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评于文舲《失焦》
专辑刊发后，获得不少反响，今日刊发一些作家和评论家对于文舲《失焦》的评论，二条为小说原文。读者若有感想，也可留言与大家分享。
人类的“非礼之眼”
贾想
《失焦》是一个有点邪门的故事。我无法不想起爱伦·坡，想起那些通往现代人精神密室的血脚印，想起博尔赫斯为爱伦·坡先生所写的诗：“他不敢逼视的不是闪光的金属，/不是大理石墓石，而是玫瑰。”
爱伦·坡是现代主义者的伟大导师。正如博尔赫斯的赞美：他的能力，就是逼视“闪光的金属”“大理石墓石”的能力，就是逼视陌生、冷酷、惊悚、凋亡的现代意象的能力。《失焦》这个故事表现出了类似的能力：逼视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闪光的金属——摄像机。
故事以杭州杀妻碎尸案为原型，写了一个没有人气的小主播，潜入案发小区乃至藏尸现场进行直播的故事。他孤身一人，身无长物——除了一台（手机）摄像机。核心的问题是：这台摄像机到底是什么？
是一双眼睛。摄像机的另一头，连通的是若干猎奇的观众，摄像机充当了一双“复数的眼睛”。这双眼睛将每个邪恶的个体都匿名了，是隐蔽的、安全的，适合探秘、偷窥、冒犯甚至突破底线。如果说，人类日常的肉眼，是被文明规训过了的、“非礼勿视”之眼；那么，摄像头就是人类的“非礼之眼”。这双眼睛的天职是：触犯禁忌，满足本能。
这就是貌似规矩的现代人在摄像机这个发明当中埋下的一个心机：肉眼不能见、不让见、不敢见的，让摄像机的“非礼之眼”来见。摄像即是摄心，停不下来的录像，即是停不下来的心魔。摄像机开机的时刻，其实构成了我们现代文明的一个例外状态。取景框框住的，不是我们身处的“文明的现实”，而是一个脱离了种种意识形态枷锁的“原始的现实”，一个法外之地。
如此，我们就能理解小说为什么那样写，为什么让小主播一步步陷入惊悚的险境，直至发现了藏尸的线索。因为，这是摄像机的“本能”在作祟。摄像机主导了这个故事，它的逻辑是：必须发现点什么刺激性的信息，否则就不能停止录制。所以，这个故事的主角其实是摄像机，而非小主播——更确切地说，是媒介，而非人。
这是这个故事让人兴奋的原因之一。作者关注到了摄像机这个习焉不察的媒介对于我们人类行为、心理的崭新影响（眩晕、引诱、迷失、失常）。人与他人、与社会、与世界这种泛泛而谈的关系，已经置换成人与手机、与镜头、与聚光灯这样的更为精确而隐蔽的关系。在这个现代物体系空前发达、科技对人的渗透无孔不入的时代，仅仅知道“人是什么”已经不够了。作为“人的延伸”、人类的“义体”，摄像机这样的媒介，也应该成为作家思考的对象。否则，作家就很难描摹当下真正的人类，很难触及当下真正的问题。
原因之二，我已谈到，那就是作者对于失落已久的爱伦·坡美学传统的遥相呼应。对所处时代人类新境况的捕捉，对现代生活的警觉，第一人称的心理探秘，森然而惊奇的艺术体验，自始至终有点邪门的撒旦气质：这些在青年小说家的创作当中都少见。或者说，这种美学传统其实从没有在中国文学里面扎下根，我们不爱刀尖、鲜血、陌生人和迷宫一样的城市，我们会下意识地用鲜花、泪水、亲人和母亲一样的大地抵御它们，抵御异已的美，甚至直接审判它们为“丑”。所以，与其说我在分析和分享《失焦》这个故事，不如说我在分析并分享一种我们不熟悉的美。不把异已的作为敌对的，而是作为新颖的、可以激活自身新陈代谢的东西，我们的审美系统才能得到更新。
贾想，青年评论家，供职于中国作家协会。
失焦后，会看到月亮吗
白华昭
如果不是一字一句地读，我大概要错过这篇“失焦”的小说。在这里，“失焦”应该用双引号，而不是书名号。因为作者精准地用标题概括了这篇小说的意旨，以及写法。
太久没读当代小说了，以至于很长时间里都以为怎么还不出现书写当代生活的虚构，看，刷手机，看抖音、快手，多么古怪又韵味无穷的上好素材！直到看到了《失焦》。
是的，这是一个关于直播的故事，是一个用镜头寻找失踪真相的故事，更是一个披着悬疑外衣实则“严重偏离主题”失焦的故事，一个楼房向空中逸散的失重的故事，一个充满了主人公自言自语却依旧失语的故事。
而且有意思的是，故事开头作者并没有交代“我”是做什么的，只是跟随第一人称的视角引出了那桩“离奇失踪案”，交代失踪者和案发现场的概况，描摹细节的同时还不忘引用目击证人的证词。可是读到第三段才隐隐觉得不对，“我”是个话痨——当然，这里指的是腹诽，他并没有说出口，只是自己在心里暗自盘算着，又或者说，空对着不知道是谁的人念叨着，倾诉着，自己的猜测，自己的追忆，自己又被拉回现实的意识流动。
亦即，这是一篇由絮语组成的作品。如果因为开头被骗进来怀着福尔摩斯探案集的期待，那么你肯定会大失所望。因为紧接着读者就读到“我”话锋一转，开始从镜头处漫开，回忆自己小时候看蚂蚁的场景，接着又转到自己的左手虎口，继而为了手而咨询的医美……密不透风的话语流像海浪，一波又一波，乍一看虽不起眼，但总有那么几个浪会漫上脚背，爬上小腿，直逼得人犹疑地后退几步，险些喘不上气来。而等你意识到故事的开头竟然是那样的才恍然大悟，自己居然就这么被作者带着走了。
这，就是叙述的力量。
于文舲的文字之中自有一股气在。你说不清那股气究竟是什么，是先亮出一个答案接着否定自己，还是自己问问题自己回答，抑或是间杂着的干脆利落的短句？从这点上来说，这篇小说是形式和内容的完美契合。对着镜头的直播形式恰到好处地与自言自语相吻合，吕超既是在对着屏幕，也是在对着自己。意识的流动而非情节的发展成了故事推进的强大动力，作者几乎是滴水不漏地切换着自己的笔触和意绪的流动。
有趣的是，这恰恰是当下人们的生存缩影。表面上人人在信息的海洋中不亦乐乎，尽情参与着眼下的众声喧哗，但实则人人又都是在自嗨，那些万花筒的彩色碎片尽头，是自己的眼睛。每个人都在述说着自己。所以反复出现的蚂蚁、蟑螂的意象只是“我”生存现状的符号化。房产中介也好，直播主播也好，终究不过是“没有名字，没有形状，没有属性的”。他们像吕超一样，手里虽然有一大把钥匙，但没有一个房间真正属于自己，虽然有上万个粉丝，但关掉“小黑屋”，没有一个真实的人陪在身旁。是那种质数的孤独。那些意识流在吕超反应过来之后瞬间消失，他才发现自己“其实没有真的在想什么”。
现实突然失重，人突然失语，紧接着就是画面失焦。楼房升腾、真实沉积之后，剩下的只有中间的真空，令人窒息的真空，然后彻底消失。这就是网络之岛的残酷，网络真空中浮游的当下之怪现状。《失焦》向我们展示了晕眩之后的月亮，但是失焦后真的会看到月亮吗？敞开的文本拥抱了每一只蹲在奶油蛋糕上的蚂蚁。
白华昭，编辑，供职于新星出版社。
手持摄影，或虚拟的斗兽场
罗建森
读《失焦》，会体会到一种强烈的眩晕感，这种眩晕感来自于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小说中的“我”首先是失焦的，“我”的行动、视线、话语表述以及自我认知，都缺乏稳定的逻辑支撑，小说叙事是神经质、跳跃性的。如果将这篇小说想象成一部电影，那么它应该是一部通过手持摄影来完成的、试验性极强的电影，镜头跟随着“我”的视角，来回颠簸晃动。更特别的地方在于画面的大小——它不是横向的宽屏银幕，而是窄长的手机屏幕。这意味着周边人事和环境的消退，意味着“我”的过分突出，也意味着读者的视域极大受限，被“我”也就是被作者所操控。这也是小说文本的“异质性”所在。
主人公失焦所导致的后果，就是小说其他人物在文本中所呈现的状态也是失焦的。不论是胖保安、老太太还是死者的妹妹和丈夫，都是面目不清的，“我”对他们的描述是“盲人摸象”式的只言片语，好比摄影时照片过曝或过暗，之间存在有不可弥合的失真的距离感。至于“我”的观众更不用说，“我”根本无法看到他们；如果说“我”和胖保安、老太太们多少还有直接的交流——尽管这种交流是贫瘠的、可笑的、不平等的，并且“我”始终是弱势的那一方——那么“我”和“我”的观众之间，则是完全失衡的“看”与“被看”的关系。观众躲藏在镜头之后观看、叫嚷、指点，而“我”只能无条件忍受，并且还要想方设法去表现、去讨好，像一个精神分裂者或者自虐狂，对自己提出种种苛求，比如脸上那道看不见的疤痕，比如孤身潜入案发现场，比如面对屏幕时口口声声的“亲爱的”。因此“我”对他们的描述，或者说指控，在情感上是且只能是厌恶和讽刺的。在“我”为数不多的形容之中，他们的形象是面目可憎的。
我想到一个有些奇怪的比喻：主人公像一头笼中困兽，被豢养在古罗马斗兽场的囹圄之中，而他的观众则围坐一旁，吼叫着要他进行新鲜刺激的表演。“我”对古女士所在小区的探访，正是这样一场为观众所做的表演，只不过它看起来更精致、更文明，观众也更舒适更安全。这个斗兽场的材料不是水泥砖石，而是虚拟的网络流量，是“我”手中的摄像头和观众面前的一块块电子屏幕。这个比喻多少有点“赛博朋克”的意味，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只是一种科幻世界观下的遥远的美学遐想，前者则是实打实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因而更显得荒诞乃至可怖。熟悉虚拟网络社交的人绝不会对此感到陌生，在当下这个视频直播遍地开花的时代，流量如同洪水猛兽，淹没了无数参与其中的人，或者说，“蟑螂”和“蚂蚁”。
我们也可以站在观众的视角，来对“我”进行想象。可以说，观众对“我”的凝视同样是失焦的，他们并不了解真正的“我”，“我”在他们眼中可能只是一个面容精致、会“整活儿”的普通男主播，他们不会知道“我”如何看待消失和死亡，也不会关心我是否真的愿意为他们献出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他们需要的是窥私，是刺激，是不见血的意外事件。“我”和“我”的观众，还有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共同为读者展示出了当代人的两种精神状态，一是失语，一是谵妄——前者的发生，是因为当代人在面临复杂的现实环境时总是手足无措，我们害怕出错，害怕受伤害，害怕别人的否定和嘲笑；我们厌恶被他人凝视，他人的凝视扭曲了我们的自我认知，正如小说中的“我”，把自己逼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而当我们终于有机会成为“凝视者”，有权力凝视他人（比如通过虚拟网络）时，我们的精神状态会发生巨大转变，从谨慎转向放肆，从怯懦转向暴戾，那一刻我们的确是谵妄的，观看和凝视的动作给了我们一种为主为王的错觉，误以为自己可以随意评价和审判屏幕中的他人。在《失焦》的叙事中，镜头和屏幕无处不在，也就意味着凝视和隔阂无处不在，隐秘的冲突也无处不在。
小说的结尾仍旧是在“看”，只不过“我”已经放弃了表演。“我”不再像蚂蚁一样热衷于新闻和蛋糕，而是抬头和月亮对视，和它温和地、平等地对视。在“我们和他们”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不该由“我”一个人来思考和追问；每一位读者，每一个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凝视”过、“观看”过的人，都有解答它的责任。
罗建森，青年作家，供职于文艺报社。
《失焦》的隐喻
徐兆正
从内容来看，于文舲的这篇《失焦》衍生自去年的“杭州女子失踪案”，而这个成为新闻的事件显然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遇害者丈夫的作案、报假警以及警方的逐步侦破，第二部分是自媒体与直播的介入。应该说这个结构本身就具有它的特殊性：事件的第一部分使它由案件成为新闻，第二部分又使它由新闻进一步地变成我们这个时代的隐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篇更为关注后一部分的文本触及到了许多时代的关键议题。
《失焦》的主人公是作者虚设的一个在案件曝光后赶赴现场的主播，他要为自己的粉丝现场直播失踪案的进展。首先，这一身份已然生成了一种德罗斯特效应（Droste effect）：当屏幕一端的网民偷窥屏幕另一端的表演者（主播）时，这个表演者正在表演的却是另一种形式的偷窥。网友与主播是一种共生关系，犹如偷窥与表演仅仅由于彼此的投喂才得以存在。其次，悲剧性质的新闻在此演化为一场偷窥者与表演偷窥者合谋的狂欢：他们既不是过去通过传统媒介（电视、电台、报刊）获知讯息的听众，也并非偶然经过此地、卷入事件的知情者。恰恰是由于直播屏幕这一神奇的存在，双方具有了一定的主动性：观看直播的人虽然不在场，但他们通过实时传输的影像获得了身临其境之感，而在现场直播的人则更像是一个侦探（为此他要眼观六路，与不同的人搭讪，同时躲避保安的盘问），尽管他又是一个被观众操纵的侦探（为了获得打赏，他的所有言行都必须贴合屏幕上不断滚动的文字）。最后，直播所蕴藉的这种共谋关系，还使得现实本身变得不再重要——观众的诉求、直播者的演绎都让在屏幕上呈现出来的影像与现实决裂。两者热衷的不是现实的真相与正义，而是影像所能带来的快感和利益。借用鲍德里亚的话说，这种共谋关系的猥亵就在于它的宁静必须以消费暴力来维系：“电视图像宛如一扇面向房间的反向窗口，世界残酷的外在性在这个房间里变得亲切、热烈，邪恶般的热烈”。
如此，我们就能理解《失焦》中所暗含的那些曲笔：主人公由于担心脸上某道不易察觉的疤痕对观众造成心理负担，竟尝试去做医疗美容；抵达事发现场后，他在直播中对自己的粉丝声称自己此次来只是为了“揭露一项恶行”，而当遇害者的丈夫试图回应他的跟踪时，他又将摄像头对准了这个男人，以正在观看直播的网友作为自己安全的屏障。最后，出于对警笛的恐惧，他直接蹲在了地上，并且蹲了整整一晚，直至可能的危险彻底消失。以上这些都是身份的模糊所造成的滑稽，即以正义之名行偷窥之实，却又因对正义的恐惧而无法继续偷窥。此外，无论是小说还是现实，另有一处不曾被重视的关联，那就是监控与直播的并置。监控是技术祛魅的大获全胜，它自始至终都在捕捉着每个人的位置，直播则是更为主动地暴露自我的行踪。诚如霍尔·涅兹维奇所言：“我们已经从害怕老大哥转变成想成为老大哥……窥视年代是监视的黄金时代。监视使窥视成为可能，而窥视也让监视变得更合理。”因此，小说的题目“失焦”本身就是一个隐喻，它包含着真相的失焦（追寻真相同时成为了有产者与无产者的节日）与个人的失焦（每个人都在屏幕前与屏幕后丧失了他本己本真的品性）。当然，这篇小说的瑕疵也显而易见：作者虽然试图将这个新闻处理为一个时代的隐喻，但想说的东西太多终竟使得在这个不到一万字的短篇里叙述的重心不断偏移，而作者似乎也对是否退出文本犹豫不决。太多的题外话既耽搁了叙事，也并未起到提醒读者的作用。这大概就是第三种失焦：叙事的失焦。
徐兆正，青年学者，供职于杭州师范大学。
“后真相时代”里寻找真相
施冰冰
初读于文舲的小说《失焦》，我总想起卡夫卡的《城堡》。在《失焦》中，主人公“我”在小区门外徘徊逡巡，絮絮叨叨，正如同《城堡》中混混沌沌的“k”几次寻找进入城堡的道路，却不得路径。和《城堡》一样，《失焦》也弥漫着琢磨不清的犹疑和挥之不去的迷惑，正如同小说的标题“失焦”所暗示，在当今“流量为王”的“后真相时代”，人们借助技术看似能够接近本质，可是眼花缭乱的信息，层出不穷的说辞，让我们陷入了一张由资本和技术构建的狂欢之中，窥探的欲望在此无限的膨胀，而摇晃的镜头却似乎让我们离真实越来越远。
《失焦》讲述的是一起离奇的失踪案发生后，主人公吕超作为网络主播深入现场，试图“揭露对枕边人下手的魔鬼”。小说以吕超的视角出发，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让整个失踪案件如罗生门般展开。失踪的案件是古女士早晨醒来无缘无故地从丈夫枕边失踪，这个事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前段时间的丈夫杀害妻子的新闻热点，但小说并不着眼于事件本身，而是依靠细腻的叙述和略带嘲讽的腔调展现了事件发生后的状态，还原了事件发生时众人的反应和心理。小说中运用了细致的心理活动，描写了“我”由失踪案联想到的我过去的工作和客户，还描写了胖保安、路过的行人、新闻上的夫妻等人的形象，围绕着失踪案，各路人物纷纷登场，组成了围绕着直播事件的宛如浮世绘般的众生相。
小说的结局让我感到惊艳。短篇小说因为有限的篇幅和有限的时空，往往结尾的处理至关重要。小说从高潮自然地过渡到结尾，“我”遇见了在新闻上仔细观察过很多次的疑似犯罪对象。自此，“我”出现在各大媒体上，关于“我”的新闻层出，以假乱真，而“我”也收获了一堆谩骂。经由这一急转直下的结尾的处理，小说反讽的意味加强，立意得以彰显。在这样信息泛滥、流量至上时代，人们的视线就犹如失焦镜头那样，是非混沌不清。小说很敏锐地抓住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质，以“失焦”来为这种特质命名，戏谑嘲讽，但正如小说的结尾所写，“我”和胖保安搬着板凳看月亮，“月亮禁不住两个人的目光，天就亮了。”在对社会现实的讽刺中，小说的字里行间又透露着隐隐的无奈和忧伤。
纵观全文，小说行文老道，描写流畅深刻，语言的叙事风格与内容所要表现的景观社会的那种焦虑感融为一体，浑然天成。通过内心活动而着力塑造的“我”是一位在努力寻找真相、支持正义，却又深陷其中的人。他在泛滥的技术、信息和欲望中感到迷失、困惑和彷徨。而“我”这一形象又准确展现了如今社会，千千万万个身处其中的我们的真实内心状态。
施冰冰，青年学者，剑桥大学在读博士生。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