意义。当“我”为错过了最后一班公交而在车站迁怒于公交站牌和打车软件，同样等车的黑T男子成为了“我”的观察者。他看到了“我”的不安与焦躁，带“我”乘坐大润发超市免费班车，与“我”一起逛超市唤醒儿时的记忆。在曾经风靡而今过气的城郊超市中，在对“看似不久的很久以前”生活的追忆中，“我”逃离了当下生活的一地鸡毛，时间单位失灵了。“我”通过认识他人、回忆过去得以重新认识自我、识别当下，作者也在人物和文本的帮助下，像是曾经笔下的人物一般，成为了自己的观察者。
这其中内含着一种从向外看到向内寻的转变。作者不再把自己剥离出自己创造的小说世界，而是试探着把自己放置进去，将自己也作为观察对象，剖析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在《潮间带》中，甚至以男性第一人称的视角在讲述故事。作者不再是躲在幕后那个略显小心翼翼的观察者和倾听者，她愿意并主动地将自己展示出来，这显示出作者作为小说创作者不断拓展触角的尝试，包含了观照外部世界与内心自我的自觉，同时也展示出一种逐渐变得从容、舒展和松弛的写作状态。在更开阔的城市空间里，在更丰富的文本空间内，作者与人物对话，也和自己对话。
从《空响炮》到《小花旦》，作者的写作空间在拓展，叙事技巧更加丰富和多元，语言的拿捏更加精准，包括从单纯的观察者变成观察与被观察的二元复合，都流露出了作者内在的自信，肯让更多的东西进入到自己的文本中。她说：“如果以前更多是直觉式的记录和表达，现在我大概知道写小说是怎么一回事了。”这是一种从直觉式的表达到有意识的创作的转变，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作者确认：“创作才真正成为属于他自己内心的一件事情。”
■ 走向远方的都市青年
《清水落大雨》的主人公李清水30余岁，她从小城走向大城，工作和生活却充满了压力、繁杂和琐碎；她从原生家庭走向婚姻，却在与新婚丈夫的冷战和拉锯中做着困兽之斗；她想要摆脱母亲，却在母亲死后发现曾经讨厌的母亲的一切特质包括疾病全部回到了自己身上。这种生活如同上海的天气，黏黏腻腻，有种难以言说的不痛快却又无法逃脱，是一种“令人主动蜷缩的窒息感”。清水的丈夫与清水初识时怀揣周游世界的梦想，时常能从公文包里拿出不同的地图来，落笔勾画，眼神发亮。可后来，他残存的热爱方式只剩下看旅游频道。“也许人人过了三十都是会变的”，清水这样想，作者这样写。
清水的生活，似乎就是《去大润发》中“我”生活的加长版注脚。这样的夜，陌生个体短暂交心，“我”说：“瞬时保存浪漫。这样的交心最好放到瞬时去看，放长远了，恐怕又会回到那些不可逃避的痛苦里去。”黑T男子说，比起没依托，没自由才可怕，可他却在内心深处揣着对童年、母亲和家的绵长记忆，念念不忘；清水渴望逃离家，逃离母亲，却在大城市的高架上看着万家灯火，感到一种身在城市之外的恐惧，长久不散。
在这些故事中，我们看到一个与大众传媒所描摹的或是刻板印象所固化的都不同的青年群体：他们自由，却又因种种牵绊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他们叛逆，却又在内心深处渴望着回归；他们个性，却又不可避免地在日复一日的庸常生活中被磨平了棱角——他们年轻，却也不再年轻。
作者是90后，家乡在嘉兴，考入上海，毕业后留在上海工作。在今天的社会中，有着相似经历的青年并不在少数，比如作为读者的我。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常能恰如其分地感受到一份心有戚戚。书中那些和我们差不多的年轻人，都如作者所说，“过量服用当代生活碎片，渐渐体会到都市人的空虚，孤独，和偶尔闪光的连接”。我们却硬是要在空虚中四处突围，在孤独中找寻意义，在偶尔闪光的连接中试图抓住和描摹出未来的种种可能。
这样的我们常被贴上各种标签，但作者却用不疾不徐、不轻不重的语言缓缓说着，不是我们生性一定要如何，这几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家庭和社会在眼前晃动，我们背负自己的过去，也踏着上一代人的影子朝前”。走在这样的时空轴线上，我们被时代推着、催促着，在爷叔和姆妈们还未意识到的时候，迎来了属于我们的成熟时刻，也走向未知的更大的世界。
《小花旦》的所有篇目都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无论是时间跨度十几年的小花旦的故事，还是清水婚姻生活的困局断面，作者都没有给出一个稳定的收束。作者随着人物不断走，从社区走向城市，从外部走向内心，一直走向更远的地方。人物不曾停留，作者也不曾停留，这也许就是作者所期待的“在平凡又有些痛苦的生活里创造出能量”，并在变动不居中“拥有纯粹且强健的快乐”。生活永在继续，只有在路上，才有更多的可能。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