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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刑人·银匠——〈尘埃落定〉外篇》:尘埃尚未落定

发布时间:2021-08-10 来源于: 作者: 解放日报 | 伍华星 2021年 点击数:
浙江文艺出版社近期推出的《行刑人·银匠——〈尘埃落定〉外篇》首次将阿来完成《尘埃落定》前后,以小说中三个相关或未充分展开的人物为主角而生发、延展而创作的作品,结集为“外篇”形式向读者推荐。

“写作需要匠心独运,其实编辑编一本书,也需要独具慧眼。这本集子与《尘埃落定》互相生发,互相映照,足以使文本产生更多意义;也足以使愿意在小说殿堂中洞悉更多秘密的读者,见到故事和人物如何发生,故事和人物在小说中的多样的可能。这也是小说产生魅力的原因之一。”阿来说。

“外篇”之“外”

对于读过阿来作品的读者而言,初看这部作品标题,不免感到陌生又熟悉。熟悉多因《尘埃落定》这部已被经典化的鸿篇巨制;陌生则是困惑,究竟何为“外篇”?

编辑《行刑人·银匠——〈尘埃落定〉外篇》(以下简称“外篇”)之前,我读过其中《阿古顿巴》一篇。记得当时读完,觉得如梦似幻,想起鲁迅《野草》中的《过客》,行旅中遭遇各色人物,背景灰蒙蒙一片,线条却是硬朗,木版画般,有人长久地呐喊,如傻子少爷的叫喊声,余音缭绕。而今,得益于编辑的身份,我得以多次细读书中包括此小说在内的三部“外篇”。

事实上,二十多年前,阿来在《尘埃落定》写毕后,便已提及他颇为看重的“外篇”。不过彼时并无“外篇”的概念,仅仅是“余音”。他在《尘埃落定》代后记《落不定的尘埃》一文中写道:“两个中篇完成已是冬天,我是坐在火炉边写完这些故事的。此时,尘埃才算完全落定了。”又写道:“好的音乐必然会有余音绕梁,一些细小的尘埃仍然会在空中飘浮一段时间。”其中的“两个中篇”和“细小的尘埃”,便是“外篇”中的《行刑人尔依》和《月光里的银匠》。

《行刑人尔依》和《月光里的银匠》讲述的都是“无名氏”的故事。所谓“无名氏”,是因他们身份卑微,确无属于自己的名字。“尔依”是一个并无实际含义的藏语,只为表明行刑人家族作为土司家族世袭奴隶的身份特征;而作为土司家奴的银匠,不仅无名无姓,更是父母过世,孤苦伶仃,被赐予“达泽”的名字,是藏语“月亮”的意思,隐含一抹浪漫情调。两个故事一暴烈,一梦幻——行刑人的职责是砍头,穿上刑罚之人的服饰后,灵魂便可附身,继而穿越,回放另一种人生,诡秘而魔幻。天才银匠在月亮上直了直腰,便能从那上面走下来,他不惜押上性命,为心仪的女子做至美的银器,却被夺去创造的双手。《阿古顿巴》则是首次将藏族民间传说人物小说化,以小说的形式为其立传。阿古顿巴踏上苦旅,在路上遇到一位认定他为儿子的老妇人,他便待老妇人如母亲,为她乞讨,发挥善心,对方却始终不满足。故事的最后,阿古顿巴错失了爱情,老妇人死去,他再次踏上了孑然一身的浪游征途。

这三个“外篇”人物,缩短了人与神之间的距离,像版画的反面,人的棱角与界限尖凸起来,支起性格各异的形状。这是个人的意义,尽管不能撇离时代,脱开锁铐,却不全仰仗于此,而去发展自己。这大概就是阿来在“外篇”序言中写到的,他喜欢他们——这些笔下人物的“主动”,甚至“自作主张”——并非“他要他们这样”,更是“他们要这样”。他们身上带着雪域高原上土司时代的前生后世,如三根从《尘埃落定》中生出的故事枝蔓,续往天际发展,最终独立成树,投下一片浓密荫翳。

“次要”之必要

前段时间,四川人艺排演的话剧版《尘埃落定》开启全国巡演,我到戏院观看了这部近四小时的戏剧。

记得看戏彼时,“外篇”已编辑加工完成,正待下印,我拿着修改多次的封面打样,到院内的剧照大幕下合影——一抹暗夜的墨蓝色。到看戏时,不自觉更关注舞台上那些“配角”们,比如银匠,比如行刑人。行刑人的形象,裸露胸背,手握大刀,又轻盈垂下。

得益于视角的便利,再望远,其实在仔细寻找细节:那大刀上的齿口轮廓究竟还清晰吗?舞台上频频闪现的红光,“嚓嚓”声砍头的回响,再熟悉不过,毕竟书中便写道——“刀磨去一点就会少一点,慢慢地,加了钢的那点锋刃没有了。”继续,细看舞台上行刑人的表情,是淡漠到尽头,伫立无语。想起书中开篇紧接着写道——“他们那点勇敢的神经也是一样,每用一次,那弹性就会少去一点,最后就到了一点弹性都没有、戛然断掉的时候了”,刹那间心有戚戚。

我想,这大概就是阅读和编辑“外篇”所带来的新的影响。倘若未读过这些作品,可看的便少了,这偌大舞台的前生后世也难免多了些许局促。也是受话剧版《尘埃落定》的启发,在成书前,我们决定为“外篇”插入两张专属明信片,一张是行刑人的演员定妆照,另一张则是阿来拍摄的唯一留存至今的卓克基土司官寨,让读者更直观地感受书中人物的魅力。

对宏大场面的把握极考验一位作家的能力。譬如战争场面,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笔下的战争场面,真是宏大而有章法,多大的战争都被写作者放在棋盘上,攻守的节奏,便是目光的节奏,硝烟迷雾包裹深邃人性;安德烈·普拉东诺夫《基坑》中的大坑,几千几万人奋力铸造一座大厦,起上落下,荒诞又生趣;或是詹姆斯·乔伊斯《死者》中的热烘烘的家庭派对,家中每一个零部件,与派对中人的只言片语撞得叮叮直响,各人心事赤裸裸,无处躲匿。到了《尘埃落定》,阿来以近于铺张的白描,向我们展现了他将时代叙述的画卷徐徐展开的控制力,“外篇”则是对这张画卷的局部细摹、勾勒与重新焕发。

无论是《行刑人尔依》,还是《月光里的银匠》,书中关于刑罚的部分让我频频想起莫言《檀香刑》《拇指铐》、雨果的《九三年》、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法兰西组曲》,关于对人性与亲情的思考,又让我想起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甚至新近出版的石黑一雄的《克拉拉与太阳》。若有机会,不妨将这些文本对读,放在一起看,或许会生发另一种阅读的目光。跨越语际时空,除却乌鸦的梦、巫婆的幻术、机器的功能、人造的意义之外,这些生造出的“工具人”,是否又能拥有爱与慈悲的能力?

舞台上的行刑人,始终只执行一个动作,那便是他机器般的意义。但“外篇”重新给了他一个生动的故事,让他有机会说出——“我是一个行刑人,不是医生,不想给人治伤了。”对尊严、欲望、世情、忠诚的种种渴求,于一个“次要人物”而言,是否显得无关紧要?又或说,何谓“主要”与“次要”,是否当“次要”成为必要时,困扰人生的真相与难题将不得不被重新凝视?

我想,以这样的形式和概念,将“外篇”中的三个人物联系起来,将涌现更多阅读中被掩埋的新问题、新思考;在重新命名当中,纵横扩大着文学与想象的版图,书与人互相见证着心灵的成长,或许是编辑出版这部“外篇”作品的最大意义。

“一种普遍的人性指向”

现代主义的书写主张将一切撕碎破裂,人性与欲望像散落四周的悬浮中的晶片。而阿来显然对此并无兴趣,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将失散在故事尽头与角落处的破碎的“人心”重新搜集、拼贴,趁起一束光,重新照亮和组成一幅生命肖像。一如阿来自己所言:“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之后人性的温暖。”

《尘埃落定》中,傻子二少爷是故事的讲述者和推动力;到了“外篇”,则将此形象缩小,小至一个阴影,如同时代的荫翳,一种背景基调,像我们在封面上呈现的最终效果——一个在巨大的月光下行走的袍人。那墨蓝色的剪影究竟是谁呢?是傻子二少爷、行刑人、银匠,抑或是阿古顿巴?不管这个人是谁,发挥主动的依旧是“人心”。

无论是《尘埃落定》中的二少爷,还是“外篇”中的行刑人、银匠,阿来无意于借此还原历史——那场罂粟花爆发战争前后的“旋风”,而是在烟雾的“旋风”中裸露“人心”。很多时候,促使一位作家不停讲述同一故事的不同面向,并非因为素材的丰厚,或故事拒绝结束,而仅仅是人物—“人心”—它们扑面而来。真实的“人心”会搏动,频率轻重各异,于是便有了不同。我想,这当中的不同,是阿来写作“外篇”的一种意义,也是作为读者,阅读“主篇”和“外篇”时某种相通的感受。天地辽阔,在那雪域高原上,人的灵魂无所遁形。阿来以长短适中的篇幅,给这些在时代烽火硝烟中的“无名氏”重新赋予新的名字,这“命名”的过程也是赋予其“新故事”的过程。

作家朱天文曾提出一个关于小说的观点,大致意思是,华语文学事实上有“三国”和“红楼梦”两大叙事传统。创作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的几部重要长篇小说,如王安忆的《长恨歌》、贾平凹的《废都》等,都可纳入“红楼梦”这一叙事传统。依此来看,阿来的《尘埃落定》也应归入这一系统中。但“外篇”似乎无意中做出了打破的姿势。因“外篇”中的小说,把一些不相关又相关的人物放在一起,如一场多年后的聚会,人物交往,小说生出新的含义,暴露出新的隐秘联系。对于读过《尘埃落定》的读者而言,这仿佛是在看另一场魔术,仿佛是“红楼梦”的小说,叉出意外,萌生出了“三国”的一面。这些人物从时代的横截面中爬行,越爬越远,如隧道有光,人身上的光便愈加明亮,也得以照亮一整个写作者笔下的黯淡世界。而我们深知,一位好的作家,一个好的故事,总能从不同视角、人物出发,讲述同一个故事的不同面向。这样来看,“主篇”与“外篇”合二为一,可以视作一部“大写的《尘埃落定》”。

拉远来看,阿来此后创作的《机村史诗》(六部曲)《云中记》等作品,其实是他对某一心灵问题的持续关注和叩问。这些“外篇”,不仅是点缀,而是联结和纾解他创作心路的必不可少的成分。在阿来看来,“特别的题材,特别的视角,特别的手法,都不是为了特别而特别”,而应该有“一种普遍的眼光、普遍的历史感、普遍的人性指向”。好的小说如神话,一个好的作家,就是在缔造神话。无论地域如何,主要与次要,主篇与外篇,他始终一笔一画地勾勒着那个古老、深邃的“人心的神话”。这些人物不愿意告别,便是从创作者笔下获得生命的标志,他们跋涉、低泣、受刑,努力诞生出自己的命运,如同自己“生出”自己,并开启朝圣之途——那故事就是朝圣者的小路,如同命运般唯一。它蔓延、生长,连成枝丫,是天意;如今编织在了一起,却是人力,使他们得以借由虚构的舞台重逢。

阿来在“外篇”《行刑人尔依》中写道:“尔依现在充分体会到了做一个行刑人是多么幸福。至少比做一个流浪的歌者要幸福。在这条倾洒着熠熠星光的路上,在流浪艺术家的衣服下面,尔依感到歌者永远要奔向前方,却不知道前面有什么东西等着自己。”他们终要觉醒,终要选择自主的人生,去感受世情的爱与痛、苦与恨。如同娜拉出走,弗兰肯斯坦顿悟人性,“外篇”中的他们,走在由文字铺就、倾洒着熠熠星光的路上,重新获得了唯一的、崭新的名字,奔向未知的新的命运。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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