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地文化的生命赞歌——评达真长篇小说《命定》
一、藏地人物的文化因果
《命定》采用双线并行的写作方式，以康巴青年贡布、土尔吉的人生经历为线索，分别刻画了贡布和土尔吉在藏地的所见所闻，共同记录了康巴青年一步步走向抗日战场的故事。贡布是传统意义上的康巴汉子，土尔吉是格鲁巴教的喇嘛，两人截然不同的身份境遇因仇杀命运联系到一起，开始一场“异乡”并肩前行的旅程。达真以藏地极具代表性的两类人物形象为基准，塑造了个性鲜明又复杂的康巴男子。人物的个性特征契合藏地文化蕴含的精神气质，所做出的“命定”选择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藏地文化因素。
藏民族文化坚韧顽强、不服输的特点通过贡布的行为表现出来。“卡颇热”（意即为了面子也要给自己争口气）在小说中反复提及，关联着康巴人的命运。“卓科部落的男人和康巴男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在为面子而活着”，因为“卡颇热”，贡布给自己的部落带来荣誉，也带来了麻烦。协多马草原收羊毛期间，贡布邂逅并爱上了美丽的女子雍金玛，而雍金玛已经与杜吉定下了婚约，一场为争夺女人的搏杀在草原上演。贡布徒手夺刀“杀”刀，康巴男儿的血性，争强好胜的品性让贡布完成了令人惊叹的征服——雍金玛和黑马雪上飞。贡布不满好友意西尼玛没有夺得马术比赛第一，在速度比赛中立誓挽回丢失的面子，他和龙灯部落的尼麦同时抵达终点，表现出的英雄的气概获得部落牧民的称赞。然而发令员嘎多出于私心宣布尼麦获胜，贡布在一怒之下杀死了嘎多，不得不远走他乡。与粗犷豪放的贡布不同，土尔吉性格内敛沉静，藏地人民面对人生转折时的自我坚强，随遇而安的胸襟气度通过土尔吉的内心体现出来。土尔吉自幼成为一名喇嘛，母亲的缺席，仓央嘉措情诗的热爱，生命的原始悸动等因素让他对于女性充满遐想，欧珠头人女儿贡觉措的出现诱使土尔吉触犯淫戒沦为草原上永远抬不起头的扎洛（藏地对犯淫喇嘛的蔑称），受到寺庙的鞭挞驱逐。虽然明知是某些喇嘛忌恨自己趁机报复，但他并未心怀怨怼，而是选择自我接受，洞彻一切后仍能达观前行，“所谓的尊严、面子那是跟云端的彩虹没有两样的奇幻虚空而已，尊严、面子，土尔吉从此跟这些说再见了！”颜面扫地的他注定无法在草原上生存，只能怀着愧疚离开。
贡布和土尔吉两个触犯藏地“禁忌”的有罪之人离开了故乡，藏地文化依然影响着他们的命定选择。从藏地出走的带有文化印记的二人在战场上的所作所为都可追溯至藏地文化本身。首先，藏地文化形成的各自性格特征让贡布和土尔吉选择了不同的方向。康巴汉子贡布在滇缅战场上冲锋陷阵，英勇作战，“必须杀死更多的日本鬼子才能获得更多的钱，有更多的钱才更有面子重返故乡”。曾经当过喇嘛的土尔吉无法克服佛教切忌杀生的观念，成为一名医疗兵救死扶伤。两人共同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身为藏人的荣誉感让贡布和土尔吉在抗战中坚守本心勇往直前。其次，藏地文化传统具有的民族情怀使得藏人依照自我的命定轨迹实现了从普通人到抗日英雄的转变。达真在《后记》中写道“中国是各民族组成的大家庭，这是命中注定的，就像本书的主人公义无反顾地走向抗日战场那样，是命中注定的。”土尔吉对于抗战的最初印象始于与寺庙刘大爷的一段对话，经历在采金场倾听抗日宣讲团宣讲，参加修建然打西机场，帮助美军中缅战区收购骡子等一系列事情后，抗日情绪逐渐高涨。民族情怀随着不断了解靠近战争衍生为“大家庭”的爱国情怀。最后，藏地文化的生死轮回观连接着贡布和土尔吉的结局。龙岗山战役中贡布炸掉敌人的碉堡身受重伤，临终前将五千元嘉奖、一枚康定阿婆们送的金戒指委托土尔吉赔偿命价，没有忘记藏地约定俗成的规矩即杀人者必须用人命或者钱财的方式加以赔偿。他请求土尔吉用藏人的方式帮他超度，在土尔吉念诵《度亡经》的声音中闭上了眼睛。藏人对于生命的体认让他们不惧死亡，也视亡灵为生者。土尔吉余生定居巴默，这个有着寺庙和佛塔的地方，为长眠异地的战友守灵。他曾与贡布约定一同返乡，如今只能视异乡为故乡，守护着“拇指贴在一起”的友谊。虽然身处异乡，他们始终铭记着对于藏地文化的认同和回归。因此，“命定”这一佛教用词为人物的因果关系提供了合理的文化方面的解释。
二、藏地文化的内与外
《命定》描绘了藏地的风俗人情，极其细致地写出了藏地的日常生活、宗教信仰等，尤为强调的是藏地的精神魅力与生命气质。谢有顺在《命定》封底写道：“达真小说的民族经验和精神质地，如此特异、灿烂，他所寻找的多文化的冲突与和解这一交汇点，也值得各民族正视。”不同于《康巴》描写多民族宗教文化在藏地的交汇，《命定》在书写藏地文化的同时，不局限于藏区，而是将康巴地区的价值观念放置于“异乡”进行参照，展现藏地文化面对现代科技、汉地文明的实际感受。小说采用的观照方式始终是在康巴视阈下的，以藏地为主体的，展现藏地文化与生俱来的包容力。
首先，由草原积淀的藏地文化具有独特的精神气质，形成内在的特有的思维和处事方式。康巴地处于青藏高原东部的横断山地区，“藏人在海拔如此高的高原上用生命与寒冷抗争、与饥饿抗争，他们的乐观是超常的。正因为有这种乐观的生命态度，他们才能创造出顶天立地的生命文化。”小说淡化了艰苦生活环境的描写，突出了藏人顽强的生命力和乐观精神。藏地人民本着向善、利他的本性，敬畏自然、神、生命，带有神秘传奇的色彩。如果说贡布是在世俗中祈祷神灵，那么土尔吉便是在神性中追求人性，共同的是内心虔诚敬奉诸神。贡布和雪上飞人马共跪结拜为“弟兄”，赛马比赛临近终点贡布默念六字真言祈求菩萨赐予神力，土尔吉被送进寺庙当扎巴是神的旨意，藏人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他们以乐观坦然豁达的心态接受现实的苦难和神灵的赐予。相对于寺庙“众僧相”的刻画，小说更多地呈现藏地朴实真诚的民风，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贡觉措放弃优越的家境与土尔吉私奔，被舅舅松多抓住后以命相搏，出家当觉姆（尼姑）；贡布的妻子雍金玛在贡布杀人后追逐贡布的身影；师父达杰彭措与土尔吉一同接受惩罚，请求绒布寺给予土尔吉改正的机会，身受鞭刑的土尔吉受到家人悉心的照料。“地理和人文因素，写就勇敢、率真、善良、包容、英武、坚韧、传奇的精神气质，成就了这片大地有说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歌谣。”
藏地发生的一切在藏人眼中是自然而然的，面临外来文化审视的时候，藏地展现出捍卫姿态，外界无法洞悉。赛马比赛结果揭晓后，卓科部落的人们为贡布鸣不平大打出手，擅长以兵力震慑民众的刘团长在藏地失了面子，鸣枪制止部落斗争没有成效，“所谓的由现代化武器做后盾的秩序被暴风骤雨般的部落使命冲淡了，消解了，牧人的痛感完全被某种激情取代了，梦幻在发生，梦幻在继续进行。”这场打斗毫无预兆的开始，过程激烈血腥，又极其自然的因为尼玛活佛的制止而结束，众人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重归于好。对于外来文化经验来说，“梦幻在发生”。围观的汉人宋县长和刘团长，虽然对藏地文化了解的深度不同，但他们都意识到藏地历史积淀的文化是无法撼动的，外力不可干预的。藏地文化的自主性得以充分展现且不为外来因素所左右。
其次，走入异乡，藏地文化依旧保持生命活力，能够包容接纳异乡文化与其融洽相处。在明确以他乡视野无法透视藏地文化的同时，《命定》让藏人走入“异乡”寻找文化之间碰撞交流的方式。藏地的思维观念影响土尔吉对于新事物的认识，在然打西机场做工期间，土尔吉想象“日本人”“飞机”这些陌生的名词，不可避免的带有浓厚的藏地文化特征。“想象日本人的形象并不难，只要是人就跟自己的身体没有什么差异，只是灵魂深处善与恶的数量多少不一样而已，善的东西越多，成佛的可能就越大，反之成为恶魔的可能也就越大。”“日本人”的形象在土尔吉的想象中是骷髅一样的被咒语包围堕入地狱的恶的“魔鬼”。同样，“飞机”在土尔吉的想象中也是全藏式的。土尔吉对一切新的东西表现出极大的好奇心，学习汉语，观察汉人工匠敲打石头的工艺技巧，琢磨飞机的构造，观察扩音喇嘛发声……
如果说土尔吉表现出了藏地对于异乡文化的兴趣和接受力，贡布则彰显了面对异乡文化身为藏人的要强和傲气。贡布对于围观飞机的热闹不甚在意，无法理解土尔吉遇到不懂的问题虚心请教的行为，他一方面劝土尔吉不要多管闲事问东问西，一方面又欣羡土尔吉聪明好学和汉人打成一片。“过去我老觉得内地人瞧不起我们山里人”的思想使得贡布敏感维护藏人的尊严，贡布一人拉动沉重的大石碾子证明康巴人的力气大，赢得了一头牛的赌注。外省新兵嘲笑康巴人不会走正步左右不分，新兵唐克发的夸张模仿导致贡布挥拳相向，康巴籍战友和唐克发同乡产生混战。为了显示内心的高傲，贡布将铸有“精忠报国”的戒指套在脚趾上踏步。文化的相对敏感最终消散在抗战的集体氛围之中，化为藏地文化的自豪感。战士们携手抗敌，上至师长下至士兵都对康巴人战场上的表现钦佩不已，藏人身处异乡赢得了他人的尊重和理解。不仅是中国多民族之间，藏人与美军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缔结了共同作战的深厚友谊。陆军下士杰克、摄影师奥登宴请贡布和土尔吉感谢他们为美军收购大量运送物资的骡马，全力举荐他们参加远征军。奥登着迷藏地文化的魅力，土尔吉为他提供民族文化方面的讲解，承担藏地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责任。《命定》正回答了藏地文化即使离开高原地域，所具有的文化形态也依然稳固，融汇民族，走向世界，康巴文化的活力不因地域限制而生生不息。
三、藏地抗战的历史
达真在后记中针对《命定》的创作初衷做出说明，是为了镌刻“伏藏”在雪域的康巴籍抗日军人们的英雄故事，添补完整的中国抗战史。小说从人性和爱出发记录了藏民族在抗战中做出的突出贡献，赞颂了藏族人民不畏生死的牺牲精神。抗战的大环境使得个人的心境得到了提升，获得了对藏文化深度的理解和思考，康巴藏地因为融入中华大地而更添生命活力。
首先，个人修行在抗战中获得生命的证悟。土尔吉被寺庙驱逐，也即此开始了另类的修行，这一过程是在天地间完成的。初离寺庙，土尔吉很长一段时间陷入僧界和俗界的挣扎，他一直寻找灵魂的安放之处，在行走途中不停打卦，“他在预先观看卦迹之前，在心里唱了一首希望预示在卦上的歌，卦歌这样唱着：‘我心中的寺庙，建在高山顶上；无须磕头巡礼，只要虔诚信仰。’”土尔吉知晓无法回到现实的寺庙，开始追寻心中的无需外在形式的只需虔诚信仰的“寺庙”，过程是通过抗战加以明晰的。土尔吉在不具备喇嘛资格的情况下帮贡布完成了超度仪式，长期压抑的负罪感反而得到了释放。日军少佐请求土尔吉为其超度，土尔吉从精神上征服他，洗净他的罪恶并怀着悲悯之心结束他的生命，这是土尔吉参战以来第一次杀人。“战士和佛教徒的双重身份在残酷的战争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体验，这个体验在碎片上写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个体，一旦面临野兽一样的军队的凌辱，慈悲为怀的菩萨心里也充满了憎恨，真正表达了生命的最高境界——爱和友善”。爱与恨，善与恶此时已经消除宗教教义的羁绊，回归人性的最本真，土尔吉领悟到新的自我，即如何更好地处理世俗和宗教，人性和神性的关系，这也是藏地文化历史悠久的深刻命题。晚年留在巴默为战友守灵的土尔吉，继续着自己的修行之路，“只有远离宗教性的修持，才有可能找到真正心灵上的觉悟。”抗战让土尔吉放下心灵上的枷锁，获得真正知觉意义上的拯救和解脱。
其次，藏文化的生命理念融入祖国大地。贡布和土尔吉最初参加抗日远征军是为了躲避仇杀，挣到足够的钱赔偿命价，到新的地方摆脱污名安放灵魂。随着目睹战争的残酷，看着战友们在身边死去，草原部落互相帮助、搏斗复仇的精神重新燃起，“既然来了，就好好地干，干出点名堂来，看见活生生的战友们顷刻间变成了死尸，一种揪心的痛必须化为一种复仇的力量。战友的血不是白流的……卡颇热！”“卡颇热”象征个人家族、草原部落乃至中华民族的团结合作精神。部落间的仇怨在民族大义面前得到了化解，贡布身死，复仇者波玛、土道原谅并为贡布祈祷，将贡布视为藏人的骄傲，嘎多家族拒绝了贡布的赔偿金。此时康巴文化已经融入到民族的共同文化之中，守护祖国共同家园，而不是计较个人恩怨。康巴大地“格萨尔王”征战四方平定内乱，赢得和平安宁的历史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重新演绎，贡布获得“战神”的美誉，土尔吉怀抱格萨尔王的经书《梅岭大战》，“经书里的描述，成为土尔吉在参加大大小小的战斗中护佑自己的厚厚‘铠甲’，这个‘铠甲’是由巨大的精神信念化为生命永存的格言。”“康巴的‘小’‘伏藏’着大爱的和平”，藏地文化所蕴含的“卡颇热”和格萨尔王般的尚武不屈精神在抗战中谱写了一段新的史诗传奇。
最后，藏民族为抗战历史做出的贡献不可被埋没遗忘。抗战情绪已经深入藏地，民众积极热心为抗战捐款，藏族民工帮助修建然打西机场，寺庙僧众为阵亡将士诵经超度举行法会驱鬼念咒，康巴人参加远征军报效国家。“作者站在‘中华民族’这个大视野上，重新强调了康巴人充分参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事实。”战争中的分别场景被描绘得细致凄婉，增加了战争的悲壮感和生命的哀恸感。雪上飞奔向贡布的途中中弹倒下，“一只琥珀色的眼珠直视着从前的主人，带着笑意，眼角挂着一滴豌豆般大的晶莹的泪花……他急忙跪下抱住雪上飞的脖子，将头揽在自己的怀里大哭起来，悲声雷动。”“当土尔吉用肘揩干泪水看清楚躺着的贡布时，发现贡布的整个右臂和左腿都被炸飞了，左腿上还留着小半截股骨。”残酷的战争让留在战友身边为其诵经超度的土尔吉做出了反思，“老人背负着记忆里无法抹去的爆炸声和惨叫声凝视着一位位躺着的战友，叩问着六十年来一直冥思苦想想要解决的问题，心无数次在问：战争到底给人类留下了什么？是胜者的快乐还是败者的伤痛？最终得出一个结论，必须对战争彻底说不！战争就是罪恶！战争是人类永恒的耻辱！”抗诉和质问战争的因果正是对逝去生命的伤痛和追忆。这段正在被人们遗忘的历史正是土尔吉心系的，得知政府要为二战远征军老兵颁发纪念章，承认远征军抗日救国，土尔吉激动不已泪流满面，藏族人民为抗战付出的这段历史得到了肯定，藏民族牺牲的战友们也得到了安息。《命定》不仅为康巴籍军人抗战正名，也思考了人类永恒的争斗问题，具有的反战思想提升了作品的主题意蕴。
《命定》谱写了一曲藏地文化的生命赞歌，“告知外界一个一直‘被遮蔽的西藏’”，揭开了尘封岁月中的一段藏民族抗战历史。抗战的大环境升华了藏地文化具有的精神气质和生命意涵，人物的性格特征、命运选择，文化的特性、包容力在抗战中寻到交汇点，构筑了藏地文化的因果关系。藏地始终是作为主体而非他者的存在，达真以藏地的自信力为着力点，继续挖掘康巴藏地值得注意的必须呈现的历史的人文的瑰宝。同样，如麦家评价《康巴》：“这是一部康巴藏人的史诗，每一处细节都包含着人性最深处的美好与感动。”《命定》以贡布和土尔吉两个人物形象，“故乡”“异乡”两个地理区域，个人和抗战两段命运历史构筑了藏地的美与善的生命哲学，铸就了藏地文化永恒的命定赞歌。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