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验与旁证：从亲历者到时空体
“间离”的延伸与漫游的“装置”
德国戏剧家贝尔托·布莱希特在《简述产生陌生化效果的表演艺术新技巧》中阐释了一种“间离效果”，“日常生活中的和周围的事件、人物，在我们看来是自然的，因为那是司空见惯了的。这种改变家喻户晓的、‘理所当然的’和从来不受怀疑的事件的常态的技巧，已经得到了科学的严密论证，艺术没有理由不接受这种永远有益的态度。”从诸多意义上，周恺在小说集《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中呈现的正是这种“间离效果”的延伸。在压卷的《不可饶恕的查沃狮》中，周恺运用日记的形式缔结小说，但日记时间并不等同于故事时间，而是反将故事割裂，小说里用来写日记的那个笔记本，其篇幅空间被周恺并置为叙事时间——“笔记本快用完了，还能写十天，也许七八天。”“我得放下笔，去欣赏最后的美景了。”至此形成的时间向空间的转换，日记写完的瞬间既是小说叙事的终止、整本书的完成式，那些无数空间叠加出的种种时刻，既是瞬间，更是谱系，与日记中穿插的悬置段落里的叙述主体和他者，共同搁置起未知的留白。在谈到《不可饶恕的查沃狮》和《刺青》时，周恺说：“一个自我放逐的少年‘四月十八日’的日记，他为什么会这么想，前后文其实有交代……一个刺青师……算是个属于未来的诗人，他把作品刺在人身上，惟有所有的人皮拼凑到一起，方能见到作品的全貌，实际上就只有解构，重构是永远无法达成的，所以他会列这么多的‘反义词’出来。”周恺或许早已觉察出生活的本来逻辑，它天然地遭受切割与分裂，这种与其说是“反阅读”，更不如说是“反故事”的创作方法，正是对颠倒、错落乃至混乱的生活逻辑的真实呈现，以便更为清醒地凝视，发读者以深省。从这一点上，又不得不将周恺的写作置于这“现实一种”和无边的现实主义中去审视。
周恺的写作秉承沈从文、李劼人和先锋作家等的风格影响又对其有着熟练的化用，撇开语言层面精致的粗犷及其方言属性，以及类似于“叙事圈套”“元叙事”的技法，周恺亦将个人经验直接暴露于故事的某些情节中以消弭“真实”与“虚构”的界限。但更为本然和重要乃至使周恺的写作在青年写作中具有典型性的，是周恺的小说就这么问世了，继而受到广泛关注，周恺作为一种青年写作现象，实证着写作的锐气和小说又可以这么写。好读好懂与否的问题退居其次，最重要的是写作动机与写作方法，“我索性不再考虑发表的可能，尽自己想写的写。”“写到《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时，阅读趣味转向了外国作家，美国的、拉美的和欧洲的，他们的小说有更强的文体意识，这时候，我才在他们的带动下，去想‘小说’是什么？”《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这部小说集之所以得以成立，不在于它像《苔》一样把地方性的一段历史传递了出去，使多数读者眼里的“异乡异土”成为“我乡我土”，而在于它自身整体成为了一个阅读的“装置”，不在于它究竟传达了什么意思，装置本身或者说载体的搭建，比其所承载的意义更为关键。
小说集《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的叙事语言和人物对话基本上以简单、直白和精准为要，并不过多着意于繁复生动的语言描摹和曲折细腻的情节铺陈，周恺仅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紧密、刻意的建构，从而在文本形态上展示为一种绵延、散漫的审美张力。诗歌、对白、日记、词条、摘录，以及文学现场、期刊、活动的介入，还有“一九八四年的集体自杀”和“孤独者文学运动”的发明等，都是周恺对自身文学观念和写作理念的致意与指涉。十个作品中的大多数都可以作一分为二式的分析，一部分是确有情节、符合逻辑的故事性叙事，另一部分则是模糊叙述者身份的意识流动和思考审视——类比于美国新批评代表人物兰色姆的两个分析诗歌的著名概念：构架(structure)与肌质(texture)，前者是结构性、逻辑性的，用以负载后者，后者肌质则是非逻辑的、不可转述的，但它构成诗歌真正重要的肌理、精华和本质——在小说集《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中，情节构架恰好相对次要，却尤为关键地承载了间离、散漫、非逻辑性的肌理和本质。在这种“间离”的延伸与漫游的“装置”中，我们有必要通过周恺的叙事动力和构成因素去再次查验情节、人物和叙事上的诸多特征，周恺到底想要跟读者说什么、传递怎样的思想，以及周恺的写作意义，甚至是这种写作在当代文化中可能生发的意义。
叙事动力：查验与旁证
《苔》将四川方言引入四川地方书写，展现了叙事技巧上的娴熟和处理特殊时代背景的能力，方言化为小说提供着更多的艺术特色、阐释可能和话语空间，但掌故俚语所造成的阅读障碍也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长篇小说的文本表达和主题上的确定意义。这在小说集《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中则得到了有效避免，小说集既写琐碎日常中的饮食男女，也有对宏大历史中的碎片打捞，文化、革命、宗教、政治等叠加交错，其中同样不乏地方特色与方言写作，题材选择和叙事上不断冲破藩篱，尽管通读之下不免有作家的自我重复和方言的雅俗之辨等问题，但以十个文本形成的“装置”整体，自如且自然地，将日常处于时代洪流中的普通群体的思想漫游与作家私人记忆的追索进行了呈现，对多数读者而言有着陌生感的方言和地方性，则正好适时地满足了阅读“装置”对流动性和跳跃性的艺术需求。
对历史、文化的复杂见解，对现实生活的基本看法，观念的散乱对比和无序碰撞，人生行进过程中的阐释，以及面对当下、置身于某种秩序中的态度等，均在小说中被有意遮蔽起明确的浅表逻辑，它们有的甚至还不具备面孔或清晰的意象，却在周恺的生活轨迹中似有来处。“那阵子，我处境很是糟糕，白天去电台上班，念稿子念得磕磕巴巴，总是被投诉，晚上又在家写着这么一帮无望的人，几乎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而且更可怕的是，我对这样的困境有种暧昧的迷恋，好几次，我站在窗边上抽烟，脑子里想的就是《杂种春天》里写的那句话，‘想翻出去，摔成一堆肉泥。’有好多人处在那样的困境中，可能就真翻出去了，我没翻出去，现在想来，可能还是因为庸俗，在那种对困境的暧昧的迷恋底下还是藏着对好生活的惦记。”——这些遭遇在小说里多少都有些体现。与小说集同名的《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写小说家因习惯于推演自身未来，以至于每有超出预料的事，都会被小说家排除在生活之外，叙述者“我”亦跻身被排除之列，而小说家的遗稿终结于死后一年；《失踪》里的谷岸，《伪装》里的柳兆武，《刺青》里的“我”以及《苔》里的税相臣，均是渴求庄子的“无待”价值并真正反求诸己从而获得大自在和大自由的人，但他们在他者眼里却无一例外地陷入了困境，这种“自我”与“他者”的存在主义式的倒挂判断，是“他人即地狱”的又一重日常——我们既是自我，也是他者；既是自我的自我，也是自我的他者；我们所追寻的，也是不必拥有的。
除了这种精神祈向，周恺在小说集中特别观照了诗歌和诗人，并用些许罪案的阴影笼罩其纯粹，借以表达某种文化观和生活哲学，隐约指向在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教益、参考抑或是倡导。但作家的创作意图和所期望抵达的阅读效果总是有所偏差，周恺已经意识到“存在于学科中的知识，对创作者而言是有副作用的”，这对于实验性和先锋性写作，对于高度风格化的、非线性的主观叙述文本尤为明显。小说集中的十个作品往往是，每写下一个近似现实主义的段落，即会另起或在稍远处宕开，写毫不相干的其他。一旦浅显的阅读逻辑缺失，读者在碎片化中丧失确定性，惶恐感和晦涩感便会侵害阅读体验。
“装置”的时空体糅合了一般现实主义、革命历史题材、文化审美趣味、隐匿的暴力与性别的权力，结合私人经验与社会观察，去凝练、穿透那庞大无形的现代生活。这里不得不提示周恺笔下关于“性”的片段，这恐怕是男性叙事秩序下最坚固的堡垒，作为压迫、控制女性的最隐蔽的方式，女性在不同时代、以不同方式所遭受的损害，与她们在现实和历史中必须认知的身份之间有着意味深长的对照——这并非历史、政治、道德、革命等小说集所涉概念中的某一个就可以解释的，也旁证了唯有拥有女性生命体验和感受的女性书写，才能面对自己从不曾进入的历史、发出自己早该发出的声音——这当然是另一个话题。
亲身实践对传统小说理念的突围，将历史、政治、文学传统融会，在文体形式和文本形态上兼收并蓄，形成周恺小说集的审美张力和象征寓意，使阅读主体获得解读小说的极大的能动性，但也导致了修辞价值和小说文本的意义增殖——我们似乎已经看到脱离具体文本而走向一种不言自明之空洞的倾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周恺的写作在长期的理论跋涉中，在思想渊源和精神路径中，在当下，特别提示出了对写作本身的关注之外，必须把“阅读”作为重要的方法，警惕从理论到理论的意义增殖。在并不缺乏学术成果和建构方法的当下，我们对小说的阅读、审美和接受，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引入作品的创作背景和前理解，在阅后的自我沉淀中怎样生发出真正值得体悟和交流的文本意义，已经成为更为重要的课题。作家所处时代与其内心世界和小说创作之间存在的那种通约，作家在创作之前对读者的想象，以及读者以阅读为方法获得到访的特权，去与作家面对、思考同样的问题。那么，我们想成为怎样的读者？我们能成为怎样的读者？我们真正拥有什么？当被问及有关读者的话题时，周恺这样答道：“我很期待读者，而且很期待那些文字工作之外的读者，可惜的是，我到现在都没几个这样的读者，我希望今后能有。”交流的渴望贯穿于小说写作的全过程，正是在阅读与接受中，作家才能透过文本在精神层面上呼唤读者，促成处于不断交互中的当代文化建构，而我们也期待着周恺的下一个叙事空间、另一种写作风格和又一次的自我逾越。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