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谁才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流砥柱
本书讲述了1937年6月卢沟桥事变前夕，在斯诺的帮助下，作者托马斯·亚瑟·毕森与其他几位美国同行一起，悄悄奔赴延安，亲眼见证了当年中国社会的动荡现实与革命圣地的烽火岁月，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袖，并将这些见闻与采访用铅笔记在两个笔记本上，真实记录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理想和奋斗实践。
除文字记录之外，毕森一行还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照片，有从西安到延安的沿途景象，有延安根据地的日常生活，尤其难得的是捕捉到许多正值盛年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面容与身姿。
值得关注的是，自作者到访延安80多年以来，这些笔记和影像仅于1973年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过英文版，之后再未出版。本次是首次在中国出版单行本。
在新书的发布会上，与会嘉宾评价了本书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认为这是一份内涵丰富、极为珍贵的党史资料。以下文字为作家，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王树增经过整理后的会上发言。
我对出版和史料研究绝对外行，我就是一个写东西的人，当我拿到这本书，很快就看完了，非常好看。但是看完以后第一个遗憾是，我在写《抗日战争》的时候手头没有这本书。《抗日战争》出版时间是2015年，如果研究史料，能往前十年左右最好不过。所以在我漫长的研究过程中，我居然手头没有它，这是巨大的遗憾。
《1937，延安对话》的主要内容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毕森研究的是中日关系，而且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战争一触即发，在这个关系时刻，他和我们的领袖们进行实地采访，而且最主要的内容还是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由此我有两个体会：
第一，它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整个抗战时期的中流砥柱。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我写《抗日战争》的时候最主要的出发点就是这个。毋庸讳言，这个定论不是人人都能够接受的，有很多认识上的盲区，这和我们对那段历史的描述、记载有关系。《1937，延安对话》以最详实的纪实样式，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在我们民族最危机的时刻，共产党人是用怎样的胸怀来倡导和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以说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就没有抗战的胜利。原来我们看到的是自己讲的故事，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一下加深了我们对当时党的领袖，领导层对民族未来的展望和这场面临巨大战争的展望，他们的胸怀和他们站的历史高度真是令人感动。
从另外一个侧面，我也确实又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中流砥柱。从人类文明的进程来讲，并不是你手头有多少武力，而是你的精神有多么强大，你的胸怀有多么宽广，你站的高度是什么样的层次。我想毛主席，包括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他们阐述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是当时中国任何党派都站不到的高度。这个高度决定我们必定能够赢得这种残酷战役的最终胜利。而且从他们的字里行间、从他们的语言表情当中，我们已经看到，虽然那时全面抗战还没有爆发，但是他们已经知道胜利必定属于我们。
我的第二个体会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虽然是1937年的采访，但是里面有很多内容涉及到我们的领袖们对未来中国的一种展望和设想，他们在理论的高度上，用最通俗的语言表述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对未来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设计确定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国家，为什么可以跳跃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中国的资产阶级为什么不能承担重大历史任务，为什么它是软弱的，因此进一步阐述了共产党人从一开始所抱的初心是有前途的，是必定能够达到目的的，果然如此。
我特别喜欢中间那一段，我在写《解放战争》的时候也苦苦找这样一种思路，就是为什么在那种情况之下，我们的领袖如此乐观、如此自信？这种自信历史罕见。我前两天给一个单位讲党课的时候讲到长征，我说你知道中央红军过腊子口以后整编之后剩多少人？出发的时候八万六千人，过了腊子口后六千多人，就剩零头了，还得跟东北军的骑兵师打仗，我们那时候刚走出草地，衣衫蓝缕，面带菜色，还得跟那么残暴的敌人作战，最后还得爬一座六盘山，我说你们翻一翻《毛主席诗词》，里面有一个《六盘山》，最后两句话怎么说的？“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我想这不是个人胸怀，当然个人的品质也是其一，更多的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集体胸怀，从来也不言败，因为坚信自己的初心能够达到胜利目的。
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1937年领袖们接受采访时的照片，我为什么说照片的珍贵？1937年的时候，所有人都面黄肌瘦，因为长征刚刚结束不久，那是最艰苦的时候。1937年我们刚进延安，生活非常贫苦。但是在对话当中，那种胸怀与乐观，我们更加坚定，只要保持共产党人的初心，中华民族最终的伟大复兴一定会实现。我想，读这本书给读者最大的精神鼓舞就在于此。
2021年6月23日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