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集”之中见人生
《嘈嘈切切错杂弹》是老师莫砺锋和师母陶友红的合著文集，其中还间杂师姐莫杞的“少作”。此书出版时，适值我受业门下。一天下午，老师交与我一个大号牛皮纸信封，里面按照时间先后整整齐齐地装着师母在《扬子晚报》发表的旧文，嘱我录入电脑，并不忘笑着提醒：“这些可都是‘孤本’，弄丢了就没有了！”师母的这些文章后来与老师的散文，以及老师旅美、韩、台期间的家书一同收入了这本“家集”。
作为弟子，老师与师母在我眼中是“尊严而惮”的师长，平日里端严谨重、静穆少言。在授学、谈话时，老师总是单刀直入，点到为止，偶尔开起独到的“莫氏幽默”式玩笑，也神色不动。师母蔼如可亲，言谈爽朗干脆，同样“吉人之辞寡”，每逢我们去老师家中开读书会，师母总是出来打声招呼，便去屋内回避，间歇时端来茶点给每人分食，又兀自离开，大概是担心我们紧张拘束。然而这本文集中的他们，与我平日印象里反差颇大。
第一辑“大弦嘈嘈”收录了老师数十年来怀人忆往、记事抒感、学术笔札、访古游记等多种类型的散文。这些文章大部分已发表，但是通过“家集”这样一种形式结集在一起，就好比从单声部变成多音部，平添了许多立体丰富的意趣。《羌村行》记其与师母访鄜州少陵故居，在羌村的夕阳下恍惚间穿越回《北征》诗的情境。《初谒稼轩墓》记其借开会之机赶赴稼轩墓园，在稼轩像前与辛公饱含深情地对话。这些游记、随笔与老师以严谨平实著称的学术论文相比，想象浪漫，情感炽烈，凸显出学者的一片诗心与性情。《硅谷窥园记》写其与师母赴美探亲在后园“多识草木鸟兽之名”的趣事，《暗香浮动月黄昏》记二人访明孝陵腊梅的雅兴，《访戴不遇记》叙与弟子在岭南“擅闯私宅”之行。他在这些日常记事中收起了师者的严肃面庞，仅仅是一位热爱生活的老翁，将丰富细腻的内心款款道来。
第二辑“小弦切切”中的师母散文，同样情真意切、妙趣横生。这些记忆碎片贯穿其从少年到老年的各个人生阶段，也留下了半世纪以来新中国的不同时代印记。《国庆忆游行》回忆上世纪60年代初她亲身参与的两次国庆游行，《曾经的山芋》记下乡插队全村人一齐吃山芋的情景，《黑夜旧事》回忆作民办教师时买电池的曲折。这些记事往往是由平凡的生活小物勾起怀想，牵扯出记忆深处的往事，字里行间流露着感时之叹。几篇写人作品亦刻画入微，《怀念金磊》念好友金磊在师母被抄家时挺身而出、不离不弃的深情，《“及时雨”玛琳》记老师出国访学时几番周人之急的联络人玛琳。《香港看赛马》《台湾恒春自由行》《在美国吃外国馆子》《美国校车很拉风》等游记着眼独特，趣味盎然，这些出游经历多与老师重合，而二人写作的选题、取材不甚相同，既有互补，又枝叶相连。
第三辑“错杂弹”中老师旅美、韩、台期间与师母、师姐的往还家书，是此书最具吸引力的一部分。这些书信首次付梓面世，我们也第一次看到他们在家庭相处中的“私语”。这三段访学时期横跨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及新世纪，恰好覆盖他们从新婚到爱女长成、事业成熟的中年时光，书信内容遍及异域见闻、事业进展、子女教育、双亲赡养、家庭经营等各个层面。整书读毕，顿觉三辑所见，并非简单叠加的合集，实是相互交融、共塑而成的立体人生。
可以看出，这本书的定位，与老师此前的著作都有所不同，这本书中的老师与师母，是在学术著作中读不到的、在平常的师生相处中也很难看到的一面。如果说老师的学术著作是对学问的“言传”，那么这本家集传达出的，则是关于人生的“身教”。
如今，距离此书出版已经两年过去了。这两年中，我博士毕业，步入工作岗位，身份与环境都发生很大变化。由于工作原因，与先生两地分居，聚少离多。时事纷纭，身如飘萍，每当我独自身处异乡，陷入“君问归期未有期”的思念，或是面对接踵而来的家庭、事业难题束手无策时，总会不禁想，那时远隔重洋的老师与师母，是否也曾有过相似的烦恼？值此之际，再次翻开此书，方由衷体会到他们的两种“不言之教”。
一是爱的经营与维系。在老师旅美期间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电话尚未普及，只在单位中配备。异国相隔的他们，通一次电话要提前月余传书约定才能实现。因此，书信是他们互通消息的主要方式。这样的情况到老师旅韩、台期间的九十年代和新世纪有所好转，那时家中已安装电话，后来又兴起电子邮件，然而他们依然保留着在“前信息时代”形成的书写习惯，定期通过长篇书信来分享生活、倾诉思念。原来，书信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更是维系感情、经营家庭的重要方式。他们在书信中毫不掩饰地表达想念：“我就是想你，古人云‘千里共婵娟’，可我们连这点都无法实现，我这里‘池月渐东上’，你那里‘初日照高林’，我们离得实在太远了，再想你念你，也只能是想你念你而已，无奈得使人发狠。”（《致莫砺锋之七》，1987年1月9日）也在不可自拔的思念漩涡中，理性提醒对方树立自我的独立人格：“你怎么能那么苦闷、压抑？你当年的‘英风豪气’都到哪儿去了？难道女人就只是男人的附庸而没有她独立的价值吗？”（《致陶友红之十三》，1987年2月15日）他们在书信中不厌其烦地分享琐细的生活经验：“到市场买肉，先要巡视一周，挑选一处质量最好的，凡有白色筋或颗粒的千万别买，看准了先问价，再按你所需量的70%叫他砍。”（《致陶友红莫杞之五》1996年11月4日）从中亦可看出，菜场经验如此娴熟的老师，平日断是家务劳动的积极参与者。他们更经常通过书信商讨女儿教育、赡养老人等家庭事务。这厚厚三叠的“恋人絮语”背后，反映出的是他们出于爱，而对彼此最大限度的耐心与坦诚，以及对家庭不遗余力的投入与维护。
很多人从这些家书中读出了“史料”的意味。诚然，信中对异国风情、日常起居、衣食冷暖乃至油盐物价的细致记录，确实具史料价值，但是在书信写作之初，这些记录恐怕并未被赋予“诗史”的责任，也未有公开于世的意图，它们唯一的书写对象，就是爱人、家人。当这些“私语”经由出版变成“公言”，从而产生了超越个体的时代价值时，正是“爱”所带来的附加值。
二是朴实而坚定的人生态度。老师与师母都是“77级”大学生，老师还是新中国首位文学博士。作为十年动荡后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生，“77级”在高等教育史上具有传奇性。他们在年少时期经历时代风暴，废学十年，重新高考，个中甘苦非当今青年所能想象。老师在“77级”中还有一个特殊点，他是1966届高中生，即高考废除那一年，他恰逢高三。接受了完整的中学教育，培养了热忱的大学理想，却在人生拐点突逢变局，他对时代与命运的体会，深刻、透彻。他在2003年出版的回忆录《浮生琐忆》中，记录了自己十年知青生涯里躬耕陇亩、痛失至亲的经历。就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与惨痛遭际中，他依然不辍学业，想尽一切办法自学、读书。正是这超乎寻常的坚韧与毅力，使他在改革开放后接连抓住升学机遇。
值得一提的是，老师每有新书出版，都会照例为每位弟子签赠，然而这本书，想必在每位莫门弟子的书架上，都是最为特别的签赠本。其特别之处不仅在于是由老师与师母两位作者联合签赠，更在于其题上款所书，是弟子及其爱人两位受赠对象。拿到书的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这是老师在学问之外，与师母一同赠与我们的另一份人生礼物。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