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薛忆沩长篇小说《“李尔王”与1979》
且让我们的话题，从身为男主人公的“父亲”那个小小年纪便有非同一般思想能力的小外孙说起。小说中的“父亲”和“母亲”一共生育了三个女儿，这位拥有非同寻常思想能力的叛逆少年，是大女儿大桃的小儿子。正所谓“不打不成交”，身为外公的“父亲”，和他的小外孙之间，也曾经发生过尖锐激烈的冲突。一个是，1979年之前的某一年，小外孙被送回到乡下，和外公外婆在一起过暑假。没想到，因为对既往历史毫不知情的小外孙，问了一句“父亲”家曾经的那座祖屋是什么地方，就被一时狂暴失控的外公，隔着桌面狠狠地打了一个耳光。再一个就是，1979年“父亲”和“母亲”被摘掉“帽子”后，因为要检查身体，到省城的大桃家小住，结果却遭到了正处于思想叛逆期的小外孙的冷遇。然而，一旦“父亲”按照大桃的提示，和小外孙展开平等的思想交流，年龄差异极大的祖孙俩，很快就超越既往的隔阂，成为了精神上的密友。正是在精神深度沟通的基础上，“父亲”和小外孙有了更深入的关于文学的交流。
正是在他们祖孙俩的深度精神交流过程中，外公方才得以真切了解到小外孙有着想要成为一名大作家的文学理想：“‘我想去发现人性的全部奥秘。’小外孙很认真地说。‘这可是一个很大的梦。’他的外公说，‘因为人性的全部奥秘一定是无限的。’小外孙显然非常高兴外公提到了‘无限’，理解自己梦的宽度和深度。‘是啊，所以我的确想当作家。而且是能够写出大作品的大作家。’小外孙说。”也因此，到了小说的结尾处，薛忆沩才会再一次通过“父亲”和小外孙的对话来回应小外孙的大作家梦。这一次，“父亲”首先明确地回答小外孙，专门强调祖屋就是我们的家：“因为你妈妈出生在那里。因为我出生在那里。”“因为我的爸爸和我爸爸的爸爸也出生在那里。”在他们祖孙俩因此而达成真正的和解之后，“父亲”给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建议。他建议，立志在未来要成为大作家的小外孙，也不妨写写“父亲”的故事。敏感的小外孙迅即做出回应，说故事的起点应该从那座曾经引起过他们俩之间尖锐冲突的祖屋开始。对此，“父亲”在表示认同的同时，也给出了进一步的建议：“‘然后，故事的线头走啊走啊，走了大半个中国，走了大半个世纪……到后来到了我们现在站的地方。最后来到了这不可思议的1979年。’稍稍停顿了一下，父亲充满感叹地说：‘这不可思议的1979年就是我的故事结束的地方。’”但“父亲”的建议却并没有到此为止，紧接着，他又按捺不住或者说迫不及待地给出了三点相关的建议。一个是，“其实这1979年也应该是故事开始的地方。”再一个是，“如果不是因为这不可思议的1979年，我的生活就不会变成故事，也不值得变成故事。”还有一个就是，“‘跟人的生命不同，’父亲说，‘真正的故事是不会结束的。’稍微停顿了一下，他接着说：‘一个大作家应该知道怎么去写“不会结束”的故事。’”面对着“父亲”接二连三给出的这些很是有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建议，一贯充满自信的小外孙也感到有些犯难了：“感觉做一个‘大作家’是比登上喜马拉雅山的巅峰还要难的事情。”一方面，我们固然应该意识到，借助于小说结尾处“父亲”和小外孙祖孙俩之间的这样一番对话，薛忆沩是在以一种类似于西方“元小说”的方式，在自己的小说作品中充满机锋地谈论着这部小说作品（我们不妨把这部作品就直接理解为《“李尔王”与1979》）。但在另一方面，更需要我们高度关注的，是由这一番对话而牵引出的艺术形式层面上小说观察视点的设定问题。如果联系小说正文之前作家专门给出的那个“题记”（“题记”的全部内容是：“献给/我的外公/唐振元先生/不可思议的1979年/生活在/湖南省宁乡县/历经铺人民公社立新大队第四生产队/的/‘李尔王’”），那我们就可以认定，小说里这位打小就立志要成为大作家的小外孙，其实就是薛忆沩自己。也因此，在确认薛忆沩自己的外公唐振元先生就是小说主人公“父亲”的人物原型的同时，我们也完全可以认定小说中某种自传性元素的存在。然而，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是，倘若我们认定薛忆沩就是小说中的那位小外孙的话，那么，作为又一代或者说第三代的他，为什么在文本中不直接以小外孙的视点叙述外公的故事，而偏偏要将外公设定为“父亲”呢？道理也非常简单，一旦把外公变为“父亲”，那小说故事的视点，也就由小外孙而变成了大桃、二桃或者小桃这三个女儿中的任意一位。当然，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她们三位女儿的某一集合体。这样一来，小说文本也就因为小外孙借用母亲和姨妈们的视点来打量并呈现外公的生活而显得幽微曲折了许多。薛忆沩到底为什么一定要在叙述视点的设定上绕这么大的一个弯？我个人的一种理解就是，大约只有通过连同第三人称全知叙述在内的如此一种（弯弯绕的）视点设定方式，薛忆沩才可能更加客观冷静地展示表现外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曲折生活历程与幽深精神世界。
从艺术形式的层面上说，我们一定不能忽视小说中“父亲”按照大桃的安排写自己一生的“完整陈述”这一细节：“同样不出父亲的意料，公安局还要求他本人再写一份关于自己一生的‘完整陈述’。不过大桃认为这只是‘走过场’的要求，根本就没必要写得那么‘完整’。她说两千字左右的篇幅就已经足够。”尽管大桃没有提出什么更高的要求，但因为“父亲”强烈地意识到“人生经历里的‘事实’其实跟所谓‘真理’一样，也是相对的，深受措辞和角度的影响”，所以真正要动笔的时候，却感觉到特别犯难，不知道怎样才可以把自己跌宕起伏的人生合乎要求地呈示出来。正当他为自己无论如何都做不到在陈述时“不动情绪”而一筹莫展的时候，还是“母亲”给予了他及时的导向性提示。“母亲”说：“‘最重要的是时间。’她好像是自言自语似的说，‘时间就像是这些抽屉。人整个一生都可以清清楚楚地放在时间的里面。’”因为有了“母亲”的及时点拨，满脸愁容的“父亲”顿时茅塞顿开，很流畅地“写下了应该出现在陈述里的关键时点和主要经历。”一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长达65年的漫长人生，被极高度地浓缩罗列在了看起来枯燥无比的年代数字之中。在完成了这个罗列书写过程之后，“父亲”倍感疑惑，难道这就是自己的一生？在他的理解中，自己的一生绝不应该如此这般简单：“他真是没有想到令自己感觉如此沉重的一生居然可以被如此简短的18行文字和数字‘完整’地陈述出来。”这个时候，不动声色地站出来，一语点破迷津的，依然是有着惊人的预感直觉能力的“母亲”。她说：“其实一个人最重要的生活细节往往是别人不需要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比如自己心灵的快乐，身体的疼痛。”面对“母亲”的惊人妙语，“父亲”备觉惊奇，他惊奇于“母亲”竟然一语道破了自己最近的最大发现。这样，也才有了紧接着的一段叙事话语：“‘我想这恐怕就是大家喜欢读小说的原因。’母亲继续说，‘因为小说里有丰富的细节，也只有小说能够呈现丰富的细节。’听到母亲这么说，父亲又将视线移到了手里的稿纸上，他现在更加觉得自己‘完整’地勾画出来的并不是自己的人生。他叹着气转过身去。这时候，他听到母亲好像是安慰他似的说：‘如果要我来勾画自己的一生，只需要五行就够了。’”一方面，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说“父亲”那18行关于自己人生的“完整陈述”是不完整的，是虚假的。但在另一方面，却也应该承认，“父亲”和“母亲”他们俩关于人生总结与小说作品的对比性话语，的确有着洞幽烛微的真理性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恐怕也只有通过薛忆沩的《“李尔王”与1979》这部充满了各种各样丰富鲜活细节的长篇小说，才能够真正地借助于艺术的方式直观他们俩走过的人生道路。尤其不容忽视的一点是，正是在这份事关平反与否的人生“完整陈述”的书写过程中，“父亲”不无惊讶地洞察到了命运某种吊诡本质的存在：“对自己的个体生命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许多经历其实对自己作为社会动物的存在几乎毫无意义，根本就不需要也不应该出现在关于自己一生的‘完整’陈述里。……又比如李尔王和自己命运的关系：到底自己是‘因为’被选中扮演李尔王，才有这样的命运，还是自己有这样的命运‘因此’才被选中扮演李尔王……这些都是深深地困扰着父亲个体生命的谜，但是它们对于他准备为公安局写的这份陈述却毫无价值。”所谓吊诡，就是不可解，也即无法用理性的话语将其说清楚。比如，“父亲”和李尔王之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彼此影响或者说相互呼应对位的关系？唯其不可解，所以才只能够把它归结为是一种命运使然。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