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在：谁也不能单独具有完全意义
更早是“80后”诗人李浩带蒋在到编辑部露了一面，一个鸟一样明靓的小女孩，说十八岁已在《人民文学》上发诗。时间对她来讲很自然，如同对鸟一样自然，对我这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过来的人很魔幻，有时怀疑蒋在是不是AI？人工智能？但读蒋在这两篇小说却是扑面而来的一股古典气息，这又增加一层魔幻，难道越古典越AI？的确，有时相反相成，这种古典气息或者说正典气息，首先体现在蒋在小说的叙述语言上。哈罗德·布鲁姆有《西方正典》一书，讲的都是西方经典作家，蒋在在美国读的是英美文学，而且很显然读的还是原文，一个人接触经典甚至原文经典多了自然会带上“经典气息”。这种“经典气息”和所谓受到外国文学影响鲜明的“翻译腔”不同，反而是一种内在气质，一种不动声色的气质，客观的气质，节制、朴素而高蹈的气质。这种综合的“内在气质”不要说在“90后”这么年轻的作家身上，就是在“80后”、“70后”身上也极少见。她的语言气质一看就是读精装硬书读出来的，一种如此年轻又古老的气质，恐怕也只有到了世界的今天或当下才有这样的气质。
这种气质，当然，尤其体现在具有跨国背景的短篇《再来一次》。跨国，文明的融合，差异，碰撞，无疑是蒋在不可或缺的小说主题，它自然而然，并不强调，无需强调，正合了“真实”气质，事实上也是正典气质。小说讲述了一对曾经分手但要“再来一次”的东西方男女爱情故事，年轻人好好坏坏，看起来似乎没什么特别之处，结局也是永恒的结局，死亡，车祸夺走了爱与生命。小说以第二人称类似信的方式叙述，结尾写道：“很多年我都想告诉你，我们没能够如愿以偿再来一次，不是因为我们从来都不合适，不是因为其他，只是因为我们上了那辆不该上的车。一定是。”这个结尾一下使死亡和丧失轻盈起来，一个我姑且称之帅气的结尾。然而事情并不简单，世界变了，东西方也在变，爱情的位置越来越对等，越来越自然，因此“再来一次”的意义就变得不那么普通。即两个年轻人战胜了过去让他们分手的东西，小说在回忆中写道：“你总把我们隔绝开来，你从不告诉我，你母亲或者父亲怎么看我。这已说明了很多问题。那年感恩节我第一次跟你回去看望父母时，他们尽量节制着打量。吃饭前，他们拉住我的手，开始做祷告，而你家大部分的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尤其是你姑姑，有一年龙卷风将要席卷她当时住的度假酒店，她竟然站在阳台上对着龙卷风祷告。最后她告诉我，龙卷风因为主的意志被挪走了。”“你爱你的母亲，母亲在那是你回去看望他们的唯一理由。但就是我们感恩节回去那一年，你得知你母亲的总统投票后，那年圣诞你拒绝回家，她将你抛弃家庭的事怪罪到我头上，多次向你姐姐称我为‘那个女巫’。我彻底地将你从他们身边带走了。”虽然相当浓缩，但是透露了许多东西，偏见，宗教，甚至反智，可以联想到很多东西，而且很当下。然而这其中最关键的一个词“那个女巫”概括了一切。但老人显然属于“旧时代”，两个年轻人已经越过了他们，准备“再来一次”。而没能“再来一次”的原因这次竟简单到上错了一辆车，几乎有种无奈的幽默。世界的确在蒋在的笔下已变了，看待事物的态度也变了。
这个主题虽然已相当敏感，现在时，一如自然界感到气候变化，但换个角度，那句经典之言仍适用这篇小说，写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写，对短篇小说来说最重要的是语言——语言的气度，语言的立场，语态，语调。语言是一个既表面又深藏不露的东西，内在的东西，用什么样的语言讲述大有文章，一种语言气质背后代表了极深层的东西，同时又是扑面而来的东西，你能感到强大的文化，又深藏着几乎残酷的不动声色的个体，读蒋在的小说总让我想到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我们研究一个诗人，撇开了他的偏见，我们却常常会看出：他的作品，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然而，如果传统的方式仅限于追随前一代，或仅限于盲目地或胆怯地墨守前一代成功的方法，‘传统’自然是不足称道了。”“传统是只有广泛很多的题义的东西。它不是继承得到的。你如要得到它，你必须用很大的劳力。第一、它含有历史的意识，我们可以说这对于任何人想在二十五岁以上还要继续作诗人的差不多是不可缺少的。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这个历史的意识是对于永久的意识，也是对于暂时的意识，也是对于永久和暂时的合起来的意识。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成为传统性的。同时也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诗人，或者任何艺术的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地具有完全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他的鉴赏就是鉴赏他和已往诗人以及艺术家的关系。”读蒋在的作品包括《午后，我们说了什么》能感到艾略特的声音回荡在字里行间。
《午后，我们说了什么》让我感到一种图书馆里的惊奇，如果说图书馆是一个传统世界，那么《午后，我们说了什么》中的那个“涂口红的男孩”、“翘兰花指的男孩”、“涂了紫色指甲油翘兰花指”的男孩，“修饰得如柳叶一样的眉”的男孩，那个“抽一百元一包的女式‘和天下’烟的”男孩，那个“不是富二代，却过着富二代的生活，挥金如土”的男孩，那个传销的男孩，那个被母亲一刻也不放松“豢养”的男孩，没了母亲就没了主体的男孩，总之那“怪胎”相对图书馆就是现实，至少现实一种，世界在这样一个变异的怪胎身上变化着，如何用传统眼光或图书馆的眼光打量这个男孩，甚至所谓的“新人类”？作者没有答案，传统没有答案，历史也找不到答案。两篇小说构成了蒋在两种不同的目光，仿佛一个蓝眼睛，一个黑眼睛，但事实上既不蓝也不黑，而是蒋在自己的眼睛，世界上没有第二双这样的眼睛，自然也不是AI的眼睛，就是一个独特的人的眼睛。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