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在文学现场》：感性体悟与理性反思的契合
韩伟先生对当下文学表达的模糊、含混，颓废与无力等问题的认知非常清晰。他痛斥文学的阅读带给人们的不是“诗意的暖流”，而是“感官的刺激直抵欲望的肉身”。因此，他主动承担起“敲钟人”的角色，从“批评”“文学”和“现场”几个关键词切入构建起《批评在文学现场》的逻辑体系，强调文学研究不仅要有中国立场，还要与世界文学对接，不仅要有感性思维，还要切实立足于文学现场，注重理性批判和哲学反思，注意回归历史语境、承担社会责任。该书共分四辑，第一部分“理论的诱惑”撰写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和“强制阐释”相关论题，表现了作者对当下中西对话的关注，以及对学术热点问题的学理性反思。第二部分“民国在文学现场”中，作者富有创新意识地强调了“民国性”内涵，从问题意识的转变与研究方法的更新中试图发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的学术生长点。如果说第一、二部分是理论思维的张扬，那么第三、四部分便是对当代文学高屋建瓴式的多重描绘，亦是对具体文学作品和生命个体的现实观照。论著深入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堂奥，既有自我立场的坚守，又有时代语境的变通，是对批评精神的株守，也是直面历史和未来的豁达与宽容。
深厚的理论素养和高瞻远瞩的问题意识，促使作者对理论前沿与热点问题进行了自觉探赜。韩伟先生立足于文论元典，融汇中西，兼收并蓄，直面当代有价值、有意义的研究论域的生成问题。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层面，作者以反思的姿态，强调了“学术性”与“现实性”的统一、“专业化”与“个性化”的学科自觉，并辩证地论证了“历史性”与“当代性”的内在融通关系，以及“本土性”与“世界性”之间的理论张力。著者在多维视野的融合中，自觉地践行着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为中国古代文论的重构提供了创化路径。在西方文学理论层面，作者坚守中国立场与民族立场，直面中国现实状况与理论问题，提出应该在观念和方法上进行革新，反对“以西解中”的“单向格义”，以多维性、开放性、反思性和批评性品格推进当代文学研究。可以说，韩伟先生的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国文学的理论自信，推动了中国文学研究的原创性和实践性。
宏大的历史视野与理性的批评意识是该著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如果没有历史真实作为研究的基础，没有客观的价值和主观的社会责任作为依托，那么文学批评家的评论将会空洞无物，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此，韩伟先生强调不能“简单意义上地回到历史中去，而是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历史细节，最大限度地贴近历史真实。”文学批评要跳出阶级斗争的观念，返回作家精神世界，发掘作家的创作动机，将“文学的内部与外部”有机地结合起来，承担批评家该有的社会责任。著者在思考和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现实状况时，问题意识明确，从文学的时代性和人类性出发，突破固有的思想窠臼，坚持中国立场和中国方法，很好地诠释了中国特色和中国语境的文学文本解读的科学理念。可以说，韩伟先生具有强烈的理论自觉意识，他的论著体现了文学研究的反思性、学理性、丰富性和复杂性。
人文关怀的价值立场与超凡脱俗的个性批判是该著的另一个特点。韩伟先生在论著中多次提到“现代性书写”“叙事伦理”等相关术语，关注到了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对个体生活世界的侵占和挤压，也意识到惶恐的个体反作用于现代社会造就了社会的病态，“而这种病态表征着理性的失序和无限扩张所带来的现实社会的分裂”。因此，作者明确提出了文学应该反叛消费主义的同一化、刻板化，并及时“承担起将现实生活从庸俗同一的泥沼中打捞起来的任务”。例如，作者在《“70后”写作的三重视域》和《“阿基琉斯之踵”：“70后”作家的现代性书写》中都关注到了现代社会中，个体生存的艰难、主体意识消解、工具理性对人性的异化，以及文化工业对审美自由的剥夺等问题。作者深刻地认识到了消费主义城市空间的碎片化，导致人们生存悲剧的发生。所以，作者将眼光投射到当下现实社会，通过对《山本》《被掩埋的巨人》《浮世画家》等文学作品的多层批评与分析，呼吁人们透过文学作品所展现的想象世界，重塑现代社会的道德律令和伦理责任，使文学彰显出现实价值和意义。
诚如韩伟先生《批评在文学现场》中所言：“理想是神圣的、美好的，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的精神品格。”作者试图让文学极力地表达理想，让“理想”的逻辑链条在文学批评中自由舒展，以此来唤醒我们活的文化传统，去发掘人类精神的新的意义。与此同时，韩伟先生也特别关注文学理论的批判思维与理性反思，论著标题“批评在文学现场”就是对批评与反思意识的致敬。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