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与鉴赏式文学批评

　　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学批评，侧重于美感经验的描述，弥漫着诗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与西方传统的理论批评相比，显得缺乏系统性与逻辑性。但是这种鉴赏式文学批评，其自身就是一个完整、开放的系统，其诗化阐释将给新的批评主体以再度阐释的空间和自由。

　　现当代学术界呼吁学科的专门化、体系化，中国传统的文论话语逐渐被西方文论话语所置换，鉴赏式批评也逐渐被人弃置而走向衰亡，中国文论患上了“失语症”。针对这一现象，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方案，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和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而钱钟书先生以广阔的文化视野、深厚的理论功力、敏锐的鉴赏眼力，从具体的文艺现象出发，求得世界共同的“诗心”与“文心”，对中国古代鉴赏式批评既有继承又有超越，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提供了切实的路径。

　　钱钟书曾经说过：“我想探讨的只是历史上具体的鉴赏和评判。”这就是中国传统的鉴赏式文学批评。他的学术著作，《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等皆是用传统的札记体写成。他把目光投向历来不为人重视的零散见解，在《读〈拉奥孔〉》一文中，他指出：“诗、词、随笔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的见解，益人神智。”对于中国古代的诗话、词话，他认为这些著作“未必都说得上有什么理论”，但正是“这种自发的孤单的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中国诗话史上的主要著作，甚至连一些不为一般人所知的诗话，都被他论到或引述过，况且《谈艺录》本身就是一部典型的诗话之作。

　　而钱先生在葆有中国古代鉴赏式批评优长的基础上，又能中西互释，古今互补。在继承中国鉴赏式批评的同时，他又实现了超越。这主要体现在：以实涵虚、中西比较、打通。

　　钱钟书先生虽然极力褒扬和肯定中国古代的鉴赏式批评，但他也认为中国古代的诗话、词话等往往“侧重成章之词句，而忽略造艺之本原”，批评家就像“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他称之为“见树不见林”。而西方的理论批评，能够高瞻远瞩，“因为他具有局外人的冷静和超脱”。但局外人往往也是门外汉，他称之为“见林不见树”。不言而喻，钱钟书主张的是一种既见“林”又见“树”、以实涵虚的批评。这种批评方法，在他的著作中一以贯之，《管锥编》、《谈艺录》、《宋诗选注》和《七缀集》无一例外。

　　比如说，“诗文之词虚而非伪”的理论，是钱先生在《管锥编·毛诗正义》中提出来的。《卫风·河广》曰：“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而《周南·汉广》却曰：“汉之广矣，不可泳思。”黄河、汉水的宽狭竟如此不同，说明诗中的宽狭不是实际情况。钱先生认为：“盖人有心则事无难，情思深切则视河水清浅，跂以望宋，觉洋洋者若不容刀，可以苇杭(渡)。”接着，他又把视角转向西方：“西洋诗中情人赴幽期，则海峡可泳而渡，不惜跃入层波怒浪。”心同理同，中西情感无二致。再接着又转人中国古代，如唐诗中示豪而撒漫挥金，曰“斗酒十千”;示贫而悉索倾囊，则曰“斗酒三百”;清代曹雪芹写《红楼梦》，第五回说秦可卿房中陈设，有武则天曾照之宝镜，安禄山尝掷之木瓜，经西施浣之纱衾，被红娘抱之鸳枕等。于是他指出：“文词有虚而非伪，诚而不实者。语之虚实与语之诚伪相连而不相等，一而二焉。”以实涵虚，揭示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异同。

　　钱钟书说过：“邻壁之光，堪借照焉”、“异域语可参。”在中西比较中形成一种“视界的融合”。他使用这种方法有两个意图：首先，通过中西比较，对我国固有的文学现象、文学理论进行比较和印证，使我们回过头来对中国古代的感性经验、未成体系的理论“另眼相看”。其次，这种“邻壁之光”，可以对中国传统的文学现象给予应有的透视和观照。诸如以文为诗说，心手相应与相乖，写忧而造艺，蟠蛇章法等中西文学理论的对比，举不胜举。钱先生在明辨中西异同的过程中，着重寻求双方的共通点，从而更深刻地显示文学艺术超越国界的特征。

　　钱钟书先生曾在给郑朝宗先生的信中拈出“打通”二字。所谓“打通”就是指打通人文领域各学科。他的著作所征引的中西典籍从大类分即有：中国古代的经、史、子、集、稗官小说、谣谚等，西方的文学、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逻辑学、伦理学、宗教、政治学、军事学，乃至生理学等。他认为人文学科骑驿通邮、同条共贯，例如将占卜之书《焦氏易林》视为“四育诗范”;因《左传》工于记言，便认为其语多口角亲切，大类后世小说、剧本对话独白;分析元曲《赵氏孤儿》而用西方心理学之“比邻联想”、生理学之“条件反射”等，皆是以其他学科的知识来解释文学现象。

　　这种“打通”，目的是运用其他学科的知识来为文学批评服务，以获得对文学规律的多方面的认识;反过来，钱先生又以他的文学批评打通了人文学科诸领域，建立起跨学科的诗学。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