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蓝《蜀人记》：“像装水的容器塑造水的形状”
作为传统媒体从业人员，蒋蓝深知：故事为新闻提供了养料，却大大为难了文学叙事。新闻叙事的大幸，可以被视作文学叙事的大不幸。放眼望去，便不难发现：当下中国作家的平均想象力远不及故事随身携带的想象力，虽然作家是无辜的；小说家的高产遭遇阅读市场的萎缩和读者的冷漠这个坚硬的事实，可以从两种想象力形成的剪刀差这个异常平易的角度获得解释。
蒋蓝的新作《蜀人记》（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中，有一位名叫罗成基的奇人，说得很睿智：“当事实比传奇还要传奇的时候，你就不要再渲染，再说就破了，乱冒气。”作为一种新生的文体或曰文学叙事上的新理念，非虚构因此应声而起。蒋蓝的本职工作，原本就是天天和各种故事深度交往。与一般人相比，他更有机会率先得知，小说叙事被精彩的现实生活逼入死角后万难继续精彩；新闻只负责报道现实生活的精彩表面，更乐于呈现生活本来的样子，却没有耐心和兴趣深挖生活如此精彩的原因及其来龙去脉。对此，作为作家而非媒体人的蒋蓝不免暗自窃喜：非虚构有了“趁虚而入”的机会。
蒋蓝的非虚构创作成果丰硕。在他看来，如此这般“趁虚而入”的非虚构自有其优势：既避免了小说面临的尴尬之境，又能呈现各色故事的深层成因，甚或它们的来世与今生，以期为身处故事中的有心人和会心人提供启示。
中国多奇事，但蜀中奇事自有它鲜明的地方特色。四川人天生的幽默和乐观，意味着隐忍、勤奋、坚毅与豁达。自古以来，蜀人莫不凡事执着，又莫不凡事看得开、放得下。较之其他地域的国人，蜀地之人似乎更有能力抵御人世间的大坎坷与大不幸。因此，蜀中的奇人奇事就奇得泪中带笑，大苦中亦有大乐存焉，差点被遗忘的大画家陈子庄的传奇生涯是最好的例证，一整部《蜀人记》则颇为完好地表明了这一点。
蜀中奇事当然是围绕蜀中奇人组建起来的各种事体的集合。其中，奇人才是根本；以精彩的故事打底的奇事，则不过是奇人的附庸。蒋蓝因为职业之便，了解各种蜀中奇人的面貌，深知各种蜀中奇人面貌的出处。读者之所以每每会对《蜀人记》中的奇人啧啧称奇，不仅仅是因为奇人们所做的奇事令人唏嘘、奇人们的坎坷身世让人扼腕，甚至不仅仅是奇人们坚忍不拔的个性惹人赞叹，更是因为蒋蓝硬朗的叙事方式令人印象深刻。蒋蓝不缺乏讲故事的能力，但他更愿意将叙事、抒情、议论熔为一炉，都必须落实于细节。蒋蓝此前的众多作品早已表明：细节拥有“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特质；抓住了细节，就大体上等同于抓住了奇人奇事的命脉、要领和牛鼻子。
奇人奇事固然重要，但讲述奇人奇事的方式更重要。唯有讲述，才能将奇人奇事完好地塑形于语言之中；唯有讲述，才是文学的根本。而有何种讲述方式，就必定有何种奇人奇事的何种面相得到何种程度的呈现，就像装水的容器最终塑造了水的形状。蒋蓝深知，有温度的讲述方式能更好地让读者心动；零度写作的教条或教唆必须被非虚构所摒弃。
在写到四川富顺县的传奇人物，也就是身高顶多一米的残疾人赖雨时，蒋蓝一以贯之地倾向于用细节说话：
捧着赖雨的文稿从地下室出来，我脚上的泥浆不但没干，反而浸透了皮鞋。走着走着脚下一滑，膝盖重重地撞在拐角处的一个木椅子棱角上，惊散一地羽毛。那不过是一把结实的木头椅子，四条腿安装了四个木头轮子。我准备踢它一脚。猛然想起赖雨刚刚讲过的事情，负载她十几年的行走工具，就是这把她父亲亲手制做的木头轮椅！为了让她瘦弱的身躯坐在车里感到舒适，还特意用厚厚的泡沫做了垫子。现在搁置在此，成了鸟巢……我忍住了，向它鞠了一躬。
当蒋蓝以“我忍住了，向它鞠了一躬”这个细节描写来结束那个自然段时，我们立刻体会到作家个性上的硬朗，甚至硬朗到不容被冒犯的程度，却又因为内心的感动自动降服了硬朗的个性，消弭了所谓的被冒犯。内心的感动是一个稠密的语言事件，是作者对细节另一种方式的耐心抚摸，深于和先于非虚构所需要的那种特定讲述；或者说，非虚构的讲述方式应当建立在稠密的语言事件之上，因为它原本就是一种主心的写作方式。
一个温暖、友好的细节，胜过多少自称深刻的细节描写；直接书写病痛和苦难中闪光的细节，又该超过多少鞭挞丑恶后自称可以闪光的细节。这是因为在苦难和疼痛中就能自动发亮的细节自有它的辩证法。
《蜀人记》讲述了十三个拥有精彩故事的奇人。对这十三个普通却又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蒋蓝在字里行间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和理解，但更多的是赞赏。十三个蜀中奇人因其不凡的行为和事功、超逸常情的举止和性情，深度冒犯了俗世，令人侧目，显得格外超凡脱俗。以常人暗自视为瑰宝的常识看来，他们肯定极为孤独。但奇人们因为高度认同自己的人生选择，从不持常人常有的那种自以为是的俗见。
《蜀人记》为非虚构这种文体给出了也许仅仅属于蒋蓝的方法论，或者是叙事伦理：必须赞美，而且是直接赞美；必须面对人性中闪光的部分，而且是短兵相接那般，直接面对人性中闪光的部分，就像民间制琴大师何夕瑞等人零距离地沉浸在温暖的孤独当中。这个方法论或写作伦理直接塑造和决定了蒋蓝的讲述方式。奇人奇事在这种讲述方式中，来得格外有力，没有丝毫矫情，更不用说令人难堪和难为情的煽情；有的只是这种讲述方式自带的那种可称之为硬朗的抒情，既不多，也不少。
《蜀人记》的作者自陈他最后一次见到何夕瑞，是在成都市九眼桥附近的一个小茶馆。彼时的九眼桥头，到处游荡的都是私刻公章并且面孔模糊和可疑的小匠人。这次见面后不久，何夕瑞因病辞世，蒋蓝对此毫不知情。在有关何夕瑞的文章的最后一段，蒋蓝将他的写作方法论和叙事伦理推到了极致：
不由我分说，他用这双锉刀一般的手，掏出100元茶钱，往桌上一放，向我一拱手：“时间到了，我要赶回荣昌。好兄弟，再会。”他大步流星，穿过九眼桥桥头那些刻章的匠人堆与暮色，斧头一般冲过去。他遗留在茶桌上的一张手绘图，我保留至今。今夜，我在网上找到莫扎特为小提琴、中提琴和乐队写的《交响协奏曲》，听着听着，觉得那是一团团飘浮的光，重叠为一个透明的世界。低音提琴加重了缓慢的吟唱，在某个拐弯处，中提琴的潮水倒卷上来……那些困惑，那些矛盾，那些由忧郁、峰回路转的景致组成的往事都在逐渐减弱的颤音中，慢慢回到事物深处。一片宁静，未必就是永恒。写到此处，我的眼泪安静地流下来。
（作者：敬文东、夏至，分别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