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70后”丨黄灯论
借助新媒体的影响力，黄灯的出场，和王磊光、范雨素一样，更像一场意外，更多时候，她被冠以“网红”的称呼，和“爆款”这种描述新媒体传播力的词语紧密相连。从公开出版的作品看，黄灯只有《大地上的亲人》和《我的二本学生》。在2016年以前，和更多高校从业者一样，依仗当下的学术体制获得进入大学的敲门砖博士学位，写作上的主要目标，则是完成和当代批评相关的各类论文。
尽管从2003年开始就写作思想随笔，但黄灯真正进入公众视野，源自2016年1月27日微信传播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这篇原名《回馈乡村，何以可能？》的会议论文，本为参加2015年11月底在重庆大学召开的“热风学术论坛”而写，经文学期刊《十月》发表后，通过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当代文化研究”公众号发布，不料获得了爆炸式传播，并直接引发了2016年全国乡村话题大讨论，和王磊光2015年春节期间《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一起构成了“返乡书写”的代表性文本，成为近几年新媒体领域现象级讨论作品。这一篇由无数网友赋权的网文，累计阅读量过千万，被央视“新闻调查”栏目拍摄成专题节目《家在丰三村》。电视的二次发酵，从传播路径而言，一篇普通的学术会议论文，借此完成了从会议交流到文学期刊到新媒体到传统广电媒体的融合过程。黄灯由此走向前台，获得了诸多关注，并用非虚构的写作实践，尝试了一个学者的另类发声。在此基础上，她完成了首部非虚构作品《大地上的亲人》，其中的重要章节《打工记》（发表于《作品》杂志2017年第1期）并于2017年2月由理想国出品。
三年后，《我的二本学生》再一次重复了《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的传播路径：2019年第9期《人民文学》发表主体部分，随后在《十月》《天涯》《湖南文学》发表其他部分，2020年5月13日，《那些被遮蔽的二本院校学生》一文经由“中华文学选刊杂志”公众号发布，立即引发媒体关注，人民网、央视新闻网、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新华网、界面、今日头条都展开了热烈讨论，文章被很多公众号转载，其中阅读量过10万加的公号有，“虎嗅”“百度学术”“学术志”“真实故事计划”“南方周末”“智谷趋势”等。2020年8月，单行本《我的二本学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作品延续了此前的关注热度，并在当年进入《亚洲周刊》十大好书、搜狐文化十大好书、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中国教育新闻网十大好书、“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等二十多个年度榜单，“二本学生”和“985废物”“小镇做题家”“打工人”等热门词语，成为描述当代青年状貌的关键词。也由于黄灯通过写作，将“二本学生”这个隐匿的群体带入了公众视野，她本人“出圈”入选《环球人物》2020年度面孔，和张伯礼、谢军、杨晓明、陶勇、储殷、路阳等其他领域的公众人物列在一起。这种感觉颇为怪异，这意味着黄灯并没有被置于一个纯粹作家的层面被审视，更多时候，在新媒体爆炸的年代，她的发声总是在不经意处碰触公众的神经，甚至一不小心就介入对公共议题的讨论。
黄灯的写作和成长路径，对读者和研究者而言，更像一个无法从常理推断的个案。一方面，她作品并不太多，既不像传统作家依赖大量期刊或者出版频频亮相，也不像网络作家，依靠频繁地更新通过占领市场、粘连粉丝获得认同，她甚至算不上一个产量稳定、丰盛的成熟作家，到目前为止，除掉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几十篇论文，以及至今都没有出版的博士论文和博士后出站报告，她公开出版的作品只有两部，仅仅四十多万字；另一方面，她的非虚构文字，又具有极强的共振现实能力，一经抛出，就能引起读者广泛和强烈的共鸣。她的出现，糅合了一个学者以非虚构写作介入现实的可能，开拓了一条不同的表达路径，在新媒体的助力下，显示了文学和现实关联的力度与可能。本文不过借助她有限的作品，透析其写作背后的秘密。
反思式的随笔写作
《大地上的亲人》《我的二本学生》作为黄灯最为重要的非虚构作品，它们的问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十多年漫长的积累和准备。其中，精神的建设必不可少，而自我反思之后的自我确认是最基础的精神准备，这从她非虚构写作以前的随笔可以看出来。一个绕不开的事实是，从2003年开始，黄灯成为国内先锋杂志《天涯》的作者，到目前为止，这是她发表作品最多的一个刊物，也是她极为看重的一个刊物。她极为珍视的随笔《今夜我回到工厂》（2003年第6期）、《对五个日常词汇的解读》（2004年第1期）、《故乡：现代化进程中的村落命运》（2006年第4期）、《对照童年——一个母亲生养孩子的现代性遭遇》（2011年第3期）、《知识界的底线何在》（2012年第2期）、《破碎的图景：时代巨轮下的卑微叙事》（2014年第1期）、《一户农家的历史底片》（2016年第6期）、《看见那些青年人》（2020年第2期）都发表在这家刊物。这是审视黄灯非虚构写作的一个原点，也是她表达自我反思的基本阵地。和同龄进入高校工作的学者稍稍不同的是，黄灯1995年大学毕业后，分配进了湖南岳阳一家大型的国有纺织企业，1997年国企改革，黄灯下岗到车间当了一名工人。概而言之，除了出生的乡村经验，这四年国企的工作经历，以及由此所观照到的工人命运的流转，构成了她人生经验中的重要维度，也成为她考研成功后，进入学院生活自我反省的重要参照。黄灯的自我反省始自她武汉大学读研究生阶段，黄灯发表于2014年《天涯》第1期的文章《破碎的图景：时代巨轮下的卑微叙事》对此进行了表述。作为一个出身乡村教师家庭的孩子，黄灯所走的人生之路和其他改变了出身和命运的农家孩子别无二致：通过读书、考试，一步步离开湖南汨罗农村，到岳阳，到武汉，到广州，并最后在中国一线城市安家，成为一名大学教授。在这四十年来的人生历程中，她不但一次次改变了自己的居留之所，也一次次实现社会身份的蜕变，从一名乡村女孩、大学生、工厂女工变成了博士、教授，学院知识分子。黄灯脱农、离乡、奔向现代大都市完成社会身份上升的每一次进阶，都会给她的人生带来不小的变化，也让她感知到机会带来的快乐。不过这一路走来，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1997年，在一家国有大厂工作刚满两年，还在懵懂之中的她被下岗，接着被逼考研。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这近乎是处于没有退路的悬崖边缘。好在考研的过程非常顺利，经过七个月的备考，她接到武汉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黄灯知道自己的命运将要彻底改变，从此将彻底离开工厂，并摆脱让她惶恐的下岗工人身份，可以想象这一刻她人生的雀跃和幸福，这也是她的生命被命运眷顾并照亮的高光时刻。虽然经过生活的波折，毕竟有惊无险，她原本以为告别工厂前途未卜的生活，镀上名牌大学的光环后，自己从此会一劳永逸获得精神上的快乐，她没有想到，与下岗擦肩而过的庆幸和步入名牌大学的欣喜并没有维持太久，步入学院的象牙塔，并没有满足她内心模糊的渴望，她的精神因为和现实的隔膜，陷入了犹疑乃至虚无之中。黄灯发现身边那些从未离开过学校的研究生，并没有如她一样的困惑，他们对学习炮制论文、考博、进入高校、评职称这样一种按部就班的成长程式确信不疑。黄灯在这种对比之中，惊觉“自己只是一个运气很好的闯入者，得以有机会偷窥和洞悉学术界、知识界的一些真实的场景”。在与之前的乡村和大厂生活无意识对照后，黄灯吃惊地发现“知识界和现实的隔膜、和功利的拥抱已经成为平常的一幕”，这让她不安，“这种犹疑的心态显然极大地阻碍了我更快地形成坚定的专业认同，从而一次次驱逐自己的内心向边缘处游走”。她在研究生的学习中，掌握了一些专业术语，获得了炮制学术论文的能力，感受到了知识生活因远离生命的来处和丰富的日常所形成的生命空洞，以及因此而生的虚空。在犹豫和怀疑之中，她确认了一个事实：相比改变命运的学院生活，“离开工厂以后，那段日子竟然以一种我没有预料到的强度钉进了我的生命”。带着这样的生命撕扯，黄灯到广州继续她的学业。裹挟在博士生活的紧张中，她本可以沉湎在理论包裹和知识堆积的学院生活中，但自小失去母亲、十三岁外出广州打工的堂弟的一次偶然造访，却成为黄灯明确反思的开端，并让黄灯再次陷入因自我审视而带来的矛盾和自责中。在《大地上的亲人》的序言中，黄灯提到尚处于贫贱之中的十九岁堂弟，尚且知道关心初次来广州的堂姐，而念到博士的自己却在潜意识中和他们保持距离，划清界限。辗转挣扎在广州的堂弟交付的亲情，榨出的却是黄灯的羞惭，她不断追问自己：“如何在知识的规训中，以个人成功的名义剥离一种本真的感情，并在内心注入更多上升通道的算计和权衡？又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不动声色中塑造精英的感觉，逐渐疏远身后的亲人？”这种深刻的自我反省，让黄灯再也不回避过往的经历，并彻底放下重新走进亲人生活的顾忌。也许是自我生命姿态的调整，黄灯博士在这期间开始将写作向学院之外的广大群体敞开，2003年发表于《天涯》的《今夜我回到工厂》一文中，她把自己完全打开，充分拥抱工厂中的旧日同事，为时代的灰尘落到他们头上所遭致的命运转折心生悲悯。在此文中，她记下了暗夜深处，那些时常浮现在脑海中的工厂同事，她以一个亲历者的视角，呈现了纺织厂工人怎样在生活的底层挣扎，又如何在国企改革的背景下，被决绝抛弃的疲惫和无奈。对工厂和工人的深情回望，让黄灯明白：“为什么在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依旧固执地保留着对另外一个可能跟我毫无关系的群体的记忆？坦白说，与其说他们被我记住，不如说我需要记住他们， 我需要他们鲜活的脸孔提醒自己永远记住生命的底色，我需要对他们的回味来时时剖析自己的灵魂，我需要对他们的记忆来修补我今天疲惫的灵魂，从而避免自己在脱离现实苦难的日子里，内心冷漠缺乏激情却还浑然不知。”这样的自我反思，坚定了黄灯身在学院却面朝学院外世界的认知。同一时期发表的《对五个日常词汇的解读》一文，再次回到工厂的岁月，书写“房改”政策给普通工人生活带来的阵痛，并追问为什么改革的沉重代价，要由最为羸弱的群体去承担？黄灯还将在宿舍从事装修工作，平时只能湮没和藏在广州暗处“揾食”的农民工，带到文字的光照之下，把目光转向现代化、城市化的浪潮中，被卷入他乡的打工群体，书写他们在流光溢彩都市中的艰辛、辗转，暗处的卑微，还有背井离乡、骨肉分离的孤独。在黄灯眼中，他们尽管被称为“盲流”“农民工”，但也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他们的存在、痛苦和不知所终的命运，不应在城市的光鲜中失踪，应该有人用文字记下。这些文章用白描的方式讲述工人和农民工群体的生活，并没有耀眼的地方，但她对这两个群体所倾注的质朴真情，却让人感受到最大的善，感受到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珍视和敬重，显示出黄灯对底层群体情感上毫无保留的赤诚。通过这一时期的书写，黄灯再次确认：“我的生命无法与这群人割舍。他们是我的亲人。”与她的情感天平日益向学院外更广大群体倾斜相对，黄灯对学院和学术界的生活日渐厌倦。博士毕业之后，黄灯进入高校任教。在研究生六年的求学阶段，单纯的学院生活已让她感受到自身与现实的隔膜，精神抽空的惶恐日渐明晰。进入大学从事教职工作后，年复一年地填表量化、炮制论文、争取项目，并按部就班地获得一级级学术职称，事实上对人的生命感觉构成了一种格式化过程，她内心的挂空感、荒凉感与日俱增，精神的日益逼仄和枯索让她不安。“尽管学院经验改变了我的生存和命运，但这种改变的路径却同时将我的精神推入了虚空，让我内心几乎找不到安宁，并产生一种真实的生命被剥离的痛感。”实际上，这种生命的直觉，与其说来自黄灯内心的犹疑，不如说来自曾经遥不可及的学者生涯，褪去想象的光环后，裸露出的难堪底色对其内心的撞击。一方面，在对自己的学院生活进行反思后，黄灯明白学院管理机制和表格化人生，已经剥离了人文学者学术和真实生命体验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们的研究更多依赖知识和概念的空转，不少学术话语已沦为自说自话、丧失血色的“茶杯里的风暴”。置身于和生命缺乏连接的学术氛围之中，黄灯感受到了一种因丧失现实关怀所致的虚空。梁鸿也曾表达过身在高校的类似感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每天在讲台上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一切似乎都没有意义。在思维的最深处，总有个声音在不断地提醒我自己：这不是真正的生活，不是那种能够体现人的本质意义的生活，这一生活与我的心灵、与我深爱的故乡、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既然学术的空洞无法安顿生命的渴望，和梁鸿一样，黄灯从学院出发，在现实的触动下，坚决地走向与自己血脉相连的故乡和亲人。到2006年，黄灯已将故乡视为“问题的载体”，开始了她真正意义上的乡村书写，并接通了她此后“返乡书写”的通道。在《故乡：现代化进程中的村落命运》一文中，黄灯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直击乡村生活现场，描述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环境的恶化、人口的离散、固有传统文化的沦陷和教育的危机，反思单一发展主义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如何侵蚀、肢解着乡村。这种直抵生活现场生存世相、裹挟现实忧思而又元气淋漓的写作，说明黄灯开始尝试突破学院写作的理论空转，越过现成的概念、理论和逻辑去抵达现实的盲区，并通过精神的回返消除个体与现实的隔膜，《大地上的亲人》不过是这种转向的结果。当然，高校和学术界的状况，也是黄灯逐渐疏离学术和学院生活的重要原因。深处二本院校的链条之中，黄灯深深感受到中国高校等级森严的现实，在烦琐细碎的日常生活中，她得以有机会目睹学术界的真相，并因为现实的压力，不得不卷入各个按部就班的流程中。2012年《知识界的底线何在》一文，真实表达了她对日渐功利化的学术研究、日益变成名利场的高深学院、日渐丧失承担和责任感的学人的深刻失望。在这篇文章里，黄灯通过高校教师日常发论文、拿课题、参加学术会议，状写了高校教师和学者，在现有学术体制下群体的整体颓败，学术研究蜕变为利益的经营，对真理的追求、对知识的尊崇，已让位于对利益的敏感和对交易的热衷，知识阶层最朴素的学术坚守，正在麻木或获得利益的窃喜中丧失。黄灯对此忧心忡忡而又毫无办法，事实上，只要处于这样一个场域，她个人的真实生活就无法抽离这种大环境，甚至她自己就是群体中的一员，“如果说官员腐败的后遗症主要体现在对民众信任的强度破坏，那么，知识界的贪婪和冷漠、败坏和堕落，其后果无异于在一个精神荒芜的时代，纵容社会的毒瘤在人内心的生长，令更多人失去精神的航标，陷入万劫不复的虚无。”在意识到知识群体和学院生活无法解除她内心的困惑时，精神上对学院体制的逃逸，变得不可避免。
黄灯持续不断的自我反思，让她不可避免地将目光转向另一个群体——讲台下的二本学生。事实上，这个群体一直是她生命中的重要部分，更多时候，她只是将与学生的交往，视为一个教师的本职工作，直到和学生的交流日渐增多，交往也更为频繁后，她才意识到这个普通群体背后的生命真相。2014年《破碎的图景：时代巨轮下的卑微叙事》记录下了她和学生对视的时刻及由此带来的思考。在黄灯眼里，讲台下的二本学生是一群被时代掏空变得无所适从的孩子，在严整的应试教育体系中，他们经历了争取分数和名次这种漫长而刻板的生活，放弃诸多人生乐趣，忍受青春的种种折磨，满怀对大学的憧憬开始自己新的人生。然而，在黄灯眼中的大学，再也不是凝聚着神圣光芒的象牙塔，功利化已经渗透到学院的每一个环节，不少高校教师早已不把教育当成一项与人的精神成长息息相关的工作，而把它变成了一场工分式的体力劳动。这些本就被应试教育扭曲的孩子，耗费了家庭特别是贫穷家庭的全部心血，却把青春和未来寄望于喧嚣、浮华的高校，而大学并不能给一个卑微的孩子任何依靠和安全。面对这种现实，面对眼前满怀期待、青春逼人的群体，黄灯悲哀地认识到，“我们给后来者提供的生存和精神空间是如此的逼仄和幽暗”，一种深深的歉疚油然而生，而这或许可以看作《我的二本学生》出场的萌芽。“我思故我在”，笛卡儿的名言，精辟地指出了一个“既成事实”的“我”并不存在，“我”只能在不断地自我省察中建构起来，更多时候，我们是在惯常的、理所当然的道路上盲目前行，那个“本真”的自我，常常被遗忘和丢失，这样看来，自我反思非常必要，能让人“回归初心，方得始终”，校准自己的人生方向，回归本真的自我，使个体回到本应属于自我的人生道路上来。对黄灯而言，也正是从自我生命经验出发的持续反思，让她有了更清醒的认知，也使得她的创作获得了更鲜明的个人质地和心灵底色。更关键的是，自我反思并没有让黄灯陷入个人的狭窄领地，她将“自我”这个概念，从逼仄的个体世界泥沼中挣脱出来，朝向与她生命血脉相连的农民、工人、二本学生，这些学院之外、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人群。换言之，黄灯的自我反思不以展示自我为目的，而是着力于学院外广阔的社会及人群的生活、精神遭遇，和他们重新建立起精神上的联系，并化为学术上的资源，这成为黄灯自我反思的结果。与此相关，自我反思的同时，黄灯也尝试不再拘泥于学院习得的术语和理论，而是忠实于自我的个体经验，激活自我感知，试着用生活化的语言清理自身经验、叙述附近或身边与自己有情感联系的人群，以突破学院派表达的条条框框。几乎与写作论文同步，博士第一年结束的2003年暑假，黄灯在繁重的学业之外，开始了发自内心的自我表达，写作了长篇思想随笔《细节》，以恢复对生活的感受力，重建自己的精神，并期待从学院出发，在剥离理论的基础上，又依恃自己学术训练得来的理论功底，运用理性的素养尝试通过文字表达对现实的看法，这事实上为她以后更大规模的非虚构写作，做好了精神建设和思维操练的准备。在此期间，她思想随笔涉及的对象包括故乡和农民亲人、工厂的同事和下岗工人、普通院校的二本学生，可以说，她后来引起广泛关注的非虚构作品《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大地上的亲人》和《我的二本学生》，在这些初始的表达中，都能找到最初的萌芽和影子。而这些坚持以尊重自我体验、从自我的精神困境入手，把个人困扰扩展为公共议题的运思和写作方式，也成为黄灯更大体量非虚构写作的鲜明特征。不可否认的是，黄灯此时的反思，也显露出了她善于在宏大的时代背景之下观照大问题的特征。在《知识界的底线何在》一文中，黄灯尖锐地指出中国知识界从整体而言创造力的不足，以及伴随残酷的世俗化竞争，所导致的心灵钝化和文化自信心的瓦解，还揭示出当下知识界放弃精神品格的坚守，长期沉湎于理论的偏好和演绎中，在种种凌空舞蹈的理论气功幻觉中，放弃对常识的尊重及追问的倾向。在指呈知识界的问题时，黄灯将自身置于处境中的一员，反思他者的同时，实际上也在反思自己。在文中，黄灯把自己作为知识者中的一员突出来，清晰地将自己立身于学院内部的视角呈现出来，凸显了自己的困扰，毫不掩饰自我的精神危机。显然，从自我的位置出发，把困扰自己的问题上升到群体的层面透视，构成了她处理的基本方式。黄灯指出，造成知识群体底线塌陷的原因，并不仅仅来自知识者个体的道德滑坡：“体制已悄然成为横亘在他们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之间一座难以逾越的桥梁，在体制的规约下，知识分子作为个体的灵动和生命活力已日渐枯萎。”“当下知识分子的焦虑则映射了在社会的巨变中作为一个群体被彻底边缘化后，因为无可挽回的历史命运所带来的虚无和绝望。”由此看来，黄灯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将问题置于时代的大背景之下，耐心地梳理高校学者和作为其中一员的自己，具体遭遇到了什么，周边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以辨识学者个人的生活与时代的进程、社会机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这样一种特定的心智品质和思维方式，在黄灯此后的非虚构写作中，呈现为“大问题意识”和“图景式叙述”。
大问题意识
如何理解“大问题意识”？可以从黄灯两部出版的非虚构作品《大地上的亲人》《我的二本学生》序言说起。
很多读者留意到黄灯喜欢在作品的开头写作序言。《大地上的亲人》自序为“用文字重建与亲人的精神联系”，并提出“如何与同呼吸、共命运的亲人建构一种文化上的关系，不仅仅是熟人社会传统家庭结构自然人际交往的延伸，更是知识界无法回避的现实难题”。《我的二本学生》的序言为“看见他们”，并提出“多年来，在对学生毕业境况的追踪中，负载在就业层面的个人命运走向，到底和大学教育呈现出怎样的关系，是我考察学生成长过程中，追问最多的问题，也是本书竭力呈现的重点之处”。这些直白而稍显学术的表达，就是本文要谈论的包裹在她写作观念背后的“大问题意识”。不能否认，这种特点延续了她此前思想随笔写作的惯性，带上了学术思维的特征，更不能否认，提出问题并描述问题，是她非虚构写作的重要特点，“问题意识”甚至构成了黄灯写作的隐秘动力和动机。
梳理黄灯的非虚构作品，可以发现，《大地上的亲人》缘于堂弟的一次来访，这次偶然的造访，激发起她重新建立与亲人精神联系的意愿。本着这样的意愿，她进入故乡亲人的生活和广阔的乡村，“不再将乡村视为寄寓乡愁的载体，而是将其作为‘问题的场域’”。在这种明确的“问题意识”指引下，《大地上的亲人》三章内容各有侧重，并呈现了转型期中国农村所遭遇的不同问题。
有意思的是，黄灯进入“中国农村”这个巨大的话题，完全从个人经验入手，她自己既是写作者，也是被写者。在第一章“嫁入丰三村”中，她直面丈夫家的境况，站在一个介入者的角度，对三代农民几十年的命运起伏进行了清晰描摹，揭开了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隐秘的伤痛，赤裸地暴露出中国农民近乎宿命式的“贫困代际轮回”问题；第二章“生在凤形村”和第三章“长在隘口村”，黄灯回到自己出生和长大的地方，站在高处，俯览故土在地图上的位置，观察和思考家乡的来路和去向。“生在凤形村”从现代工业对乡村面貌和环境的极大破坏入手，在村庄“河水脏了，青山秃了”的同时，揭开了伴随城市发展滋生的毒瘤——毒品、赌博、买码等在乡间横行的真相。自此，一夜暴富的扭曲和疯狂，强力侵入毫无抵抗力的乡村，改变着村庄的风习并将其拖进深渊，而教育的彻底边缘化也加速了农村的凋敝，这样，环境破坏、社会风气和教育问题就随黄灯的讲述一一凸显。“长在隘口村”隐含了黄灯对村庄过往的温馨记忆，这与当下村庄青年一代迷失于城市化进程裹挟而来的赌博、吸毒等深渊中，构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显现了一个田园牧歌式的村庄，在时代转型洪流中逐渐坍塌的景象。当然，也许是童年的温馨记忆起了作用，在对隘口村的书写中，她的落笔显然没有丰三村重，不少地方闪现着点点亮色，深厚的民间文化底蕴、村民对传统复兴的强烈渴望，二舅对集体经济的怀念，不但减缓和涤荡了从城市泛滥到乡村的文明沉渣，也喻示了乡村振兴的其他可能，乡村内部就包蕴了走向更新的希望和种子，这是黄灯对故土深情回望后，客观而全新的发现。
黄灯由此写出了三个普通村庄的个性和气质：安分的丰三村，躁动的凤形村，自得的隘口村。在儿媳、女儿、外孙女三种身份的转换中，作者以学院知识分子的冷静和热切，把农村亲人的乡村生活和他们辗转城市的生活细节、心情、生活期待、隐秘的内心伤痛和简单的快乐，以及乡村在城市化发展大潮中所经历的变迁，乃至沉沦迷失的纷繁世相都一一再现。当然，黄灯对乡村和亲人的讲述，并不单纯为了呈现个体命运、讲述个人故事，而是为了回应她在序言中一开始就提出的命题。换言之，因为背后有“问题意识”的支撑，在她笔下，具体、琐碎的材料就变成了指向性明确的故事，琐碎的叙事由此获得了整体性表达。黄灯也在追问中国村庄的来路、现状和去向的同时，袒露了内心的困惑和百转千回的情感纠结。
当然，对村庄问题的呈现并不孤立，在这方面，黄灯有清醒的认知。上文已经提到，三个村庄各有不同的气质，事实上，不同村庄的亲人也各有不同的秉性：丰三村亲人忍耐和沉默，凤形村亲人不安分和躁动，隘口村亲人活络和开放。伴随不同村庄亲人的问题也不尽相同：贫困与养老、环境和社会风气恶化、农村教育的凋零、传统文化习俗的式微等。自然，因为分布于两湖的不同地域，对各个村庄亲人的影响也完全不同，但在黄灯看来：“从本质而言，丰三村和凤形村并没有根本差异，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他们的命运受外部力量的制约，自身无法生长出内在的动力，这是它们最为根本的共同点，也是中国最广东乡村的共同点。”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黄灯在《大地上的亲人》一书里，才会在关注农村亲人和不同村庄经验差异的同时，状写出他们在巨大的社会转型和城乡变化中，几乎相同的命运走向：一代一代农民奔着城市而去，奔着更好的生活而去，但大多除了耗去青春和生命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自己的处境，他们离农、去农的奔突让人伤痕累累，是继续在“挤不进”的城市“打流”，还是回到“回不去”的农村，是其要面对的共同难题。更重要的是，黄灯在关注农村现代性转型所面临的困境时，并不把眼光局限于村庄之内，而是开放地在乡村之外去追问根由：“乡村的问题已不可能只在乡村内部循环，乡村和城市早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村庄发烧了，那是因为城市发炎了；村庄呻吟了，那是因为城市疼痛了；村庄病象深重了，那是因为城市病入膏肓了。”在这样一个更为开放的视角下，黄灯在中国现代性发展大背景下的乡村书写，尖锐凸显了当前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和发展逻辑，与乡村困境的深刻关联。
某种程度上，黄灯的“大问题意识”，体现在揭示了蛮横的城市化发展思路进入乡村后，对农村带来的巨大冲击：工业的进入改变了乡村的山川风物，恶化了自然环境；城乡频繁地交流为毒品、买码等恶习的侵入提供了便捷；泛滥的消费主义、功利主义价值观伴随社会的流动和新技术的降临，在农村攻城掠寨，轻易瓦解了乡村固有的恒定价值观念；教育的衰败和功能的递减，逐渐失去了滋养和凝聚人心的功能……由此也可以发现，黄灯对农村的观照，更多从精神层面介入，黄灯更注重书写城市化强势发展对乡村的抽血，给乡村带来的精神和价值空心化的问题。在黄灯笔下，那一幅幅凝结着问题的乡村图景，的确能揭示城市对乡村的围剿，让人对横行的村庄变成城市“附庸”和“复制品”的发展思路，心生警觉。
确实，黄灯在《大地上的亲人》记录了世界性的城市化进程中，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和农村走向市场化、城镇化的恓惶面影和凌乱脚步。将零碎、局部的人和事，放在整体中观照，是黄灯在《大地上的亲人》写作上的基本特征，建构个体和时代、村庄和国家之间的同构关系，是黄灯宏大叙事的具体路径。黄灯笔下的丰三村、凤形村、隘口村，尽管只是众多中国乡村的三个具象地名，但它们是中国的丰三村、凤形村、隘口村。村庄和特殊的社会结构孕育的村民命运，是中国农民群体的命运；在这些中国故事的呈现中，其中的时间跨度，横跨了近三十年的社会的转型史，其对时间的感知和丈量，是典型的现代性尺度，对乡村事实的理解，也是现代眼光。毫无疑问，因为多了一份学者的理性和整体性观照，黄灯的乡村书写尽管从具体的村庄和人物命运进入，但却是真正意义的宏大表达。和众多现实主义农村、农民题材的文学作品相比，黄灯对乡村的书写有更鲜活的现场感，农村不再只是一个题材，而是真正实录农村和农民的生活。概言之，黄灯把自身生命的经验、丰富的情感与关怀、有压迫感的焦虑进行了直接表达，并利用非虚构写作的便利，把多年学术锤炼、积累的整体性思考直接呈现出来，形成了对农村更宏观、更切实也更富现代性和思想前沿性的表达，这正是黄灯乡村书写的力量所在。
与《大地上的亲人》一样，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同样是一部有“大问题意识”和时代色彩浓郁的非虚构作品，甚至可以说，这两部作品是一个小小的连环套，构成了一种内在的呼应。在《大地上的亲人》中，黄灯最为揪心的事情是年轻的侄子、外甥、堂弟的命运走向，她经常假设，如果这些外出打工的亲人有机会进入大学，是否能够获得美好的人生？《我的二本学生》事实上回答了这个问题，对这个群体的审视，延续了黄灯此前一直关注的农村问题，接通了对年轻人，尤其是农村青年人生去向的思考。十多年的教学生涯，黄灯对课堂下众多二本学生有直接而深入的了解。学生让黄灯看见他们学习、家庭、就业的基本情况，也愿意向她倾诉隐秘的私人生活，包括内心的纠结和曲折、成长中的伤痛与不堪。学生的成长总是让她看到自己的过去，学生的困惑和苦恼，让作为教师的黄灯心存体恤。伴随漫长的师生交往，无数的学生进入黄灯的脑海，无数的个体汇成了一个群体性呈现，学生在时代变迁中的整体性命运变迁，成为作者最关注的话题：“短短二十多年，那些起点像我一样的二本学生，到底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又承担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压力？通过念大学，他们在立足社会的过程中，在就业、深造、定居等具体的人生节点，是否如我一样，总能倚仗高等教育提供的屏障，越过一个个在今天看来无法逾越的暗礁？”这段话非常清楚地说明了黄灯在写作《我的二本学生》时的精神动因，她关心的不仅仅是学生的个体命运，她更希望通过自己和学生的对照，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跨度里、在业已发生巨变的社会场域中去考察二本学生的命运变迁。这一创作初衷，充分显示了黄灯把握和理解书写对象的整体性眼光和“大问题意识”。
在这种“大问题意识”的指引下，《我的二本学生》在文本的构成上，就不限于去讲述学生个人的生活故事。项飙认为，从事“理解的学术”，“不一定要把对方的心理机制像心理分析师一样写出来，主要就是位置问题，把他在这个社会的位置讲清楚，把他所处的关系、所处的小世界描述清楚”。《我的二本学生》虽然不是学术著作，但其展开的思路却如项飙所说，是把写作对象的“社会的位置讲清楚”，把写作对象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其“小世界”描述清楚。这本书并不以描述学生开篇，首先进入读者视野的，是大量二本毕业生聚居地龙洞，由此出发，顺带勾勒了一个城市的变迁史。龙洞是广州城市发展的一个缩影，这里既有城中村的无序、混乱和野蛮生长的粗糙，也有作为房地产开发新兴区域的现代、光鲜、豪华的另类面孔。在黄灯笔下，“龙洞的浮夸、活力、鲜艳，昭示了广州经济、文化活色生香的一面。龙洞的背后，站着一个叫广州的城市，广州的背后，站着一个古老的中国”。这样，黄灯就把二本学生置于一个广阔的时代背景之下，他们的生活轨迹正是与时代发生碰撞、与现实短兵相接留下的足迹，由此，读者也明白了二本学生在时代中所处的社会位置，学生个人故事的讲述与讲述故事的年代由此获得了深刻关联。接下来，黄灯从大处着眼，小处落笔，用真实而细致的笔触，对学生的个体生存娓娓道来——他们的家庭、他们的成长、他们求学的经历、他们的日常学习、他们毕业后在社会上如何立足，以此来复盘学生的来路和去向。当然，黄灯对学生个人生活遭际的呈现，放在他们所处的具体时代状况之下进行，同时又兼顾了70后、80后、90后三个年龄段学生命运的对照，清晰呈现了时代对个体命运的无形制约。《我的二本学生》让读者看到，20世纪90年代的二本学生，由于还处于计划经济尾期，他们在校时无须为就业发愁，能以从容的心态投入较多时间进行专业学习，毕业后有国家分配工作兜底，能享受单位提供的诸多福利，大部分学生能顺利在社会上立足并过上较为安定的生活。她作为班主任所带的第一批80后学生（毕业于2010年），入校时早已是市场经济风起云涌之际，毕业时尽管需要自己找工作，但因为经济处于上行期，就业机会充足，加上房地产市场还不是那么虚高，趁着改革的红利，加上自身的努力，大多也能跻身白领和体制之内，获得不差的生活水准。十年后，她的90后学生一进入学校，就已经感受到了就业的严峻形势，等到毕业时，高涨的房价、昂贵的生活成本，让他们的就业之路和立足社会的难度增加了很多。可以说，从步入大学校门到进入社会，他们内心深处始终充斥着迷茫与沉重，就业的“下沉”“降维”和未来的不确定，是这一代孩子面对的共同处境。黄灯以超越个体差异的角度，去讲述二本学生的故事，打开了一个广阔而深邃的时空，让人窥见了短短30年间中国经济腾飞、社会快速转型条件下，三代二本学生的命运变迁，并揭示出如下真相：在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资本日益发达的社会，二本学生看似有更多的择业和人生选择，但生活的道路似乎越走越窄，他们的人生似乎要背负更多的无奈、艰难，内心弥漫着更多的挣扎乃至失望。和那些出身“一线城市、高知父母、国际视野”的高配家庭青年顺风顺水的人生比较起来，二本学生父母常见的谋生方式，无外乎“务农、养殖、屠宰、流连于建筑工地，或在大街小巷做点小生意”，他们的出身注定无法从家庭获得更多支援，成长过程都充满了心酸，甚至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黄灯在书中让自己的学生“现身说法”，陈述一个个因为平凡而容易被忽视的成长故事。这些真实的痛感蕴含自我生长的力量，构成了全书篇幅最大也最让人动容的内容。这一个个生动的个人故事，诉说着时代如何具体地落到一个个学生和家庭之上，凸显出当下市场和资本日益强劲的时代，二本学生所遭遇的体制性、结构性困境，直抵社会阶层分化的加剧给二本学生流动造成的困扰这一宏大命题。
既然《我的二本学生》所揭示的问题是结构性的，那么这种结构性问题所影响的就不仅是二本学生。这些年，由于全球化红利的递减和互联网技术为中心所导致的社会分化加剧，叠加疫情和经济下行，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愈发严峻，“985”“211”高校的毕业生同样遭遇到了此种困境。“985废物”“小镇做题家”等网络热词爆红一时，他们纷纷借助新媒体传达着内心的呐喊、无奈与挣扎，集中释放着无法排解的群体焦虑，一次次卷入关于“内卷”的争论。与此同时，漂在深圳、处境和社会地位更为不妙的“三和大神”“三和青年”也逐渐进入大众视野，人们看到，在这个高度发达的标杆性都市，还有一群青年如此“丧”且贫困地活着，由此可以看出，当下各个层次的青年群体所遭遇的整体性困境，与全社会结构性的问题有更深层的关联。黄灯在《我的二本学生》中呈现的二本学生的命运走向，正是当下青年生态的一个切面，她对此有明确认知：“随着时光的推移，以及对学生毕业后境况的跟踪，我深刻意识到，中国二本院校的学生，从某种程度而言，折射了中国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他们的命运，勾画出中国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因此，可以说，《我的二本学生》，某种程度上写出了当下出身平凡的广大青年的基本命运和人生可能，暴露出社会看似无形的阶层天花板和结构性困境对年轻人的挤压，凸显出高等教育对推进社会公平作用和权重正在萎缩的现实，飞涨的房价、随经济下行日渐减少的工作机会，已变成一代年轻人不得不面对的严峻现实。
长期以来，在中国，接受高等教育，就意味着拿到进入体制乃至主流社会的门票，考上大学成为许多人提升阶层地位的重要垫脚石，高等教育也成为一条非常重要的阶层上升通道和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保障。近些年，中国高等教育日益市场化，逐渐被人为地区分为各种层级，形成了明显的科层结构。一般来说，居于高校链条顶端的是“985”高校，“211”高校尽管实力在“985”之下，但仍然可以高视阔步，紧随其后的普通一本也能享受一点点风光，处于高校链条底部的是职业院校和被视为三本的独立院校，而二本院校则居于这一链条的夹心层，处于一个不尴不尬的地位。这样一种分层基本能反映不同高校的办学实力，也成为国家和社会向各类院校投资的基本依据。处在食物链顶端的“985”高校当然能获得最多的投入，而二本院校获得的经费则要少很多。围绕这一层级分明的体系，学历鄙视链也由此形成。“985”“211”和一本院校的学生在就业市场占据优势，一线城市、层次较高的工作机会向他们倾斜。而非一线城市或基层的岗位则多面向二本院校的学生，职业院校的学生一般流向企业生产线的基层岗位。除了就业，低层次院校的学生在进一步深造方面，也会遭遇一定歧视，比如“985”“211”高校的很多热门专业招收研究生时，不招非211高校的学生已成为“潜规则”。而很多高校在招收新教师时，也对他们的第一学历有要求，第一学历非211高校的人员被直接排除在外。中国高等教育层级的区分给二本学生在就业、升学方面所造成的困扰，在《我的二本学生》中，黄灯用学生的亲身经历印证了这点。更重要的是，黄灯发现了中国高校正在形成中的另一个事实：在她的观察中，进入重点大学的孩子，大都出身大城市、父母社会地位较高或经济条件较好；而二本学生的原生家庭则大多普通，不少学生来自相对贫困的乡村或不起眼的中小城镇。与此相应，出身大城市、家境优渥的学生在大城市有更好、更高层次的就业机会，而家境一般或贫穷的二本学生则流向更基层的工作岗位。这一观察，实际上揭开了中国高校市场化后，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分层的加剧，高等教育在推动社会公正层面的边际效应正在递减，甚至反而强化了社会分层结构化、稳定化的趋势。在《我的二本学生》里，因为种种原因，黄灯没有对这一现象展开深入的探讨，不过，她仍然在书中对这一正在形成的现象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就像“序言”中所言：“我想知道，学生背后的社会关系、原生家庭，以及个人实际能力，在就业质量中所占的具体权重。如果其权重越来越被个人实际能力以外的因素左右，那么，对大学教育的审视，将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命题。”
现代社会，人们“用脚投票”的自由加大，可以面向更为开放的生活空间，教育更加多元，人们似乎也有更多选择。不过，随着全球化的深度渗透，世界范围内的教育体系似乎已经分化得更为厉害，教育不再承担实现社会公正的功能，反而可能加固原有的社会分化，这已演变为一个世界性难题。美国作家J.D.万斯的《乡下人的悲歌》，其副标题干脆拟为“全世界的绝望与焦虑”。万斯认为美国白人工人阶级是社会最悲观的群体，他们在经济上失去安全感，家庭破碎，精神溃败，工人子弟深陷泥潭，前景黯淡，多数只能辍学，从事体力劳动，只有少数人可以进入一般的公立大学。他回溯自己作为一个工人家庭出身的“乡下人”向上流动、改变命运的经历，在清理人生来路时发现，即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自由的国度，工人阶级要获得较好经济条件的阶层实属困难。他们的孩子考上常春藤名校并跻身精英群体的机会“少得可怜”，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对工人阶级的孩子来说更加“遥不可及”。万斯也看到，耶鲁法学院超95%的学生来自中产阶级或更高的家庭，“大多数人可以说非常富有”，他们毕业后大多可以轻松获得6位数高薪的工作。万斯平静的叙述，让读者看到美国社会日趋分裂的景象，也揭示了美国教育体制正失去促进社会公平和阶层流动的功能，工人阶级实质上已大多被排斥在高等教育之外，更难以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实现向上流动和阶层跃升，这样，高等教育不是弱化而是强化了阶层分化的事实。这样的情形同样在欧洲社会蔓延。法国作家迪迪埃·埃里蓬在《回归故里》一书中，通过追忆自己如何从工人家庭的穷孩子，成为法国著名的知识分子的人生历程，思考了社会阶层、学习教育、身份认同的建立等一系列问题。迪迪埃的思考，揭开了法国这个成熟阶级社会教育的部分真相，他指出，平民阶级遭受着教育系统的结构性排斥，在各种体制的强力下，必然遭受歧视和压迫。他还指出，这种社会的不公是隐形的，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因为平民阶级一出生就置身一个看似“井井有条”、理性而成熟的社会制度之下，通过对既有社会规范的学习，通过社会法则带给自己的拘束感和社会身份的召唤，建立起对自身阶级特定地位、身份和社会规则的边界。这样，一套看似合理、实则隐含极大不公正的社会规则，就已潜移默化地内化到平民阶层的意识中。“我的出身永远地印刻在了我的精神之中，这是任何思想转变、社会习得、乔装打扮，以及谎言与借口都无法抹去的印记。”这种与生俱来的社会身份认同与建构，再加上教育事实上对平民阶层的排斥，使他们很难通过教育寻求社会地位的上升，大部分平民阶层的孩子最后都主动离开学校，在非常有限的几个选项中选择自己的职业。这种选择看似主动，实质上是在稳固的社会秩序中的被动选择。只有极少数“不是被普遍赋予的秉性”的孩子，才可能经过个人努力，拥有向上流动的机会。迪迪埃通过引用布尔迪厄的话，对现有的社会秩序和教育系统提出了质疑：“如果一个教育体系在它整个运行过程中都在排斥平民阶级的孩子，还有中产阶级的孩子（程度较轻），那么这个教育体系的实际功能是什么呢？”迪迪埃对法国学校教育的拷问和对法国工人阶级家族命运的思考，与万斯对美国白人工人阶级的思考，触碰到了同一个问题，万斯把这种状况视为“全世界的绝望与焦虑”，并借此表达“一个美国乡下人的愤怒和无奈”。某种程度上，黄灯在《我的二本学生》也参与了这一世界性问题的讨论，并显示了这一全球性难题的中国镜像：“根据我的观察，在中国大学的层级分布中，不同级别的大学，学生去向会对应不同的城市。顶级大学对应的是全球最好的城市；重点大学对应的是一线城市、省会城市；一般大学对应的是中小城市、乡镇甚至乡村。一层层，一级级，像磁铁吸附着各自的隐秘方阵，干脆利落，并无多少意外发生。”把黄灯的以上观察与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说的“法国教育机构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在生产社会不平等，并使之合法化，这是现代社会阶级再生产的一个重要机制”相对照，可以发现，黄灯的确对世界普遍存在的高校在教育机会、教育过程以及教育结果的失衡问题进行了中国情景的表达。
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C.赖特·米尔斯认为，社会学家应直面时代的大问题，有责任向一般读者阐明，他们的私人困扰并不只是个人命运的问题，而是和全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密不可分；社会结构若不发生根本性改变，他们的私人境况就不可能真正得到改善。可以看到，无论是《大地上的亲人》还是《我的二本学生》，黄灯都尽量去面向时代的大问题，从现代化的角度去观照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和农民的整体命运，从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去观照二本学生乃至普通年轻人的成长和人生走向，并且追问到社会结构的层面，这使得黄灯的非虚构写作，有了宽阔的时代视野，有了自己扎根于现实并深入到具体社会机制的鲜明个性。
图景式叙述
与“大问题意识”相应，黄灯在《大地上的亲人》《我的二本学生》中运用了“图景式叙述”方式。这种建立在个体经验之上的具象化叙述，使得她的文字具有极强的可读性，保证了新媒体语境下传播的便捷。
黄灯的非虚构写作“叙事性”较强。无论是《大地上的亲人》，还是《我的二本学生》，都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为主。黄灯要么在充分访谈的基础上，转述访谈对象的生活经历；要么让身边的亲人、课堂下的学生现身说法，讲述自己的人生。不过她的叙述跟纯粹的故事不一样，没有多少细节和具体情境，也没有多少细致的情节描述，更多是梗概性、叙述性的。因为访谈对象众多，在有限篇幅内，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有充分细致的陈述，所以作品中的个人经历和状态都是轮廓性的。
以《大地上的亲人》为例，作品涉及的人数众多，仅书中占重要篇幅的“打工记”，就记录下了两代十多个亲人在各地辗转打工的经历，这些打工生涯主要让当事人根据自己的生活历程粗线条陈述。第一章“嫁入丰三村”，侄子振声讲述自己的打工生活非常有代表性。这部分内容主要以振声为叙述主体，以纯粹的笔录形式呈现个体经历。振声将七岁时父母外出打工沦为留守儿童一直讲到自己结婚生子，呈现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历程。里面既有少年时代在农村读书的生活，也有和奶奶、妹妹的日常，还有在城里念职高的情况，但真正的侧重点是职高出来之后到杭州、武汉、哈尔滨、长春、山东、北京、内蒙古、新疆等走遍大半个中国，一路进厂受挫，最后重回父辈的泥瓦匠老路，但依然漂泊不定也只落个温饱的打工生涯。在这中间，振声还提到了自己和妻子相识的经过、结婚过程中的彩礼波折和生下孩子后抚养的困难，也诉说了在建筑工地生活的艰辛、条件的恶劣以及对收入不稳又漂泊不定、前景黯淡的忧心。这种生命史图景叙述内容繁多，却容纳在不到一万字的篇幅内，以一种概述式的面目呈现，构成了黄灯处理人物的一种基本方式。《我的二本学生》人物故事的讲述同样如此。这部作品出场的人物比《大地上的亲人》更多，近百名学生在这里讲述自己。以书中关注较多的刘婉丽为例，黄灯在讲述她的故事时，主要用了转述的方式，把多次谈话和访谈的内容按照刘婉丽的生活经历进行了糅合，凝聚成一段能比较完整勾勒她成长历程的文字，这样，刘婉丽不同人生阶段的处境、精神状态都能较清晰地传递出来。为了更有现场感，刘婉丽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话，在文中干脆用直接引语的方式呈现出来。显然，无论是对《大地上的亲人》中振声的讲述，还是对《我的二本学生》中刘婉丽的讲述，黄灯的目标，就是在有限的篇幅内，尽可能完整地叙述人物的生命历程，凸显人物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换种说法，在黄灯笔下，她不是为了写人物而写人物，人物的背后承载了对“大问题意识”的阐释，这和非虚构作家袁凌构成了鲜明对比。在转向非虚构文学之前，袁凌以写特稿出名。他的《寂静的孩子》《青苔不会消失》在写作方式上，保留了特稿的诸多手段，有明显的新闻特写气质。其中的很多篇什，作者隐匿起来，只是让采访对象在特定的环境中出场，其言行举止、家庭和社会关系随着对象的活动一一展开，并在读者面前一一打开。当然，袁凌如同摄像一般的特写，并不排斥作者本人，在绵密和精细的叙事中，他作为抵达现场的采访者会不经意中出场，他的观感和情绪也会不经意流露出来。《寂静的孩子》中《学前班的十七岁少年》，记录了大凉山深处美姑县一个十七岁才拥有机会入读学前班的彝族少年觉力，它首先概要性地介绍了大凉山“云端小学”和这一地区教育的基本情况，觉力的家人和家庭状况由此拉开帷幕。紧接着，作者把笔触伸进了云端小学觉力所在的课堂，教室的布置、老师的讲课、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甚至教室弥漫开来的气味，这一切都伴随作者隐匿的眼光、听觉和嗅觉被捕捉到，给人一种直抵现场的真切感。不过，在细致而平实地叙述了孩子们在学校的生活，相较于彝族地区原生态的日常生活更祥和、文明、现代的同时，作者还是忍不住从“摄像头”般直击性的叙事背后走到前台：“有时候忽然会有一种担心，一旦这些说着普通话、态度亲切、穿着干净的支教老师离开，这里许诺的一切将不复存在，甚至连同那条去年才修好、把学校和老师带来的公路。就像对于十七岁的觉力，上学前班并不意味一种新的开始，而仅仅是一段时光。”显然，袁凌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某种担忧。另外，袁凌这样描述大凉山的清晨，“黎明极端纯净，凝冻的白色云层，悬垂在远方靛青色山岭的边际线，清冷透入了屋子。这个世界储存的气息，仍旧没有变动”。这样的描写，毫无疑问融进了袁凌的主观体验，透露出他对大凉山地区强固而有巨大吸附力原生态生活的压迫感。由此可见，袁凌的非虚构作品既有整体性、粗线条介绍，又保留了丰富的生活细节，既有摄像机一般捕捉人物的一举一动（包括情绪变动）、捕捉自然风物和景观的精微细致，也让一个外来采访者细微的感觉和即时性感受自然流露，这种写法具有纯文学的生动和鲜活。这样看来，与袁凌非虚构写作直击现场的生动和文学性不同，黄灯的非虚构文本虽也以叙事为主，但主要停留在“叙述性”、全貌性，其描述性的情节、细节不太明显，换言之，黄灯的非虚构作品更具田野气质，对文学性的追求没有执念。不过，黄灯的非虚构文本仍然有其特色，她很少在特定部分去孤立地讲一个人的故事，往往将几个或多个身份相同、经历类似的人放在一起。《大地上的亲人》一共三章，分别写湖北丰三村、湖南凤形村、湖南隘口村，每一章至少一个部分为“打工记”，专门让三个不同地域的亲人讲述他们的打工故事，每一则“打工记”都会涉及几个不同的人物，但他们却有共同的辛酸：虽然身在城市，但城市的光鲜、发达和他们没有关系，在城市最脏乱的皱褶和不为人知的角落，他们做着繁重的工作，在颠沛奔波和无声的劳作中，却只能维持基本的生计，看不到命运得以改善的机会，生命在卑微中消耗。黄灯在“打工记”里有意识地将两代农民工的故事交织在一起，这样的安排可以让读者清楚地看到两代农民命运的联系，看到农民身份和阶层命运的代际传承。这种整体式、群像式处理人物的方法，显然和袁凌不同。袁凌在《寂静的孩子》《青苔不会消失》《生死课》中，基本每一篇都有一个主人公，每一篇都以讲述主人公的生命故事为主，书中各篇所写的人物之间相对独立，几乎没有什么粘连。那么，黄灯这种图景式的叙述，通过什么途径获得整体性的表达呢？值得留意的是，黄灯在讲述人物的故事或人物自我陈述时，往往会加入自己的思考，渗透明晰的自我反省。这些内容不仅能把零散的个人故事黏合起来，还能把访谈对象的基本命运引向外在于个人生活的社会，将其放置在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之下，让个人的生活困扰与时代生发的大问题产生关联。从上文分析可知，黄灯往往习惯将命运大致相同的人放到一起，尽管每个人物的切身情境和个人经历可能不同，但他们（无论是农民亲人还是二本学生）的命运走向和遭遇的困境又极其相似。如果他们遭受的只是个体困扰，那其因由可能来自性格、技能或其他原因，但如果因为共同的身份遭遇到近似的困扰，并且这种困扰的排解超出了他们个体的能力，那么，这种整体性遭遇就变成了社会性公共议题。换言之，黄灯在叙事中穿插的深度思考或自我反省，正是通过身份相同的个体讲述，来抵达对一个群体整体性命运的显现，并把这个群体定位到他们所处的时代，去观照他们各自的生活机会和生活困扰，并搞清楚遭受这些共同境遇的深层缘由。例如，黄灯在《大地上的亲人》中，让三个不同地域的亲人一一出场后，形成如下认知：“丰三村、凤形村、隘口村，横跨湖南、湖北两省，尽管彼此看似毫无关联、相距遥远，但因为生活于此的亲人拥有共同的农民身份，他们面对的挑战和危机，都如出一辙，回望村庄，实际上也是完成另一种印证，实现一种遥远的精神呼应。”在实际的行文中，一种学者化的思想阐发，构成了支撑全书的框架：“当全球一体化的序幕拉开，信息化伴随现代性的强势渗透，农村的生存，从细处看，是一幕幕揪心的悲喜剧，但从大处看，却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互相竞争、交融的必然结果。对农业大国的中国而言，当下农村问题的尖锐性在于，在城乡的二元体制中，整个社会承受不起农村衰败的代价，承受不起农村青年上升通道堵塞的代价。”这种超出个体情景观照的总体性、开放性思考，固然展露了黄灯作为一个经受多年学术训练和思想锤炼的学者的特定心智，但更重要的是，她善于从个体经验中提炼有效信息，善于从经验的切口进入，通过理性思考，力求清晰地传达个体生命和周遭世界的关系，并由此获得了一种真正的整体性图景视角。需要补充的是，黄灯建立在图景式叙述上的思考，并不仅仅囿于共时性、当下性层次的拓展，历史的维度也被她植入对农民、二本学生等群体命运流转的思考中。在《大地上的亲人》中，黄灯把婆婆、父亲、叔叔与自己的大哥、堂弟以及哥哥、姐姐和孩子们的生活交织到一起，同时将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农村与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进行对照，这种历时性处理和图景式叙述后的思考，让读者感受到了时代的不同，但农民的艰难似乎延续了代际的传递，他们的处境并没有随时代的脚步发生逆转。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不仅难以改善他们的阶层处境，他们甚至还不得不承受现代性境遇所带来的诸如消费主义、群体分化所带来的挑战。在《我的二本学生》中，黄灯直接把三代二本学生进行对照，在时代变迁和高等教育市场化转型历程中，凸显出当下二本学生群体共同的生存困境，映照出普通年轻人常见的生存路径。通过历时性比照和思考，黄灯明确地指出，高等教育市场化后，因为放逐了为年轻学生兜底的作用，他们不得不赤膊上阵地与市场搏击，加上城市化进程中市场作用后的高昂房价，这些毫无疑问都成为当下二本学生及普通青年立足社会的障碍。这样的思考，再一次表明，二本学生的个人困扰并不仅仅来自个人，而在于社会结构发生的非个人性变迁及附着之上的历史必然，个人活出的人生状态，处在变动不居的历史系列里，被历史的洪流裹挟推搡而行，由历史、社会共同塑造。这样看来，黄灯把叙事置于个人思考框架中的写作方式，可以把复杂的看似散落的人、事重新放在一起，让图景式的“叙述”不只是讲述个人故事，不只是呈现个人性格、处境，而是尽量从不同角度去揭开个人生活与既成社会结构的复杂联络。米尔斯认为，人们通常不从历史变迁和制度矛盾的角度出发，来界定自己所经历的困扰，一般不会将自己的困扰归因于所处社会的大起大落，很少意识到自己生活的模式与世界历史进程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个体容易陷于一团混沌的日常体验中。黄灯非虚构写作的方式，正好弥补了这种认识上的盲区，她超越了具体的个人情境，把形形色色的个人故事放置在自我思考的整体框架中，将众多的人物编织在一个由社会、历史交织起来的场域，并在自己思考的指引下，让众多个体的人生在作者思考构成的基本图式中被清晰地联系起来，构造一个意义上的结构和秩序，形成了一个图景。在这个图景中，以个体面目出现的个案，成为群体生存状态的标本，原本处在混沌状态的个人体验被黄灯加以理清，那些真正困扰个体的因由和从整体上呈现的群体遭遇得以清晰呈现，被从复杂的社会、历史中钩沉出来，这样，个人困扰实际上和群体的公共议题紧密相连，黄灯的非虚构写作之所以被归结为图景式叙述，也正是从这个层面得以确立。这种叙述抵达鲜活的生活场景，是普通人的故事，牵涉具体的社会关系和较为广大的时空，黄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个案、一桩桩生动的故事，复原了这个时代的真相。历史维度和社会空间维度的双向梳理，清晰地展现了个人生活境况和具体现实社会结构之间的深层联系。换言之，黄灯“图景化叙述”往往从个人经历出发，但却能到达时代大的问题，个人困扰通达公共议题的通道，在宽阔的社会和历史的纵深中，个人和群体的朦胧不安、难以澄清的困难，在这里获得了解释。黄灯的非虚构作品，之所以能在公共传播领域引起大的关注，背后的秘密也正来源于此，无数的读者，正是在这种个体的故事中，映照了自己的身影，同时看清个人困境在个体命运抗争无效的背后结构性的原因。黄灯“图景式叙述”的意义在于，在全球化和现代性轰轰烈烈的日常生活中，对沉湎在个人成功、消费主义等理所当然的价值观念的个体而言，这种写作提醒我们留意到个体和时代的关系，留意到一个本质主义的时代，其实正在变为现实。
情感与立场
客观而言，“大问题意识”和“图景式叙述”更多属于黄灯身份中学者层面的向度，这种鲜明的特点，确实保留了一个经受学术训练的写作者某种摆脱不掉的习性。如果仅仅停留于此，那就难以解释她非虚构写作在普通读者中的传播力，更难以解释她文字和公众之间的强烈共鸣。事实上，黄灯的非虚构写作尽管以叙述和思考为主体，但并非社会学或人类学层面的文本，而是充满了个人视角下的温度，有着社科类文本匮乏的文学润泽。在较强的叙事性中，黄灯一次次召唤充沛的情感，在知识规训的微妙中正视原初的感觉，毫不掩饰个人情感的自然流露。她写作的对象之所以更多聚焦身边和附近的人，聚焦自己的学生和亲人，说到底，正是来自更为真切的情感层面的触动。
梁鸿在《中国在梁庄》序言里说，她是“以一个亲人的情感进入村庄的”，《大地上的亲人》中，黄灯更是直言，这是“彻底接通了我和亲人之间曾经畅通的爱的通道”之后的产物。黄灯自述：“作为整个家族唯一获得高学历的人，我的成长，隐喻了一种逃离乡村的路径。长久以来，在知识包裹、理论堆积的学院生活中，我以为个人的日常和身后的亲人失去关联，是一种正常。”她也曾把逃离故乡当作是“摆脱厄运的起点”，把远离亲人看作是“塑造精英的开端”。不过，在逐渐疏远亲人之后，她感受到了被生活所“挂空”的虚无。而亲人们在卑微、流徙的生活中还是给她无声的关心，亲人们在困苦中仍保存着的悲悯和爱的能力，让黄灯“反观自己的生存，发现知识的获取，不过让我冠冕堂皇地获得一种情感日渐冷漠的借口，然后在规整、光鲜、衣食无忧的未来期待中，逐渐模糊对另一个群体的注视”。
意识到这些后，黄灯彻底放弃知识的伪饰，从好不容易进入的象牙塔中探出头来，开始走进亲人的生活，并重新接通了自己与他们的精神联系和情感通道，并在长久的互相看见中，获得彼此的信任。出于学者的敏感，从2006年开始，黄灯开始有意识地在珠三角各地寻访亲人的足迹，并通过访谈留下他们的自述和声音，彼此都感受到了在异地漂泊的不容易。这种敞开，不但让故土的亲人获得了倾诉的出口，也让沉湎学院生活的黄灯获得了现实支撑。从这个角度看，《大地上的亲人》本来就是亲人之爱的凝聚，不仅属于她，也属于书中出场和未出场的亲人。对黄灯来说，这种建立在情感交流基础上的作品非同寻常，也难以复制。
正是基于与亲人之间血浓于水的情感粘连，黄灯在《大地上的亲人》里讲述 “亲人的故事”时，会自然地附加一份切肤的体恤和情难自禁的情绪波动，这种真实的情感过程，会不自觉地弥漫在作品中。在“嫁入丰三村”一章中，当黄灯用文字揭开丈夫家最内部的悲伤时，她直言，“我得承认，这是我最纠结、最难受的一次写作”，“对我而言，面临着艰难的情感抉择”。在言说这个农民家庭一家三代无声的悲苦生活时，也把自己与丈夫家血肉相连的痛楚融入其中。在“生在凤形村”一章中，黄灯既为自己的叔叔、婶婶、堂弟、表弟们四处流徙、充满凶险的打工生涯伤痛无奈，也为故乡环境污染、风气败坏、教育危机而忧心忡忡。在“长在隘口村”一章中，黄灯为这个村庄保有文化活力欢喜时，也情不自禁地写出了乡村在现代化颓败中产生的困惑。概而言之，在《大地上的亲人》里，黄灯没有关闭自己的情感，而是自然地将它打开，在不经意中还原她与亲人们交流时平等放松的亲密状态，并在亲人的出场中，本真地保留其生活的肌理和内心真实的曲折。
黄灯在密集的叙事和焦灼的思考中带入个人情感，自有其必要和价值。情感的浸入也让读者真切地感到，黄灯在一步步走近更多亲人的生活，感受到他们卑微而动荡的人生时，为何会感同身受地说出，“我内心的沉重和伤痛、担心和忧虑就愈发深重”。确实，当笔触对准身边的亲人，她不仅是写作者，也是被写作者，这种血缘和身份的牵连，让她很容易与亲人之间产生强烈的情感共振，也促使她直面身后的那个群体。当现代性转型中的农民和整体命运被推到黄灯面前时，她深刻意识到。“在关于乡村的叙述中，他们不是作为一个个偶然的个体存在，而是始终作为一个庞大而隐匿的群体在默默承受。”实际上，无论机遇还是挑战，承受不可阻挡的时代进程的，除了背后的亲人和广大的农民群体，自己也不可避免地处于裹挟之中，黄灯的情感体现在对这种深切关联的敏感确认，“在时代的裂变中，他们和我一样，共同承受着个体和整体共生的命运。没有谁可以漠视大时代呼啸而去的滚滚烟尘，没有谁的命运可以割舍与大时代的深刻关联”。这种同理心极强的认知表明，通过写作，她打通的不仅是与亲人、与农民、与乡村的情感通道，她还力图以此建立与农民、与乡村同呼吸、共命运的文化关系。
说到底，这种文化关系主要体现在将自己的学术和知识生活向农民和乡村开放、把学院与外在于学院的社会现实关联起来。重建情感、文化与乡村的关联，显然不是简单的道义和知识伦理问题，而是促进城乡平等、实现学院与现实对接的关键所在。如果“逃离故乡是摆脱厄运的起点，远离亲人是塑造精英的开端”成为从乡村走出的知识群体潜在的心理共识，如果学院知识分子只是陷入言不及义、无关现实的研究之中，让凌空虚蹈的高谈阔论成为常态，学者的生命价值又如何体现呢？如何重建城市与乡村、知识分子与大地亲人的精神联系，如何重新接通学院与社会现实的精神联系，以构筑一种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黄灯在情感的触动下，通过《大地上的亲人》做了较好的尝试。
黄灯对《我的二本学生》在情感和精力上的投注，丝毫不亚于《大地上的亲人》。与《大地上的亲人》一样，《我的二本学生》同样经过了长达十多年的准备。在二本高校，教师们除了要从事教学工作之外，还需要把大量的精力放在科研上，以应对学校的各种考核、考评。在教学和科研之外，愿意和学生交往、愿意去了解学生的高校教师不在少数，但真正关心他们的成长、愿意对学生投入极大的热情、长时间保持与他们的联系，并有意识地对毕业学生进行追踪回访，乃至为他们写一本书，这样的高校教师就少之又少，而黄灯是稀少的高校教师中的一员。
在学生眼里，黄灯上课充满激情，语速快，思如泉涌，表达精准，深受他们欢迎。而课下，黄灯湖南人的热情、亲切，也让她极容易和学生打成一片，学生愿意和黄灯交往，也愿意和她探讨问题，甚至毫无保留地说出自己的人生遭遇和困惑。也许是自己的成长过程给黄灯留下了太深印象，每次目睹课堂下的学生，她都极容易回想起20世纪90年代的大学时光，一种鲜明的对比，几乎从她迈进课堂的第一天起，就盘踞在她脑海。多年来，就如同自己坚持了三十多年写日记的习惯一样，教学工作中，她也保持了一个类似的习惯，每次碰上让她感触颇深的学生作业、作文，她都会保留下来，甚至学生考试答卷，碰上有意思的表达，她也会复印保留下来。这无意中让她积累了大量的一手资料，而这些资料又反过来帮助和强化黄灯对学生群体获得一个整体的印象。
从2017年开始，因为行政工作的需要，黄灯开始对临近毕业的学生进行访谈，了解他们在大四一年的遭遇和面临的挑战，以及对未来的设想和期待。也是从2017年暑假开始，在学生多次邀请后，黄灯决定将多年来去学生家看看的想法付诸实践。师生之间的联系，并未随着毕业季的来临中断，跨越时空，在黄灯眼中，随着自己讲台下几千个学生陆续走向社会，她脑海中学生分布的地图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具体。从这个角度而言，《我的二本学生》和《大地上的亲人》一样，不是苦思冥想地寻找选题、策划选题的结果，而是在日常生活的流转中，在日积月累的与学生交往的过程中，因为有心地看见、积累、记录自然成就的一部作品。
需要补充的是，作为一个教师，能与学生没有障碍地交流，这需要一种重要的亲和力和独特的人格魅力；而在日常教学和生活中，能十多年如一日地与大量学生保持密切联系，能把学生留下的只言片语都保留下来，这需要的就不仅是一种能力，而是一种互相体恤的师者仁心。换言之，只有在内心重视学生、珍视学生的老师，才能不经意中做到这点。要达到这种状态，所依恃的是执着、耐心和投入，归根结底，靠的是老师对学生发自内心的关怀和热爱。从这个层面而言，长期对学生保持热诚，并在与学生细碎、长时间的日常交往中零零碎碎地积累点滴素材，绝不是研究方法、写作方法的问题，而是黄灯作为人的生存方式问题。这种爱的能力、特殊的心智品质，正是黄灯能够写作《我的二本学生》的根本。
有人说，非虚构写作的门槛很低。这无疑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偏见。从目前来看，在中国比较有影响力的非虚构作家，如梁鸿、袁凌、黄灯，他们的哪一部作品不是经过了浩繁的交往、积累和极大的心智付出、特有的心智品质凝聚而成呢？所以非虚构写作非常挑作者，进入非虚构写作的门槛和要求，其实在我们看不见的作品之外。这就是为什么非虚构写作读起来没什么障碍，因为这些作品主要聚焦一些平凡到极易忽略的事情，但一旦被写出，却往往引起巨大反响的原因。“人人眼中所有，个个笔下全无”，道出了非虚构写作的基本状况。从情感表达的角度而言，《我的二本学生》融入了黄灯对学生的一片赤诚。黄灯自述，在与自己的学生长期交往和深入了解后，伴随对现实的体察，她产生了这样的困惑：“短短二十多年，那些起点像我一样的二本学生，到底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又承担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压力？……在就业、深造、定居等具体的人生节点，是否如我一样，总能依仗高等教育提供的屏障，越过一个个在今天看来无法逾越的暗礁？”可以说，黄灯带着对学生成长、安身立命的担忧进入本书的写作。她深深意识到，当下的二本学生，已经“卸载掉计划经济时代大学生身份的各种兜底后，他们的人生开始于市场直接搏击”。她通过长期的走访和频繁的交流，看清了学生的生活细节，看清了学生的生活状态，她毫不掩饰，“目睹他们日渐逼仄的上升空间，以及种种难以突围的生存场景后，我内心确实有着难以排解的压抑和沉郁”。她甚至在学生特别是农村学生的艰难爬升中看到了自己，“学生的命运，农村孩子的命运，其实也是我的命运”。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让我们感受到黄灯与学生建立起了一种强烈、直接的同理心，感受到她身上那种感同身受的共情能力。带着这样的同情，黄灯在书中为那个写下《风》的课堂作文、为贷款而烦心的贫困女生而哀鸣，为懂事却因病早逝的朱洁韵而心酸；她既为自己的学生大多“安于普通命运，也接纳普通的工作”而有些遗憾，但似乎又不希望自己的学生，为追求心中的理想过上漂泊无依、难以安定的生活。这种纠结，一方面导致黄灯在书中为那些进入体制获得安稳的学生而庆幸，但更多是为那些难以在社会上立足的学生担忧。这本书尽管因为建立在对从教经验的审视上，略显零碎，因为只是粗线条地勾勒了部分二本学生的人生轨迹和生活故事，被一些读者批评没有提供解决问题的途径，但因为黄灯倾注了对学生细致的观察和关怀，倾注了把自己和学生的人生拧在一起所致的理解和怜惜，让一些无人关注的成长、充满辛酸的青春、无声中的希冀和奔突得以被看见，这个文本因为情感的进入，被真正照亮。在这个冷漠和不安弥漫的世界，能看见这个庞大而被忽略的群体，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愿意去关心这个群体，花心思去了解他们，记录他们，更只能是“另类老师”才会去做的事情。尽管作为一名作者，黄灯更多停留在记述，但这种朴实而真诚的记述，因为情感的浸透，变得更有力量，处处闪动着温润的光泽。正因为情感所牵，黄灯的非虚构写作都有明确的立场；也因为来自底层，黄灯在写作时，总是毫不犹豫地站在沉默的大多数那边，她的写作在价值判断上从来都不含糊，不顾忌因此可能遭致的激烈乃至片面的批判。黄灯的非虚构作品，大多讲述工人、农民、学生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去向，她通过叙述抵达她熟悉的这些人群在热闹时代极易被忽视的故事，并用鲜活的生活图景，牵出具体的社会变革、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她没有迷失在庞杂的事实中失去宏观的判断，而总是以训练有素的理性，经过自我近乎焦灼的思考，穿越认知的困难，形成明确的结论。在《今夜我回到工厂》《破碎的图景：时代巨轮下的卑微叙事》中，她立足目睹的工人利益受损的事实，直指世纪之交国企改制中的疏漏；在《知识界的底线何在》中，她对知识阶层空疏的学术之风、放弃学术尊严的自利进行了峻急的批评；在《大地上的亲人》中，她为时代洪流里辛苦辗转的农民亲人呼告，反思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和城乡二元结构的简单粗暴；在《我的二本学生》中，她则为这个时代最为广大的普通年轻人日渐逼仄和幽暗的生存及精神空间担忧。黄灯清晰的判断，明确的立场，从个人观察和经验中真实地生长出来，表达得诚恳而坦然。项飙说：“我是一个活人，我对这个活的世界要发出自己的想法。”黄灯的非虚构写作，是对这句常识性话语的很好诠释，在这个碎片化、散沙化、喧嚣化的时代，我们需要这样质朴、真诚、表达明确的善和正义的作品。在此不妨将黄灯和袁凌做一个简单对比。袁凌曾说，在写作的时候，更倾向于把自己作为一个采蜜的人，“作为一个去传达别人生活的人，我是一点都不重要的。我的悲伤不重要，我的愤怒也不重要。你就是尽量把自己的情感放下，然后接纳别人，把他传达出来。你不要在里面去说自己心酸。所以我不喜欢那种主观的写法，我不喜欢在里面表达我被感动了。我被感动没有意义，我只需要让读者看到这样的人、这样的生活。如果你自己的主观性强了，可能你采的那个人，你见的那个人，你想写的那个人，他的灵魂、他的人性、他的心灵感受出不来了，被你代替了。”为了完全接纳受访者的心灵、人性，高保真地再现对象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他注重在作品里让事物自然敞开，去捕捉一种文学性，而不是去自我抒情、发议论，他的作品弥漫着浓郁的“小说味”“文学味”。与袁凌不同，黄灯的非虚构写作在文学性上没有多少企图，在个人的生命细节、人性、心灵的描述上也没怎么着力，她叙述个人故事的同时，意在抵达个体身处群体的整体命运，在将群体定位到他们所处的时代中，考察人生、历史在具体的社会结构中的相互关联，以更大的历史景观，在私人困扰的背后揭示其隐含的公共议题。黄灯的抒情和议论，主要为了凝聚所叙述的事实，让零散的事实获得一个相对明晰的方向，她的非虚构写作，超出了具体的个人处境和具体性格，指向“大问题意识”，惯于在一种非个人性、结构性的变迁中获得解释。但他们两人也有着明显的共性，强烈的道义心是他们的文字与当下泥沙俱下的写作区别开来的鲜明标志。袁凌专注于敞亮弱者、基层、边缘人，那些不被注意到的卑微者的人生，以这种选择本身就可以看到，袁凌把表达时代的弱者、底层人与病患者当作了自己的责任，为了他们，袁凌自觉背负上道义负重前行。黄灯同样有为大时代的弱势群体呼告的急切。他们通过各自的作品，释放出强烈而宽阔的同情心和感受力，这是他们的创作为什么能够获得广泛共鸣和关注的重要原因。2021年3月31日，在第六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的年度作品颁奖礼上，黄灯坦言“对我而言，需要警惕的是，除了表达和看见，更需要的行动，我就是一个老师，我希望永远和我的学生一起去分担共同的困境”。黄灯在不同场合也特别强调做事的重要，一直认为行为层面的做事比语言层面的写作更有价值。在本文接近尾声之际，想联系黄灯的社会实践，对此观念做一些辨析。从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黄灯持久而深入的自我反思，目的并不仅局限自身，她更关心的是世界，她自我反思的线索始终围绕着知识如何更有效地介入社会、如何把自己的写作与更广大的群体建立联系来展开。然而，如何更深入、更完全地了解那和她有着深刻情感联系的群体，又从哪里开始了解世界，同时也了解自己呢？黄灯为了达成自己的写作和精神目标，将付诸行动和实践，看成个体的重要生存方式。也正是通过离开书桌、迈出学院，融入更多的社会实践，她才客观上为非虚构写作，做好了精神上的准备。2000年4月，韩少功重回知青地汨罗，而汨罗是黄灯的出生地，韩少功的居处和她的故乡只相隔几公里，对黄灯而言，韩少功的重返，意味着她在知识和现实的观照中，获得了一个绝佳的观察入口，韩少功作为一名知识者落地乡村的举动，帮助她确立了精神方向，同时也锚定了内心的某种确定性。身体力行、知行合一，这种古老的知识者传统，因为韩少功的到来，让黄灯看到了现实中存在的可能。在她精神成长的过程中，韩少功对她的滋养不容忽视。落实到书写上，重新审视个体经验，审视个人在时代转型中的遭遇，成为黄灯精神重建的开始。自此以后，社会实践成为她主要的工作内容和生存方式，而这也为她后来的非虚构写作确立了观察入口和田野基础。具体而言，她的社会实践有两条线索，其一是乡建志愿活动，其二是在日常工作中实践性教学的尝试。2016年3月25日，黄灯在“十月青年论坛”第四期的发言中，第一次对外提到她的实地调查计划：“在对以往创作的翻检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关注和书写乡村由来已久。我还记得2006年博士毕业没多久，我企图做一次实地调查，将自己在广州打工的亲人命运记载下来，工作进行了三分之一，因为结婚生子，就此搁浅。”与此相关的是，正是在2006年，黄灯因为《天涯》杂志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和乡建骨干邱建生认识以后，自此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乡建志愿活动。在随后的几年中，她跟随团队去过海南儋州，福建培田，陕西洛南、旬阳，重庆北碚，湖南长乐、湘潭，云南腾冲等地多个基层村落，其实感受到中国基层乡村的真实状貌。2017年4月15日，爱故乡文学与文化专业小组在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的一个棚子里正式成立，黄灯被推举为小组组长，韩少功被聘为顾问。为了给基层写作者、高校教师、政府提供交流平台，融合各方力量推动乡村文化建设，同年8月17-19日，小组与湖南汨罗市委合作，在韩少功定居乡间的八景村，召开了“发现故乡与乡土书写”工作坊，并于8月19日正式成立了“爱故乡·乡土书写实践小组”。这次尝试让黄灯意识到行动的作用，意识到民间和基层的力量，意识到各方融合的可能，在黄志友看来，“乡土书写工作坊，是与湖南汨罗市委联合举办的，开启了爱故乡的官民互动新模式，具有里程碑意义”。此后，爱故乡文学与文化专业小组在地化实践蓬勃推进，湖南、陕西、山西、甘肃、山东等地纷纷建立爱故乡文学与文化小组，以服务基层写作者，尤其以陕西洛南的态势最为典型，黄灯则通过讲座、讲课的形式，尽可能参与给基层写作者服务的志愿活动。2019年春节期间，为了更好推动基层写作，小组积极组织了“故乡纪事·爱故乡非虚构写作”比赛，调动基层民众观察身边的村庄，书写眼中的真实。比赛获得了293位基层写作者的支持，其中不乏陈年喜、刘楠、小海这样成熟的写作者，但更多的是在校大学生、农民工兄弟和走向职场的打工人。也正是持续地参与乡建活动，黄灯客观上调整了日常教学工作的视角。她将自己的学生置于中国青年群体的维度审视，将他们的成长视为日常工作的重要部分，将和他们在课堂和学校的有限陪伴，视为自己应该珍惜的宝贵资源，在她眼中，世界上没有抽象的教育，而只有一个个等待成长的血肉青年。她舍不得删掉学生给他的短信，保留学生给她的信件，甚至期末考试的试卷，有让她动心的文字，都会耐心地复印保留。除了按照课程要求完成教学工作，课堂的拓展成为她教学的重要特点。从2010年开始，为了满足一部分热爱文学、有着强烈求知欲孩子的心愿，她联合教研室部分老师。借鉴别的高校的经验，悄然推行导师制，也正是这种精准的施肥，让她得以有更多的机会和学生深入交流。公共课、班主任、导师制构成了她博士毕业后，在一所普通的二本院校最为常见的日常，但也正是这种最为常见和普通的日常，让她直接感知到了中国二本院校的肌理，让她看见了中国最为普通而多数的一个群体，《我的二本学生》由此诞生。毫无疑问，乡建和教学实践，构成了黄灯社会实践不可分割的两个层面。不能否认，乡建实践事实上也成为她教学的重要资源，一方面，依赖爱故乡文学与文化专业小组的发起团队和小组成员，黄灯整合全国师资，开设了相关联合课程，并在各高校中形成了一种呼应。诸如，她在广东金融学院首次开设联合课程“乡村文化研究”，并带领学生团队从事“乡村儿童与电子产品关系研究”；张慧瑜在北京大学开设“非虚构写作”课程，发起“新青年非虚构写作集市”活动，同样着眼鼓励学生走向社会，关注他者生存；潘家恩在重庆大学开设的“乡村与现代”课程，也意在引导学生置于城市和乡村的视角，去思考现代性的结果和全球化的走向。以上种种立足于课程改革的课堂实践，看似只和教学有关，却更为开阔地打开了黄灯的视野，在课堂的延伸中，随着她在乡建志愿活动中对乡村了解的深入，也让她意外地获得了另一个走进学生群体的方式，多年来，她利用寒暑假，在家访的同时，带领不少学生深入出生的村庄，去观察和回溯童年的成长地，去倾听父辈的心声，在落地的实践中，弥合年轻人成长中悬置的精神状貌，以获得更为坚实地进入社会的力量。而她的这种实践路径，显然和当下大多数学院派学者有着明显的不同，而这所有的一切，构成了她非虚构写作的基座和底色，并形成了她到目前为止，最为重要的两个议题：对乡村的关注和对中国教育及年轻人命运的思考。这样，近几年她在新媒体领域的所谓“爆款”《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和《我的二本学生》，拨开喧嚣的迷雾，回到生命的历程，不过是黄灯最为普通的日常实践的产物。黄灯多次说起，自己不认同选题这个说法，对有人将她的“二本学生”认定为一个极好的“IP”感到哑然失笑。确实，无论是对乡村、农民群体、打工亲人的关注，还是对教育、二本学生和学生家长的关注，这些都是与她生活息息相关、在精神上与她血肉相连的人，都是她生命和生存的一部分。她的非虚构写作，和策划无关，也和选题无关，不过长期的“日常既田野”日复一日、琐屑浩繁的积累的自然结果，不过是一个带着问题思考、观察、浸入生活，带着热情介入社会不愿做一个局外人，并对行动力有着坚定信念学者的清晰自我表达。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