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世纪小说的轻逸化审美追求

新世纪小说在建构日常生活诗学过程中，不仅专注于日常生活中小人物、小事情、小感受的书写，还在叙事形式上努力追求轻逸化的审美格调。这种美学特征，既与琐屑的日常生活之“轻”形成了同构关系，又借助以轻击重的方式，折射了生活和生命之重。在具体的叙事过程中，这种轻逸之美，或体现在作家对日常生活的微观化处理上，或体现在作家对重大命题的背景化设置上，或表现为作家对日常生活内在诗意的发掘之中，从而使叙事渗透了某种人本主义的理想气息。

关键词

新世纪小说 日常生活 轻逸化 微观化 诗意化

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绝大多数都倾注于微观化的日常书写，呈现出非常明确的日常生活诗学建构之特征。很多作家都自觉地聚焦于那些繁富驳杂的日常生活，从小人物、小事情、小冲突、小感受入手，在各种庸常的生活缝隙里，发现并展示世俗社会里某些别具意味的生存镜像，重新审视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与普通个体命运的内在关系，并由此反观人们的日常生存处境，努力扩张文学在感性生活上的表现力。这种诗学建构，不仅涵盖了我们的日常消费、日常交往、日常观念等方方面面，还渗透在各种非日常生活的内部，折射了日常生活对非日常生活的深层制约，也体现了日常生活本身所拥有的巨大的吞噬能力。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日常生活诗学的追求，绝不仅仅体现在叙事内涵上，它同样反映在叙事策略及审美形式之中，两者紧密相融，共同建构了这种诗学的审美特质。

一

与有组织、理性化、科层化的非日常生活相比，日常生活显然更多地体现为形而下的具体生存，尽管它的内部也隐含了某些形而上的因素，但它在本质上还是体现了人类以物质性、感官化生存为前提的本来面貌。从自然形态上看，日常生活是散乱而无序的，有着情绪性的“泼烦”之特征，并非由严密的理性逻辑来安排的。在日常生活中，只有平均状态的“常人”，或者说芸芸众生，不存在高大全的英雄或卓越之才。但日常生活又隐藏着各种社会变革的动因，当这些因素逐步积累并形成一定的能量之后，就会通过各种导火线演变成社会的变革。所以列斐伏尔曾毫不含糊地强调：“宗教、抽象、‘思维’生活，遥远的和‘神秘的’政治生活，剥夺了规模巨大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的淳朴，日常生活与生俱来的壮丽，原先那些让日常生活获得最初辉煌的细枝末节，都从日常生活中剥落了下来，让日常生活变得面目全非，判若两物。进步是真实的，在一些方面，进步是巨大的，但是，进步从来都是有代价的。然而，日常生活，这种纯粹的生活，依然在那儿，不过，它非常接近不名一文和令人羞辱，日常生活既根深蒂固，也使人感动；日常生活既具有创造性，也受到威胁；日常生活建设着未来，也被预测到的未来所包含的不确定性所困扰。”1在列斐伏尔看来，人类的日常生活虽然遭到各种非日常生活的巨大破坏，甚至让它变得“令人羞辱”，但它依然拥有特殊的创造性，并肩负着建设人类未来的重要职责。笔者在《论日常生活诗学的重构》一文里，曾着重讨论了这一现象，阐述了日常生活的这一特点在新世纪文学中的具体表现，同时也指出，当过于理性的非日常目标不再作为超越个体日常的总体性概念之后，作家们发现日常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总体性特征的概念，因为它蕴藏了总体性的诸多要素。

一方面，人类的日常生活是“轻”的，世俗风情，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庸常琐碎，离不开一地鸡毛式的生存镜像；另一方面，琐屑的日常之中，又潜藏着各种历史变动的漩涡和暗流，它们细小却强大，总是悄无声息地推动着社会的变革，使历史的浩波巨澜若隐若现于每一个平常人家，这便是日常生活之“重”。针对这种日常生活的特殊形态，作家们常常会采用相应的表达策略，即通过一种轻逸化的叙事方式，使文本形态与日常生活形态形成某种同构关系，在审美形式上对表达内容构成呼应。即使是触及某些相对沉重的历史或现实问题，很多作家也会采用一种“以轻击重”的表达策略，将沉重的命题隐藏在叙事的背后。像格非的《望春风》《月落荒寺》、苏童的《河岸》、田耳的《天体悬浮》、迟子建的《烟火漫卷》等长篇，都是如此。从叙事的表面上看，这些作品都是通过日常生活的一些特定情境，精确地呈现了人们在各种无序状态下的生存感受，突出人们在琐屑、烦杂的日常事务中所经受的命运变化，揭示现实秩序和个体生命之间极为隐秘的冲突与纠缠，并在看似无意义的庸常世相里，折射了作家对于历史、人性和命运的思考。用列斐伏尔的话说，“日常生活是一个产生意义的地方，也是意义降至无意义的地方”2。日常生活的书写，在叙事表层上，很多时候确实体现了某种看似“无意义”的生命状态。但事实上，在这种表达策略的驱动下，即使是一切重大的社会历史问题，或深邃尖锐的人性思考，创作主体也会将之巧妙地安置在叙事的背后，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常常是各种微观的、琐屑的，有时甚至是饱含着调侃意味的话语。其实，在这种看似并没有多少思想力度的话语中，又时时凸现了历史和人性中许多锐利而又严肃的生存本质。

这种轻逸化的审美表达，从创作主体上看，无疑是一种耐人寻味的叙事策略，但是如果从叙事效果上看，则体现出一种诗性化的美学趣味，即一种轻盈、灵动或诙谐之中所包含的特殊意味。它不仅确保了小说的“好看”，还洋溢着各种叙事的智慧，为读者提供了更丰富的解读空间。像须一瓜的长篇小说《致新年快乐》，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之作。从表面上看，这是一部充满激情与理想的小说，但在叙事上又交织着庄重与诙谐的审美格调。作家以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1990年代为背景，叙述了某座小城工艺厂内一群年轻保安的日常生活及其正义性的理想诉求。说它是一种日常生活书写，是因为这类小工艺厂在那个时代随处可见，并无特别之处；小厂里几个维持秩序的保安，也是最基本的日常角色，没有谁会赋予他们特殊的历史使命。这座小作坊式的工艺厂，主要制作各种贺年卡片，“一般都是抄袭按样打货，贴个企业LOGO基本完事”。故事的真正发生，是父亲将工厂交给儿子成吉汉打理之后。充满理想情怀的成吉汉接管工艺厂之后，不是想着如何拓展业务，开发新产品，而是将工厂作为自己激情与梦想的试验田。首先，他立即“升级全厂广播音响系统”，很快就把工厂变成了一个集庄严与欢乐于一体的特殊场所：“当新广播系统启用后……一进大门，我们就像进入一个透明的、无形的音乐厅。我们一行不知道是走在夕阳浅金色的天地间，还是成吉汉布置的无可名状的奇异光辉中。在那音乐旋律里，在那小号引领的新年贺卡一样的根据地，被音乐描绘得如天国一样感人欲泪。”接着，他放下工厂的经营，全力训导并充实厂内的一群青年保安，除了原先父亲的司机兼保安队队长猞猁，还有双胞胎郑氏兄弟和边不亮陆续加入，保安队由此进入一种准军事化的管理：“厂里保安队开始每天拂晓要跑步五千米，不跑就扣奖金……必须参加健身活动打卡——其他岗位员工随意。健身房是在五楼楼顶加盖的——除了走不开，一律要完成至少一小时的健身。成吉汉自己都坚持参加。哦，还聘请过一个散打教练，据说，新年快乐的保安个个有身手不好惹……厂里的保安队走出来，一个个衬衫下都能看到结实的胸大肌，看起来真比警察还帅。”有了这支技能良好的保安队之后，工艺厂已经属于“英雄无用武之地”，于是，在一个偶然的机缘中，成吉汉让这群保安开始活跃在整个小城的反扒领域，成为当地派出所颇为得力的助手。要知道，“春节假日，每个被排值班的警察都痛苦万状，恨不能在万家团圆的日子里，陪伴父母妻小。可是，这些反扒志愿者，龙腾虎跃拔剑四顾，就怕你不排上他的执勤时段，从来无需分文，个个无怨无悔”。派出所顺手推船，在工艺厂的大门边挂上了“反扒志愿队”的牌子。

尽管须一瓜选择的是一个旁观者的回忆性视角，由成吉汉的姐姐来讲述这段不无传奇的历史，但在亦庄亦谐的叙述语调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由成吉汉掌控的这群保安，始终洋溢着某种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激情。不错，在进保安队之前，这群人就有一些不光彩的行为，如郑氏兄弟曾冒充警察，“那个春夏，那个伤风化的专项整治，客观上改善了郑氏兄弟的经济生活。还有一次，出租车司机听说他们是警察，执意不肯收他们的车费；后来，遇上知道他们警察身份，还收他们车费的不懂事的哥，哥俩就非常生气；再后来，他们追求规范化，一起购买了三百多元的假警官证（黑皮套上警徽非常真实），并开始随身携带盖公安分局章的治安罚款簿”。进入保安队之后，这些人也时不时地违规使用警械，还“不止一次受贿，猫和老鼠已经进入一个双方默契的互助互益循环”。但是，从本质上说，他们依然是一群充满血性和理想的男儿，甚至涌现了“不惜用鲜血和生命，去维护另一些人的鲜血和生命的完整”的使命感。这种使命在那个世纪之交的特殊年代，尤其是在那个经济飞速发展、各种治安事件层出不穷的纷乱时期，显得尤为珍贵。所以，从派出所到各种媒体，都给了他们各种支持，连保险公司也不忘通过给这支队伍免费提供保险，获得一番正面的宣传，仿佛他们已成为这个小城里一道除暴安良、匡扶正义的风景。

我们很难说成吉汉手下的这群保安就是绝对正义的化身。他们都是一群卑微的人，处于社会的边缘，他们都有自己曲折的人生经历，或被父母压制了内心的理想，或因队友的失误被开除警察队伍，或因家庭矛盾而遭受了极度伤害……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永远也找不到自己的存在。但他们的内心都渴望正义，渴望被关注，被肯定，被礼赞。正是这种内在的崇高的道德律令，使他们舍身忘我地追逐人生的高光时刻。当他们大面积挂彩之后回到工厂，工厂门口瞬间灯光齐射、喷泉狂飙，喇叭里猛然响起《凯旋进行曲》；当他们以“警民共建”的名义去夕阳红敬老院搞慰问，在那个无须担心被证伪的时刻，他们终于确认了自我的价值。用作者的话说，他们是一群“愚蠢而高贵的人”，尽管他们最后以不同的方式消失在这座小城，但他们还是用执着的青春和咆哮的热血，实现了一次理想主义的突围表演。所以，《致新年快乐》在叙事上充满了诙谐、戏谑等喜剧性元素，带着鲜明的自我狂欢意味。尤其是这群保安极为任性的越俎代庖行为，具有强烈的“自嗨”性质，多少有点超越了正常的理性。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正是以不合时宜的生存方式，向正义的青春致敬，向理想的岁月致敬，向生命的激情致敬，并在功利主义的世俗环境中，绽放出炫目的诗性之光。

其实，并非只有《致新年快乐》才具有这样的美学意味。类似的小说还有很多，像格非的《隐身人》和《月落荒寺》，都是立足于日常生活，或通过人物对于音乐器材和乐曲的迷恋，呈现边缘群体内心独有的诗意情怀；或通过一个个日常生活碎片的精细表达，折射某些吊诡的命运，以及人物内心深处的诗性吁求。但就叙事本身而言，则显得轻逸、柔慢、温婉，甚至还有一些令人遐想的神秘。

二

如果要系统地梳理这种轻逸化的审美趣味，我以为它首先就体现在作家对日常生活的微观化处理上。从普遍性上看，日常生活本身就是微观的、琐碎的，而且这种琐碎很多时候是机械式的重复，带有个体生存的惯性特征，很难体现个体生命内在的深刻性和独特性，所以当代作家们在处理这种日常生活时，并非动用机械的写实主义，而是运用一种更微观的手法，沉入日常生活内部，穿透那些看似庸常的日常生活表象，发掘隐藏在表象之下的各种生存状态，捕捉那些富有生命质色的细枝末节，然后赋予其艺术想象，呈现为鲜活的文本形态。但是，如果我们立足于不同的个体生命来看，“日常作为价值的质”可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意义，“在这里，日常生活中的日常状态可能被经验为避难所，它既可以使人困惑不解，又可以使人欢欣雀跃，既可以让人喜出望外，又可以使人沮丧不堪。或者说，它那特殊的质也许就是它缺乏质”3。面对同样的日常生活，不同的个体可能会产生完全相反的生存感受，这正是日常生活所拥有的特殊魅力。所以，英国学者本·海默尔认为，我们必须区别“日常生活”和“日常状态”这两种不同的概念，对日常生活内在的异质性和矛盾状态发起调查，不能总是盯着日常生活中的那些惊世骇俗和标新立异的东西，而是要认识到任何看似庸常的日常表象之下，都包裹着诸多个体意义上的神秘因素。为此，他倡导要像福尔摩斯那样专注于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针对日常中的神秘，福尔摩斯引入了理性主义的祛魅。他的天‘才’，说到底，无非是把理性主义的和科学的原则推扩到他所调查的那些表面上看来深不可测、无根无由的事情当中去。如果说他热爱日常中那些光怪陆离、玄而又玄的方面，那么他所热爱的，是通过理性主义来为它祛魅。正是这种理性主义把那些微不足道的和日常的事物转变成了光怪陆离之物的密码。福尔摩斯通往日常的途径既产生了神秘，同时又解除了它的神秘”4。很多作家在面对日常生活时，也有些像福尔摩斯那样，借助必要的洞察力，总是能够在生活的细枝末节之处，发现各种饶有意味的蛛丝马迹。

譬如任晓雯的《浮生二十一章》，就是以生活在上海弄堂里的二十一位小市民作为主角，从一件件看起来稀松平常、毫无起眼的事件开始，在抽丝剥茧般的细节捕捉中，微观化地呈现了都市平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在小说中，张忠心、高秋妹、姜为民、杨敏安……这二十一个人物，折射了二十一种不同的个性气质和人生风貌。这些人物个性明朗，境遇普遍，每一个人物的性格都是丰富且生动的。我们很难定义这些人物是“好人”或“坏人”，他们有时可爱有时可恨，世故精明却又不乏善良，即使命运难以捉摸，即使生活千疮百孔，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人生轨迹里忙碌着，或乐观或精明或势利地活着。任晓雯非常擅长在那些混沌的日常生活场景中，迅速捕捉到生活中最细小最本质的部分，并通过那些细小而持久的细节打破生活表面的平静，揭示日子底下世态人情的真相，继而袒露人性的复杂、摇曳和幽深。像《周彩凤》中：“周彩凤逛了小菜场，归途碰到个新邻居，絮叨一路。邻居说：‘你一歇上海话，一歇普通话，是北京来的高干吧。’周彩凤不答，进门顾自微笑。方沪生冷着脸过来，在小菜篮头里翻检，‘买啥了，去那么久。记住，茄子别和肉炒在一道，番茄蛋汤放些洋山芋。我吃不惯你们安徽人烧法的。’周彩凤诺诺，想着邻居的话，又笑起来。”《江秀凤》中：“一日，上门收废品，遇着个故人。对方瞩视良久，忽道：‘三小姐，是你吧。’她赧红了脸，跑下楼去，缩立于墙边，放任自己哭个够。俄而摇摇小铃，起车前行。”无论是作为安徽人的周彩凤面对上海市民的身份排外意识，还是命运败落后的江秀凤在遭遇熟人之后的尴尬，虽然他们的外在交流并没有出现异常，但内心可谓惊涛骇浪。正是从这些看似极不起眼的细节中，任晓雯巧妙地将人物在日常生活中微妙而复杂的内心镜像烘托出来，可以说准确精练，异常鲜活。任晓雯坦言自己写《浮生》时，甚至能感受到笔下人物“噼里啪啦说话时，咸酸的唾沫溅射而来”。

福尔摩斯对日常生活中最为平淡无奇的事物永远保持着情有独钟的姿态，并且能够凭借自身的非凡之才，从中发现各种异乎寻常的东西。这种发现的能力，其实就是作家需要具备的艺术禀赋。在福尔摩斯面前，华生似乎就是我们这些读者，经过他的跟踪、呈现和揭示，我们忽然明白日常之中所隐藏的各种奥秘。作家对日常生活的微观化处理，也是如此。像天津作家王松的长篇《烟火》，就是从日常生活的市井气息中，呈现了天津胡同里各色人等的生命情态。作者围绕蜡头儿胡同，把天津古城里的市井文化，分解成无数碎片式的小人物和小故事，以漫无头绪的方式娓娓道来。这些人物总是在不经意的地方出现，或者独立成章，或者通过其他人物或事件引带出来，从来子、杨灯罩儿、老瘪，到王麻秆儿、老疙瘩，每个人物都拥有独立的命运故事，但是又都适可而止。然而，在这种看似杂乱不清的市井结构中，一幅相互交织、彼此牵扯的老天津胡同景象鲜活地呈现出来了。在王松的微观化处理中，我们可以看到，老瘪卖的烧煤球炉子用的拔火罐儿，烧制得比炮弹还结实，扔到地上可以弹跳；制作鸡毛掸子的，对掸子的杆儿和鸡毛，都有特殊的要求，才能达到弹灰的绝佳效果；拉胶皮的，只靠身体的蛮力绝对不行，还需要各种巧力；绱鞋的，不能只讲究针脚的密疏，还要该硬的地方硬，该软的地方软，这样才能穿在脚上舒服轻便；打帘子的，也同样存在各种讲究……从人人熟知的狗不理，到鞋帽铺、棺材铺、水铺、豆腐丝儿，你有你的生活技巧，我有我的谋生门道。虽然这些民俗文化只是小说的附属功能，但它以特有的丰富和饱满，将蜡头儿胡同里人们的日常生活夯击得异常瓷实。在日常生活的微观之处，王松从不吝惜笔墨，如傻四儿去拉冰的细节，是否真实其实并不重要，但作者还是不遗余力地进行交代，使这个人物在十分有限的篇幅里迅速活了起来，也让来子与他在生活轨道上的交错显得自然可信。不过，无论是傻四儿还是刘大头，无论是高掌柜还是老朱，他们的故事终归都回到以来子一家为主的命运漩涡里，在历史的颠荡沉浮之中，呈现了蜡头儿胡同中千姿百态的日常生活，也映现了民间生活的繁杂与丰饶。

微观化往往意味着细节化，既需要作家敏锐的洞察力和精准的叙事功力，也需要作家对日常生活本身保持应有的专注和热情。福尔摩斯之所以了不起，就是因为他迷恋日常，专注于各种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小说家亦然。像尹学芸的《我所知道的马万春》，之所以写活了一个基层干部马万春，就在于作家非常善于从人物的外在言行中，捕捉其内心真实的精神意愿。无论是马万春吃处女蛋，送化肥给初恋，还是对陈四宾情感生活的安排，招待老干部的午餐安排，都隐含了别样的心机，呈现出耐人寻味的张力。作家也正是通过这些看似琐屑的细节，巧妙地凸现了人物隐秘的野心和欲望。这种微观化的日常叙事，其实就是以轻搏重，深入浅出，很好地体现了轻逸化的美学趣味。

三

这种轻逸化的美学趣味，在更多的时候还体现在作家对重大问题的背景化处理上。记得魏微曾说过：“我们的生活中,每天都有传奇发生,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或有一些小的欢乐和伤悲,都可以视为是我们时代的注脚。我喜欢‘时代’这个词,也喜欢自己身处其中,就像一个观众,或是一个跑龙套演员,单是一旁看着,也自惊心动魄。某种程度上,我正在经历的生活——看到或听到的——确实像一部小说,它里头的悲欢,那一波三折,那出人意料的一转弯,简直超出凡人想象。而我们的小说则更像‘生活’,乏味、寡淡, 有如日常。”5的确，任何一种日常生活的背后，都挂着“时代”这个巨大的幕墙。如果我们转身去盯着幕墙，当然少不了惊心动魄的感受，尤其是面对新世纪以来飞速发展的中国现实，面对变动不居的生活方式和生存观念。同时，任何一个身处“时代”的个体，无论他的日常生活具有怎样的独立性，也都与时代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大到人生命运的跌宕起伏，小到人性与伦理的扯扯拽拽，都是不可避免的。它意味着，日常生活内部总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异质性因素，用列斐伏尔的理论来说，就是日常生活中永远存在着各种异化特征。这些异质性因素，构成了日常生活的“重”。但在新世纪以来的小说中，很多作家在面对这种日常之“重”时，仍然选择一种日常化的叙事，将“重”的内涵放在背景之中，使作品继续保持轻逸的审美格调。像魏微的小说《沿河村纪事》，通过对中国边远乡村的日常生活叙述，围绕着各种利益，在你争我吵、打打闹闹的细节之中，展示了中国乡土社会结构形态向现代转型的艰难。她的《家道》讲述了一个小城里的父亲因罪入狱之后，一对母女面对强大的世俗伦理所遭遇的种种尴尬、困顿和伤痛。她们背负着贪官家属的耻辱，穿行在各种冷漠的目光之中，以敏感而又无奈的心情咀嚼着人世的沧桑，直到最后，不得不背井离乡。表面上看，它对父亲的罪并没有很好地反省，但实质上，它仍然是以母女内心里无法言说的疼痛来回应“罪”的深远惩罚，以及它在伦理层面上所辐射出来的巨大威力。宁肯的《城与年》系列，都是以少年时代的成长记忆作为叙事主体，通过一个个独特的意象选择，展示了特殊年代里的生活之重和生命之重。像《火车》《探照灯》《防空洞》等，表面上都是叙述了一群北京胡同里的少年四处游走的快乐。他们有着无穷无尽的想象之力，也不乏探险和猎奇的激情，在物质与精神双重匮乏的年代，他们不停地游走在城市的角角落落，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刺激，也求证了生命成长过程中应有的诗意。然而，在这些放纵式的无忧无虑的成长过程中，作家通过各种不经意的细节安排，又让我们体会到一些大院深处权力生活的诡异，也隐约地感受到历史意志对个体日常生活的强制性规约，当然还看到了无数尖锐人性的狰狞面目。像小芹充满神秘意味的命运转折，大个儿孤独无奈的苍凉人生，以及四儿喧闹失衡的家庭，都深深地打上了时代和人性的烙印。这也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小说中每一件充满想象和诗意的成长趣事，都在看似无序的日常之中，承载了生活的辛酸与伤痛。鲁敏的《奔月》从逃离的角度，探讨了命运的不可超越性。逃离是洒脱的，然而逃离之后，命运并不会选择更好的道路，因为在性别文化中，女性终究要受制于现实伦理的强力规训。在这些小说中，作家们都展示了日常生活的深不可测和异化的必然性，同时也表明日常生活看起来千篇一律，甚至不乏欢乐与温情，但是时代的惊涛巨浪，以及所有的人性、命运等等，都隐藏在日常生活之中。

在这方面，池莉的长篇《所以》可能更具有代表性。这部小说同样立足于日常生活，在一种看似轻松平常的叙事中，缓缓地呈现了当代女性成长的生命历程和屡战屡败的婚姻生活，通过女性视角传达了人们对于现代生存的感悟和痛楚。作家以叶紫漫长的生命历程作为主线，通过叶紫三次失败的婚姻，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状况及其所遭遇的挫折与困惑。由于个性和在家庭中的被忽视，叶紫一次次轻率地处理自己的感情问题，让自己的婚姻生活不断卷入各种高手段、低情商、无耻小人的陷阱里，要么被利用，要么被暗算，要么被敲诈，最终走向败局。从幼稚到成熟，叶紫在历经了人生经验与教训的同时，始终恪守自己的个性，坚持自己的人生走向。毫无疑问，叶紫是一个想追寻自我生活的知识女性，她出生在哥哥与妹妹之间，在不该出生的年代降生，不招父母待见，一心想逃离没有温暖的家。一碗温热的鸡汤，一只肥美的鸡腿，就可以填满叶紫渴求爱的心灵。然而，甜蜜的闪电过后，真相大白，大学毕业待分配的关淳利用她留在武汉，而她却被分配到小城孝感。不愿屈服命运的叶紫，果断结束了这场短暂又滑稽的婚姻。在孝感文化馆，叶紫凭着聪明才智，编写多部话剧，在省文化系统声名鹊起。这一切让董馆长受益，调到省里。叶紫不服，一趟一趟往省里跑，揭穿董馆长，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哥哥叶祖辉开始帮助她，介绍她认识团级军人禹宏宽。叶紫屈从于命运，学乖了，利用禹宏宽调回了武汉。此时导演华林走进叶紫的生活。叶紫似乎嗅到自己熟悉的气息，特别是那种久违的语言，以及落拓不羁的个性气质。她就像路边的无名小花，不由自主地从泥土里仰望着华林，朝他开出自己卑微而灿烂的花朵。结果当然是叶紫被软禁，有妻室的华林因此入狱。但叶紫仍旧不顾一切地要嫁给华林，想用堂堂正正的婚姻，来证明他们纯真的爱情。十三年后，如别人预言的那样，华林再次背叛，拍了自己与别人的不雅照讹诈了叶紫一笔钱。叶紫庆幸与一个无耻小人离婚了，儿子还在，家还在，这就足够了。小说中的叶紫，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她的曲折情感，虽与个性有关，也与她遇人不淑有关，但这些终究与时代脱不了干系。或许，日常生活让人们看到的永远只是结果，只是表象，只是“所以”，但作家需要直面这些表象，在一个个看似理所当然的“所以”之中，巧妙地揭示诸多的“因为”——这有点像张爱玲所说的那样，人生是一件华丽光鲜的袍子，里面爬满了跳蚤，关键在于，作家如何在描绘这件华丽的袍子时，巧妙地让读者发现里面所隐藏的跳蚤。这正是轻逸化叙事所孜孜以求的审美理想。

作家张欣曾说：“时至今日，感觉写作中最大的难点竟然是最不起眼的日常。每每写到吃穿用度、衣食住行，就觉得深陷在重复、同质和一成不变的泥潭里动弹不得，喝的咖啡、进的饭馆、泡的酒吧写出特色来，难度是非常大的。由于所有的事件都是在生活中产生或发生，那种在竹尖上拼剑，与老虎同船的状况终究是极少的现象，并非一种常规表达。而对于日常，我们再熟悉不过，可是在日常中妙笔生花，却成为一件难事。《金瓶梅》和《红楼梦》里都写了许多日常，让人感到故事里面的真实与温度，以及深刻的敬畏与慈悲。那么琐碎的凡间烟火背后，是数不尽的江河日月烟波浩荡。”6张欣的这段话，表明了作家在直面日常生活时的艰难，但事实上，新世纪以来的很多作家还是凭借自身的艺术智慧，自觉地立足于普通个体的生存经验和存在境遇，注重体验性、身体性和经验性的审美表达，突出了那些看似琐碎、惯常的世俗生活对于个体生存的重要意义，也揭示了日常经验内部所蕴藏的各种微妙繁复的生命镜像。他们对一个人的最为完整生活的理解，就是营构个体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丰富的、可能性的状态。其主要目标，是突出文学对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关注，发掘并展示日常生活中极为丰盈的生命质感和人生意绪，以便重构人类在身与心、人与物上的统一。

四

如果从叙事的细节上看，这种轻逸化的审美趣味，还表现在作家对日常生活的诗意化处理上。任何个体的存在，即使是卑微的生存，都会怀有诗意的内心憧憬，也不乏某些超越实用主义的精神追求，所以日常生活虽在整体上较为平庸琐碎，带着形而下的特征，但它永远不缺乏诗意，小到各种日常性的郊游、休闲与度假，大到各种节庆仪式和宗教式的盛典，都是这种诗意的体现。“在平静如水的日常生活里，的确一直都有海市蜃楼、磷光涟漪。这些幻觉并非没有结果，因为实现结果是这些幻觉存在的理由。但是，在哪里可以找到真正的现实呢？何处发生着真正的变革呢？就在这个不神秘的日常生活之中！”7列斐伏尔在这里使用的“幻觉”，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超越了日常功利的诗意，关键在于作家如何来捕捉和呈现这种诗意的内涵，如何呈现这些诗意的生活情境对于人们日常生存的重要意义。像铁凝的《春风夜》《火锅子》等短篇，就非常精妙地呈现了这种日常生活的诗意，并通过诗意的叙事，在轻逸化的审美格调中，凸显了人性的光泽。《春风夜》中的俞小荷来到城市打工，虽然饱受生活的压力和夫妻长期分居的孤寂，但她从不抱怨，更没有滑向人性之恶，而是顽强地打拼，全力应对各种生存的艰辛。在与丈夫重逢的短暂之夜，她的整个身心都沉浸在与丈夫相会的幸福感里，处处袒露着相濡以沫的体恤和关爱，也使整个小说体现了如沐春风般的叙事韵味。《火锅子》围绕着一顿简单的火锅午餐，精心勾勒了一对年迈的夫妻相濡以沫的生活，也诠释了爱、宽容、牺牲、相扶相依等等复杂的精神内涵，并使叙事在一种温馨的叙事语调中，饱含了人生的沧桑与平静。

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或许是迟子建的长篇《烟火漫卷》。这部长篇聚焦于北国冰城哈尔滨，试图借助众多平凡人物的日常生活书写，在充满了烟火气息的市井生活中，呈现了这座城市特有的精神画卷。小说的主线是一个有关寻找的故事。主人公刘建国当年回城探亲时，受到好友于大卫夫妇之托，把于的儿子铜锤带到哈尔滨，不料孩子在哈尔滨火车站下车时被人偷走。刘建国从此带着巨大的负罪心理，更换了一个又一个工作，几十年如一日地奔波在寻人途中。围绕刘建国的寻人线索，以及刘建国的家人亲朋等关系，作家不断将叙事铺陈出去，着力叙述了不同身份的人们在这座城市里的日常生活状态，试图为这座古老的北国冰城临摹出一幅色彩斑斓的精神风貌。于是我们看到，无论是春夏秋冬在这座城市的更替景象，还是凌晨批发市场喧闹的交易、晨曦时分的鸟雀鸣叫、澡堂子里氤氲湿润的热气、旧货市场的老器物、老会堂音乐厅的演出、饭馆或礼堂的二人转，都呈现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景观，也洋溢着生生不息的烟火气息。为了强化作家对这座城市精神的传达，迟子建让很多人物的日常生活都以自身特有的方式，深深地嵌入这座城市的文化血脉之中。譬如，退休之后的刘光复，倾其所有，执着地要为这座城市的工业时代留下珍贵的影像，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光，还念念不忘自己的纪录片。于大卫虽是西方混血的后代，但他同样迷恋于这座城市的气质，闲暇之余，总是带着相机穿行于大街小巷，为这座城市各具特色的建筑，留下一幅幅恒久的记忆。谢楚薇虽然一直饱受失子之痛的折磨，但也不忘时常赶赴各种音乐会，领略这座城市内在的文化脉动。外来的黄娥原本打算将儿子托付给四处寻人的刘建国，然后回到丈夫身边，以自杀来陪伴逝去的丈夫，结果却在榆樱院扎下了根，并最终收获了爱情。小秦和小米只是来城市寻找自由，最后也在榆樱院落下了根，甚至连小米前夫的母亲陈秀也来到了这座城市。我们很难说，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都有什么宏大的理想，但他们似乎都很自然地爱着这座城市，并与这座城市的精神保持着密切的共振关系，是因为这座城市既充满了世俗的烟火气息，又洋溢着友善的诗意情怀，同时还在沧桑的历史记忆中融会了中外文化的不同气质。

类似的小说还有很多。像张惠雯的很多短篇如《爱》《玫瑰，玫瑰》《飞鸟和池鱼》等，都是在庄重或尖锐之中，又时时洋溢着诗性的轻逸之美。晓苏的《花被窝》《海碗》等，也是叙述了一个个隐秘而又温馨的故事，既散发人性的芳香，又传达了诗意的怀想。田耳的《开屏术》则借助权力资本的潜在驱动，呈现了一群现实社会中底层游民的日常生活。在一次聚会上，王局长随口说了一句“孔雀要是随时晓得开屏，又能当狗养又比狗漂亮，再多的钱我也要搞起”，虽然这只是一句荒诞的玩笑，但是长期依附于王局长的易老板，却将这种玩笑视为一次奉迎权力、展示能耐的绝佳机会，于是他开始派人火速实施“开屏术”。随后，隆介等一群酒鬼兼游民陆续登场。这些酒鬼带着骑士般的浪漫主义怀想，不断寻找各种孔雀的开屏之术，从养孔雀到驯孔雀，从刺激孔雀发情到给孔雀尾巴安装遥控装置，忙得不亦乐乎。稍有常识和理性的人都明白，这种有违科学的事情几乎不可以完成，但是在那些草根游民的心中，却成为可以发挥自我奇才的大好时机。所以我们看到，由酒鬼隆介到酒鬼徐师傅，再到各种民间游民，面对利益的“酒精”，迅速形成了一条散落于各地的“产业链”，引发了无数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甚至连交际花凌大花也开始对隆介投怀送抱。对于隆介来说，“有些事要多快好省，但有些事，必须铺张浪费。以前什么都想省着弄，就一再地错过了奇迹发生。现在不一样，我俩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驯出这样一只孔雀！”这种骑士般的精神怀想，不只是隆介等无数底层游民的内心梦想，也折射了普通人超越现实经验的渴求。它既体现了某种荒诞式的生存逻辑，也呈现了浪漫式的理想气息。

其实，田耳的《开屏术》还体现了作家对这种诗意化生存的处理策略。作家借助必要的想象，很自然地将那些非理性的日常生存转化为生命的飞翔状态，犹如纳博科夫所说的“兼备诗道的精微和科学的直觉”。在纳博科夫看来，小说家与魔法师都是一种自我为难的职业——人们都清楚他们所作所为的虚假性质，但他们又不得不为自己的虚假行为建立各种“真实”的理由和依据，使人们在欣赏过程中获得特殊的审美体验。只不过，魔法师更注重表演的每一个过程，而小说家则更强调叙述的每一个细节。在小说中，细节是想象与说服力达成紧密联动的核心枢纽。它既要有“诗道的精微”，又要有“科学的直觉”。当然，这两者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一个细节之中，而是各自出现在它们应该出现的位置上。也就是说，该灵动时就让它飞翔起来，该坚实时就让它坚实起来。曹征路的《天堂》就运用一种充满生活质感的吴方言，讲述了一个叫天堂山的乡村里质朴却不乏浪漫的民情风俗。在那里，人们讲仁义，重人情，拜关公，“地方不大，讲究不小”，但是，他们同样也有浪漫的怀想，也有男男女女之间说不尽的私情和暗恋。他们以插花作为暗号，使男女之间演绎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灵动的故事。蝉儿因丈夫残废，自然也有人插花，但她坚守妇道，忍辱负重，甚至成为“三八红旗手”。尽管最后蝉儿还是与他人有了私情，尽管这个情人又被人暴打而逃走，但蝉儿依然是蝉儿，依然守着自己的家庭，为生活而奔波，为命运而隐忍。我们再看看鲍十的《秋水故事》中，作家对乡村夫妻之间情感的质朴叙述，魏微的《姊妹》里对两个彼此仇恨了一生的女人之间关系的微妙化解，毕亮的《继续温暖》一对爷孙相依为命的乡村留守生活……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同样充满了尘世的日常温情，也传达了日常生活中最为动人的诗意。尽管在这些小说中，也或多或少暴露了人性的坚硬和现实的无奈，但在叙事上，都充满了轻逸化的审美趣味。

作为一种日常生活诗学的表达策略，轻逸化的审美趣味并非是为了给现实或人性涂脂抹粉，而是缘于创作主体对于人类日常生活的内在理解。铁凝曾说：“文学还应该有个巨大的功能就是有暖意，应该给人类带来温暖。”8任何一个作家在直面日常生活时，在遭遇坚硬的现实时，选择“以重击重”式的正面强攻，固然是一种不错的叙事策略，但是如果能够发现其中所蕴含的诗意和“暖意”，并在轻逸化的叙事格调中，巧妙地传达某些生活之重或生命之重，是否也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

注释：

1 7 [法]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1卷），叶齐茂、倪晓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93、126页。

2 [法]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2卷），叶齐茂、倪晓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16页。

3 4 [英]本·海默尔：《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王志宏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9-10页。

5 魏微：《“我们的生活是一场骇人的现实”》，《小说评论》2007年第6期。

6 张欣：《千万与春往·序》，花城出版社2019年版。

8 铁凝、王尧：《文学应当具有捍卫人类精神健康和内心真正高贵的能力》，《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