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学芸《乌龙球》：谎言与真实之间的日常
这个现实生活中的事件，不仅构成了小说《乌龙球》的楔引要素，更为其意欲表达的叙事造境。尹学芸巧借乌龙的伏笔，埋线千里，从一桩“罗生门”式的疑案出发，以巧合为话题，以人性为归旨，最终呈现出谎言与真实之间的日常之谜。
小说围绕着王云丫的第一人称叙述，构建起了一个完全可信，又无限多面的现实。各执一词的小偷入室盗窃案件在多年以后被逐渐打捞出真相，“我”既参与又目睹了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倒错，熟人社会的诸多巧合，人类道德上的幽闭以及权力与欲望的勾连交织。为此，读者紧随王云丫，努力拨开迷雾去理解真实发生的事情。然而，相比事件的水落石出，我注意到作家真正观照的是人。那些看似停顿逗留、横生枝蔓的细节，实则是探究人心和人性的不可捉摸，如球场上空黑色弧线的波诡云谲。
细看文本，王云丫的理解是断断续续的，时而清楚，时而混沌。前一分钟仍在思忖："我想，她哪有八十岁……在老人的年龄上，我确实打了马虎眼。"下一分钟就信誓旦旦表示："我们这个是真的，我去现场采访了，一家人都见到了。"，又比如，印象中朴实敦厚的老翟轻蔑又霸气地说："我还治不了他。"一股凉气从王云丫的脚底板升起仿佛看到了黄世仁，但旋即又笑哈哈地共享胜利的果实和喜悦。这样的转变，恰恰是因为享用了一顿让她感到幸福而体面的饭局以及事成之后拿到了两条自己并不需要的中华烟。我意识到王云丫的虚荣和诚实共谋了谎言与真相，如此嵌合并置非但不矛盾，反而抵抗了以简单线性叙事的悬空与无力。她退回到洞察，怀疑它，又不自觉地美化，继而重新审视，最终坚信那个受人之托的忙是要帮的、可喜的、不在话下的。
随着情节渐进式的发展，王云丫在复杂混乱中触及了自己出手帮忙的那桩悬案的点滴实情。虚张声势、伪善、贪婪的派出所长大老张为了一己私利设计了冤假错案（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是幕后导演），而云丫却彻头彻尾的成了这件冤案的直接制造者。比起对大老张明知故犯、故意而为的行径，小说只给出了给定式的描写，但对于乌龙事件炮制者的王云丫，作者则赋予了一种自省式的同情。云丫在未知全貌的情况下，把从加害者手里得到的两条中华烟，误打误撞送给了对自己有恩情的师父师娘——巧合的是，师父师娘正是受害者一方的亲眷。这一安排给静默的故事平添波澜，师父师娘如何面对王云丫，就像足球场上球迷如何面对踢进乌龙球的球员，嘘声、谩骂、诋毁甚至刺杀。毫无疑问，对立是毋庸置疑的。
事实上，恰恰相反。对立只是暂时的，可以说是引而不发的。而最终给予云丫的是师父师娘善的同情。他们淘洗记忆，将不堪往事换一种面目呈现，对于那两条中华烟的正确记忆早已不是云丫所得的"赃物"，相反成了云丫上当受骗得到的赔偿。为了化解往事的难堪，记忆可以变得不可靠，而善意则发挥了它最大的美德。
小说，至少好的小说，能创造人物与读者同理心的引擎，削弱彼此间的隔阂，在我看来，王云丫可以是任何人，任何人都可能踢进乌龙球，试问我们应该原谅乌龙制造者吗？答案是"别忘了人的普遍弱点"，或许这便是小说的教谕。
偶尔，王云丫也忘了这一点。她会气愤地质问"警察为啥买得起别墅，我为啥不能操心？"似乎暗指，当年的冤假错案，大老张这个派出所所长怎么会搞错，我为什么不能相信他。实际上，在谎言和真实之间不存在高深莫测的他者，是自我内心深处可大可小的弱点，对派出所所长权威的迷信、渴望他人的仰视与恭维和对好东西的无法拒绝让她把最后一丝犹疑和职业道德都抛之脑后，这样一幅肖像，不知能框住多少人。
所以，人性的弱点是什么？为了避免陈词滥调，或许可以借用窦唯的《高级动物》给出答案，歌词中那48个使我们羞怯的形容词无法回避，也不必回避。“矛盾 虚伪贪婪 欺骗 幻想 疑惑 简单 善变……”正如博伊德灌进的那一粒乌龙球，不会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那两条中华烟的旅程是另一个乌龙。时过境迁是送了一条还是送了两条王云丫自己也模糊。不舍得不送，又不舍得全送，最后还是送了，而自己却忘了。这样一种简单的描述，却能读出许多人生况味。人这一辈子要面对各种取舍，各种权衡。到头来，终究都是枉费。就像大老张机关算尽，命相长寿却不得长寿。在有限的生命里追求更好的生活无可厚非，但要想一想，我们与恶的距离有多远。
在真实和谎言之间，我们从不需要站队。但我们也从不审视自己站在了哪里。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