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像》：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塑像
对于很多人来说，“马骏”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为此小说在“引子”中特意引用了其塑像底座上的一段文字：“马骏(1895-1928)，男，又名马天安，字遹泉，号淮台。回族，吉林省宁安县(今属黑龙江省)人。1912年考入吉林省立一中。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家和领导者之一，中国革命的先驱人物，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第一批入党的回族党员……”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骏身份的特殊性，他不仅是我们党的早期领导者之一，也是第一批入党的回族党员，这对于同样是回族的作者金伟信来说，无疑具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
小说的正文从马骏的狱中生活开始，以他三次入狱为主要线索，为我们展现了马骏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与斗争生活。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山东镇守使马良残酷镇压群众，破坏济南的“回民救国后援会”等爱国团体，杀害了爱国回族领袖马云亭等，并抓捕大批学生，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济南惨案”。8月26日，天津各界联合会公推马骏赴京请愿，被京津请愿学生推为总指挥。马骏率领四千多人在天安门请愿，要求惩办马良和释放第一次请愿的代表，结果也遭到逮捕。
这是马骏第一次入狱，小说在开头以想象的笔触还原了那个历史画面：“那个高个子军警用钥匙稀里哗啦打开铁栅门，回手使劲儿推了一把他面前的小伙子，嘴里不耐烦地嘟囔一句什么。那个小伙子还没有任何准备，被这么一推，身子前倾过去，左肩胛撞在铁门立框的栏杆上，一阵咣啷啷的潮湿的声音像水流似的，漫过阴暗悠长的甬廊。小伙子捂着肩膀，干脆站在那儿不走了。正是他的那个左肩胛，刚刚在天安门的门洞里被军警的木棍打过，现在经这么一撞，剧烈疼痛起来。”此处的描述很有层次，有声音、有色彩、有疼痛感，一下就将我们带入到那个生动的历史场景中。随后小说讲述了马骏与监狱老看守老蔡的密切关系，通过老蔡勾连起了义和团运动、护国战争等爱国运动，也为后面老蔡为他通风报信埋下伏笔；又通过马骏的回忆讲述了他在吉林的成长经历，他回乡与青梅竹马的杨秀蓉结婚的过程，通过他与新来的狱友许锡仁的关系展现了他在五四运动中的巨大影响，这段关系也为他将来的人生突变伏下了暗线。
小说用比较长的篇幅描述了马骏在南开中学的活动、演讲与影响。他在刚进南开时代表新生所作的演讲中，就谈道：“我们身上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挽救我们的国家，唤醒我们的人民，这就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决不能指望他人，我愿与诸君共同努力”，“那时张伯苓校长就坐在前排，在向他微微颔首。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他们等他讲完站起来起劲儿地给他鼓掌”；他和周恩来等排演新戏《一元钱》，“想到自己和恩来还像正儿八经的演员那样演过不少学生新剧目，他忍不住笑了一下”。“那次在天津河北公园的空地上，上百人聚拢，看他们演那个《一元钱》。恩来男扮女装饰演的村妇‘孙慧娟’，获得了满场的喝彩。”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天津学生积极响应，“1919年5月的一个黄昏，有一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在天津南开学校‘敬业乐群会’的小礼堂里集会，讨论组织天津学生临时联合会的建议和请愿活动计划。”
在反对马良残酷镇压爱国群众的运动中，也涉及到了民族问题，小说中写道：“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来到了绿瓦青砖古色古香的天津清真北寺。……马骏接着说：‘乡佬们，我们都是有良知的人，爱国是我们的本分。山东亡矣，国家的命运处在风雨飘摇的时期，无论汉、蒙、回、藏，还是满族、苗族，都有变成亡国奴的危险。中国是回民的祖国，大家自觉的时候到了。我们要为自己的祖国去联合各民族爱国同胞，反对军阀政府，严惩凶手，严惩卖国贼！’这些民众都站起身来了，都举着胳臂高喊着：‘严惩马良……严惩卖国贼！’”在这里，清晰地展现了马骏的民族意识，他不仅认同回族的身份，更认同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
小说通过对马骏的营救，以周恩来联结起了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等党的早期领导人以及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等进步团体，充分显示了社会进步的气象。在出狱之后，马骏也因“昔日孙悟空大闹天宫，今日马骏大闹天安门”而获得了一个绰号——“马天安”。1919年9月，马骏和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等二十多位男女青年成立了革命团体——“觉悟社”，马骏的代号是29号，化名“念久”。1920年，他回天津参加抵制日货的斗争，再次被捕入狱。
这是马骏第二次入狱，“马骏躺在低矮的木床上，也竟自想到，自己离上次被捕，还不到半年啊。难道警察厅的监狱，就是给这些爱国的学生准备的吗？家里人一旦知道了，会为自己承受多少担心和痛苦啊。他们现在的境况是什么样、自己的事情，他们迟早是会知道的啊。”敌人试图以亲情感化马骏，他们千里迢迢找来马骏的父亲马喜贵，但没想到竟然起了相反的作用，听了儿子一番话后，“马喜贵望着儿子挺起的胸膛、飘然的胡须、英光四射的眼睛，自己也被感动得掉下泪来。他擦了擦老泪纵横的双眼，坚定地说：‘孩子，你妈……没白养你这个儿子！’马骏紧紧握着父亲的手，激动地叫了一声：‘父亲！’”——真是英雄的父亲，英雄的儿子！不仅令敌人徒唤奈何，也让读者为之动容。经过艰苦的斗争，到7月17日，北洋军阀政府的审判庭不得不宣布“所有被告，于今日予以开释”，出狱的马骏受到青年学生与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
出狱之后，马骏积极参与觉悟社的编辑工作，参加陶然亭与李大钊等人的聚会，“在门额挂有‘陶然’二字匾的亭子和曲廊里，李大钊身穿长袍，手摇竹扇，同邓中夏、刘清扬、周恩来、马骏、郭隆真、邓颖超等一些男女青年，代表京津两地的进步团体，各方取道至此如约聚会。”正是在这次聚会上，“邓中夏说，‘方才，李大钊主任讲到的要确立共同的、明确的主义，即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众人重复着说。‘对，共产主义！’李大钊站起身，大声地接下去说，‘我希望你们带动更多的青年学生，到全国各地，同工农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因为20世纪的中国革命，必定是滔滔滚滚的群众运动！在这个伟大的变革运动中，共产主义思想将成为最核心、最有力的指导思想！’”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党的早期宣传工作的生动场景，也能感受到共产主义对一代青年的吸引力。
1921年7月，马骏在天津入党，成为天津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之一，“1921年岁末的一个清晨，在哈尔滨火车站，身穿灰布棉长衫的马骏走出站台。他的脸已略显瘦削，这跟他在火车厢里一夜没有合眼也是有些关系的。他这次回来，可不是回家省亲的，他已经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是受着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派遣回到东北来开展党的地下革命工作的。”在哈尔滨，马骏组织“救国唤醒团”，开展反帝爱国宣传。他在宁安建立了吉林省第一个党小组，是东北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1925年“五卅运动”时，他联合社会各界组织了“吉林沪案后援会”并任会长。同年10月，他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马骏回国，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负责重建和恢复北京市各级党的组织。1927年12月，由于叛徒出卖，马骏第三次被捕。
小说中描写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进来的是两个便衣特务，随后十余名警察一下子冲进屋子里来了。一个领头儿的问：‘谁是马骏？’‘我是。’马骏说。那个人愣了一下，说：‘还真是你。大胡子，跑不了了。共产党的市委副书记吧？跟我们走吧。’”更令人惊异的是叛徒，“进来一个人，大家回过头望过去，是他们的熟人许锡仁。他的脸色很不好，很白，很难看。马骏立刻知道他是叛变了。外面人有什么事儿把那个警察叫出去了。马骏走到许锡仁前面，低声却是狠狠地问：‘你是怕死啊，还是怕打？’‘怕打……’许锡仁站在那里怯生生地说。”在狱中，马骏拒绝了张作霖高官厚禄的诱惑，受尽敌人的严刑拷打，于1928年2月15日英勇就义，年仅33岁。在小说的“尾声”中，写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五四爱国运动”的浮雕，“一群男女青年学生举着废除卖国密约的旗帜，慷慨激昂地来到天安门前。人群高处，一个穿长袍、长胡须的年轻人正在向围着他的群众演说。”一个老妇人“伸手摸了摸那个‘长胡须的年轻人’的脸，回过头时已经看见她老泪纵横了。”
整部小说以马骏的革命历程与狱中生活为线索，展现了他从五四学生领袖转变为党的早期领导人，在反革命政变中被军阀张作霖杀害的过程，而马骏作为回族党员的特殊性在作品中也得到了显现，可以说填补了这方面的题材空白。在文学史的脉络中，以知识青年为主人公的有巴金的《家》、柔石的《二月》、杨沫的《青春之歌》等，但《家》和《二月》并没有涉及实际的革命进程，《青春之歌》所写的是1935年“一二·九”运动学生的经历，晚于马骏所生活的时代；在描写革命者的小说中，蒋光慈的《短裤党》描写1927年党的干部杨直夫等组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过程，法国作家马尔罗的《人的状况》同样描写1927年的上海工人起义，与马骏牺牲的时间几乎相同；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写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夕的狱中斗争；陈忠实的《白鹿原》中鹿兆鹏的经历与马骏有相似之处，但他被纳入了家族史的框架中叙述，并非小说的主角。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中，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尚未发现有主人公能与马骏的人生光彩相媲美者。即使从党史上来说，兼具五四学生领袖、党的早期领导人以及少数民族身份的人，也是极为少见的。金伟信的《塑像》以马骏为主人公，可以说别具慧眼，为我们打开了一片新天地。但另一方面，或许是资料有限，或许是对革命者的崇敬，作者并没有将马骏纳入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进行更丰富的精神挖掘，只突出了其作为革命者的一面，这也让小说留下了些许遗憾。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