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方晨：传统与现代的多重纠缠
一
阅读王方晨的短篇小说，是一种心灵游戏，是要找到进入作家精神世界的一条路径，找到能够激发阅读者灵思的一个敏感的生发点，可以把对诸多作品的零散印象激活和聚拢起来，形成自己的阅读地图。作为我自己，阅读中最为触动的，是他早期的作品《霜晨月》 。
《霜晨月》写于1990年代初期，带着作家的少年朝气和清纯浪漫，也显现着王方晨内心世界的严重裂痕。故事并不复杂，写得很“洋气”，语言很考究，略带翻译腔的繁复语法：
马走出了汗。谁也不知道他们已经赶了多少路程。车上一减轻重量，棕马就变得活跃起来，整个车身都在咔咔响着摇晃。汗水把马的皮肤濡染得很柔软，现在一停下来，很快就在黄昏的寒气中蒸发掉了一半，一些很淡薄的蒸汽散发尽之后，马皮就发亮，把西方照射过来的霞光映出绚烂的图案。
写《霜晨月》的王方晨，更多地让人联想到的，是从屠格涅夫到艾特玛托夫的俄苏文学的回响。女主人公妲霞的名字，即有着异国情调。妲霞和她的父母双亲，一家三口从远方归来，赶着一辆马车，在原野和村庄之间行走，来到王庄。时当傍晚，深秋的田野一片空旷，农民们也有了更多的闲暇时光，对远行的说书艺人，村民们会怎样接待呢？妲霞浑身洋溢着美丽少女的魅力，尽管此前曾经有过遭遇乡村会计凌辱的惨痛，让她的母亲久久不能释怀，妲霞自己似乎却没有流露出多少心灵的阴影（这也是我所说的俄苏文学的痕迹之一，俄苏文学中，这样的人物形象比较多，比如老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堪称俄罗斯文学中最为光彩照人的少女形象，娜塔莎和安德烈公爵已经订立婚约，两情相悦，却又被阿纳托利诱惑，与之私奔。而在中国大陆，尤其是乡村现实及相关作品中，对于女性的贞洁一向是甚为看重的）。妲霞此时显得活跃异常，她和进村子时邂逅的人称“机灵鬼”的帅小伙王彪，围绕着拉车的棕马发生有趣的纠葛，激起姑娘的心花跳荡。尽管心知王彪已经“有媳妇”了，但少女的情怀仍然不可遏制地燃烧起来。父亲老杨带着家人从外地返回阔别20年的鲁西南，来到王庄，这是当年离开家乡之际告别的最后一个村庄，是当年的伤心之地，也是重返故土的第一站，是重归故土的梦幻所在。村长拒绝了他们在此进行说书演出的要求，但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农民老三哥的热情挽留与招待，也让这个深秋的夜晚增添了几许温馨。还有与一家人相依为命的那匹棕马，人与马的情感交流那样浑然天成。唯一的悬念就是妲霞会和王彪私奔吗？
到此为止，这是一个充满俄罗斯风情的故事。一辆马车拉着流浪艺人在深秋的田野上奔走；美丽少女虽然曾经失身，但并不委顿，相反地，她开朗热烈，非常主动地寻找王彪；这些都令人想到普希金写过的《茨冈》。顺风顺水地一直写下去，妲霞追随王彪悄然而去，或者王彪追随马车公然而行，都不失为一首田园牧歌。
但是，王方晨及时地为他的“茨冈马车”拉紧刹车。20世纪末年的中国北方乡村，没有足够的浪漫蒂克，妲霞和王彪的爱情如电光石火稍纵即逝，到作品结末，妲霞夺过父亲的马鞭鞭挞王彪，为他这没有胆魄为爱冒险的“胆小鬼”，为他的不守诺言的“后悔”，为他是蒙昧王庄的“村里人”，一鞭接一鞭地落下，甚至调转过来用鞭杆暴打之，这样的爆发中有多少期冀就有多少愤怒，有多少憧憬就有多少绝望。生活的苦涩艰辛，没有心灵舒展的空间，容不得青年男女的精神自由和爱情自由，这毕竟是中国的鲁西南啊。
与之可以互证的是《丰柔的买陂塘》 。这是一个青年女性的柔美传奇，见出作家的浪漫脱俗的情怀。因为父亲拒绝她跟从自己养鱼——明着的理由是女人不宜养鱼，暗着的理由是父亲喜欢独处而读书，自诩为“无人独舞”。所谓“无人独舞”，典出宋人晁补之的词作《摸鱼儿•东皋寓居》，“堪爱处最好是、一川夜月光流渚。无人独舞。任翠幄张天，柔茵藉地，酒尽未能去。”可见其阅读的品位还很高。娴静的丰柔出嫁之后就在村边的水塘里养鱼，人和鱼，人和水，都生发出天然的相融相亲，她也对上一代人的生活——劳动方式发生小小的“冒犯”，悄悄下水学会了游泳。丈夫身在远方的军营，丰柔却没有感到多少不便，有热情助人的村民包括沉默却聪慧的青年男子彦沉对她的帮助，她下水学游泳用的绳子就是彦沉暗中帮她挽好的。但一塘鱼的中毒死亡，却成为作品中一大关节，虽然丰柔和作家都尽力将其淡化，让经历过这一变故的丰柔仍然故我，飘逸、纯真，还让她念诵晁补之的《摸鱼儿•东皋寓居》，但刻意经营的田园诗情果然能够修复吗？
二
由此，王方晨的乡村故事，就沿着两个方向展开，生活在别处的不灭向往和走不出乡土的蒙昧混沌。妲霞一家奔波流浪辛苦异常，仍然有少年人渴望着远方。《去往约塞米蒂》 中的张生，上小学的时候学习《南京长江大桥》的课文，被课文深深地打动，竟然独自离家，少小远行，一心要去看看南京长江大桥，在途中罹患意外失去双腿。尽心尽职地给他讲语文课的德北老师为此负疚多年，几乎将他视同己出，情同父子。德北老师在如何帮助张生和如何追求张生的母亲海棠寡妇两者间左右为难，这似乎构成作品的主线，但张生并没有被少年时发生的意外嚇退本心，他通过互联网窥望更为广阔的世界，进而再次离家出走，要去看看远方的约塞米蒂。约塞米蒂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美国国家公园“优胜美地”的另一个译名，是大洋彼岸旧金山以北的著名风景地，距离张生的八下村可谓远矣，已经成人的张生也不是少不更事的小学生，他对于前往此地的重重困难不会毫无心理准备。张生顽强的生命意志和无悔追求，确乎令人惊叹。
同样的例子还有《万宝的亡灵》 。这也是以老一代农民老宁、万宝、老喜为主角的生活故事，但是那个倏忽而归倏忽而去的小宁，老宁的儿子，就像一面镜子，不但照出了村子的保守封闭，还激荡了死水一样的生活，给青年人做出了榜样：“小宁的出走让村里人有了惊人的发现：至少过去二十年了，八下村没有一个人走出过本县，百分之八十的人没有走出过塔镇区域。”但是，“小宁的出走还诱使同龄人仿效：没过半年时间，村里就看不到跟小宁一样年纪的小伙子了。”尽管走出八下村走出塔镇的青年人，需要面对的是充满风险与挑战的人生，他们可能贫寒落魄，可能堕落和犯罪，但这毕竟是摆脱父辈生活模式的另一个积极的选择。再到近作《奔走的大玉》 ，远方的召唤是必须的，绝对的，“艾月那么漂亮的姑娘，都没能留住他，可见出去很好”。
由小宁和大玉的比照，我们看到八下村老一代农民的生存状况。《万宝的亡灵》中，不但写了父与子两代人的矛盾冲突，还表现出乡村世界的分裂状态，村里人的促狭与阴暗。在一个封闭的村庄里共同生活多年，曾经传续多少代人的一种情感的共同体却荡然无存，恶意地捉弄他人则蔚然成风。老宁这样的又憨又执拗的村民，因为受到万宝愚弄而不知变通，遭致了腿脚的残疾，这就远远超出恶作剧的范围了。更荒谬的是，老宁从小到大一直是受到村里人捉弄鄙视的，直到他腿脚伤残后，这样的厄运才得以中止。老宁的女人，因为念子心切，经常向他人询问是否看到过小宁，也难免遭受他人的戏弄。村子里的另一位残疾人老喜，更是无端地嫉恨老宁，视之为眼中钉，下狠手完全没有节制，几乎逼得老宁夫妇走投无路。这是什么样的生存氛围呢？
三
还有，王方晨的作品写了很多的乡村权力图景，写了村长系列，《乡村火焰》 《说着玩儿的》 《村长的原则》 等，表现了权力末端的威势专横。这就是在中国现实中，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高度不均衡的大背景下，那些处于边缘地带的人们的生存困境。塔镇及其周边的七上村八下村，从农业集体化的体制下走出来，温饱的问题基本解决，但乡村权力结构的形态却仍然高度地集中，构成微型的极权政治。王方晨笔下的鲁西南乡村，处于内陆，缺少致富资源，父亲一辈人也没有外出打工的风气；他们在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下劳作，种麦子，种甘蔗，养鸡，养猪，这仍然是生活的常态。村长的为所欲为也是这样常态化的一部分。王方晨善于描写乡村中的村长，《乡村火焰》《说着玩儿的》《村长的原则》等，表现了村长在村庄中的绝大权力。这些村长的权势显赫，几乎可以决定村民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就像《说着玩儿的》中，村民刘树礼说了一句“统统枪毙”的狠话，就被村子里的权势人物揪住不放，恶意地推断和引申，使出非常歹毒的方法打压他。刘树礼心中不服气，他去找到村长乔尚七申诉求助，没有想到乔尚七同样怪罪于他，句句诛心：
“（村长的）官儿是小点，”村长只顾说，“可毕竟是官儿。”陡然直直地看定了刘树礼，语气也加重了些，“树礼，你不是扬言要枪毙我吗？你看我的官儿小就要枪毙我，我就想让你来见识见识一个小官儿。”
话没说完，刘树礼已经慌作了一团。“村长说哪儿去了？村长说哪儿去了？”
《咱家的月宫》 中的凤普，好不容易盖起了自家的房子，忽然遭遇到村庄要重新规划改建，只得登门去央求村长网开一面而不得。《乡村火焰》中的村长将诸多村民玩弄于股掌之上，翻云覆雨如若等闲。人们容易指责这些村长的霸道和肆虐，或者搬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教条加以阐述。却忘记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的权力结构的垂直性。
村庄里的村长，是中国现行的行政权力的末端。中国传统的乡村治理，行政权力只到县政府一级，到了乡镇区村，都是乡绅自治。黄仁宇总结中国现代政治经验时说道，在推翻帝制之后的无政府状态中，在为真正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中，蒋介石和国民党成功地整合了社会的上层，建立了国家体制，毛泽东和共产党则成功地整合了社会的底层，把政治组织建构到村落一级，具有空前的组织动员能力。这样的优势，不仅是当年战胜国民党军队的法宝，在刚刚发生的大规模的抗疫斗争中，我们也看到它对于乡村管制的强势与高效。但是，任何权力都需要制约机制，尤其是横向的制约，多元的制约。王方晨的村长系列小说，恰恰展现了目前的垂直管理体制对乡村政治生态的危害。
王方晨写的村长，也有公道和正直的，但是乡村权力的格局，仍然给他们带来巨大的负面作用。萧红当年在为自己的创作风格进行辩护时说，小说原有各种各样的写法。在王方晨这里，村长也有各种各样的。《山泉》 中的村长就是有担当也有襟怀的。山村陷入严重的干旱，这对于以土地为生的农民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寻找山泉的过程中，村民们却渐渐麻木了，“至于真不真找到甘冽的泉水，倒不放在心上了。他们历来一切事都由着村长去做，做得好，大家跟着受益，做不好，也并不当作一回事。他的意志，差不多就是村里人的命运。” 这位任职多年的村长，有担当有气度，为了抗旱，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带头在黑松林的先祖坟头上动土找水，而且确实找到了山泉，但是，翻看他的前史，他也曾带领人们在山顶上放炸药修天池，劳民伤财而一无所获。个人品质的高下，和他的业绩并不挂钩。
要是说，在《山泉》中能够对村长产生制约的是一位老族长，但这样的家族势力并没有出现在王方晨别的作品中。这种垂直性管理的权力运作方式，不但各位村长都运用纯熟，连那些卑微的村民也认同这一规律，进而去接近权力，并且操弄同样的游戏规则，他们会越过村长去寻求更高权力的支持。《咱家的月宫》中的凤普，《说着玩儿的》中的刘树礼，都在被村长逼迫得走投无路时，求助于当地的合同警察——这真是绝大的讽刺，虽然只是乡镇里的合同警察，并不是正式的公安干警，但在村民眼中，他的权威就要高于村长：他不在村长的管辖范围之内，却可能以乡镇权力的层级压制村长的权力。于是，当凤普自以为有了权力的靠山，他就可以一改往常面目，对村长说硬话。同理，到了《咱家的月宫》之续篇《桃桃之役》 中，凤普以为寻得了新的支撑，有了对付乙楞的支配性力量，竟至于蛮横地要挟乙楞去体认桃桃的私生子，就是他先前求之不得甚至甘愿把自己的女儿桃桃献上的那位合同民警。
四
这让我想到王方晨乡土小说研究中经常容易被提到的国民性批判问题。需要追问的是，从100年之前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中鲁迅先生提出改造国民性，到当下的社会现实和文学思潮，两者之间存在哪些关联，发生哪些变化，新的现实向文学向作家提出了什么样的新命题新挑战。如果把21世纪作家创作的精神指向简单地归结到百年之前，归结到鲁迅那里，就此打住，这样进行文学评论、文学研究就未免太简便了。国民性，并不就是一个随手往其中丢垃圾的垃圾箱，而是要有理性的审慎的思辨。鲁迅讲批判国民性，“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写阿Q,写祥林嫂，写闰土，都是有明确的精神指向和时代特征的，是写他们的某种“迷思”，对自身的真实处境与利益所在的无感，对某些虚假幻象的耽溺：闰土面对少年玩伴的“我”脱口而出叫一声“老爷”，显示出深入骨髓的等级观念和对悲苦命运的忍从。阿Q的精神胜利法，令人哀叹一个人的“自我救赎”可以扭曲到何种程度。祥林嫂的诘问，人死之后有没有地狱，让“我”无法坦诚地做出回答，悲乎！可怜祥林嫂，不但从鲁四老爷夫妇、从柳妈和村民那里都找不到自己的出路，从她最后所寄托的一线希望的“我”这里，仍然一无所获，让她还有什么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呢。还要补充说，鲁迅作品所针对的社会现实是有其时代的规定性的，辛亥革命胜利，中华民国建立，形式上的现代国家体制取代了满清帝国，但农民们在生活上没有得到改善，在思想上没有得到启蒙，仍然蒙昧如昨，鲁迅要追问的是，革命的意义何在，民族现代化的道路何在呢？
王方晨的乡土小说，揭示现实中农村的停滞、僵化、蒙昧和权力崇拜，就像如上的讨论所言，以村长为中心的乡村权力场以及它对人们灵魂的腐蚀。还有相伴相生的一点，就是人们心中的恶，群体的恶，平庸的恶，无聊的恶。阿Q遭人戏弄，他也常常挑衅他人，欺侮比自己弱小的人。但这不是鲁迅描写的重点。在礼法制度残存的年代，人们的行为总还要有相对的约束，外部环境也会区划出善恶的边界，就像陈忠实写《白鹿原》，“仁义白鹿村”远近闻名，白嘉轩和朱先生分别从现实生活与绝对理念的层面上以儒家的道义维持着乡村的日常生活秩序。王方晨的乡土小说，却是对一种赤裸的邪恶进行无情的展现的。乡村生活中的丑与恶，都失去了最后的底线。《绿叶门》 写到无聊的村民以观看他人的受难作为取乐。《牛为什么会哭》 中的父亲，忍心把残疾的儿子卖给他人，而他人则是指派一群残疾儿童在城市乞讨牟利；更为不堪的是，父亲还做出一副父慈子孝的模样，和儿子小油豆子进行最后的“推心置腹”的谈话，让儿子深为所动。可以说，权力之弊与人心之恶，才是王方晨直击与鞭笞的乡村现实。
五
王方晨的小说，从乡村写起，然后延伸到城市，这和作家的生活轨迹是相一致的。他的乡村故事，大多发生在塔镇以及距离塔镇不远的七上村八下村。他的城市故事则是泉城济南老城区的老实街及其周边。。
中国的城市发展很早，唐代的长安就曾经是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到北宋时期的开封和杭州，打破唐代的坊市制度和宵禁，形成具有近代意义的消费城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柳永的《望海潮》，就是它们的传神写照，“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宋代的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消费性城市的形成，都堪称奇于世界。
这样的格局，一直延续到王方晨的老实街及其周边，我们看到的城市景观，都是传统意义上的，甚至还有《元亨利贞》中秀气的金莲小脚吸引众人的眼球。老实街的街道不长，规制井然，那些房屋，王家大院、张家大院、黄家大院、苗家大院，那些杂货铺、酱菜店、小五金店、馍馍房，卖酱菜的唐二海，开小卖店的鹅，经营地方风味餐饮酥锅的老周，还有锁匠，鞋匠，理发匠，五行八作，品类齐全。而且，每一个行当铺叙开来，都有其内在的关节和细目，仅仅是酱菜店，就有一番名目，有独家特色，“有一种合锦菜，是她爱吃的。她店里也有合锦菜，苤蓝丝儿、榨菜丝儿、干平菇丝儿、石花菜、菊花瓣儿、花生仁儿、杏仁儿、核桃仁儿、瓜子仁儿、芝麻、黄姜，一样不缺，但没有唐二海家的味道。（《鹅》） 与老实街相距不远，还有更为讲究的店铺，就是《元亨利贞》中写到的，古奥街的“祁扁食里有家扁食铺，那可是在老早以前。来吃扁食的主儿，不只是奥街的。寿康楼街、曲水亭街、老实街、大板桥街、卫街、武库街、洪字廒街、宽厚所街、秋柳园街，都有人来吃” 。地处泉城济南，这些古老的街巷中，泉水也是少不了的。老实街距离黑虎泉不远，本街就有涤心泉，还有屋中泉，墙下泉，泉水涓涓，古风盎然。
这样的街景，就有了些《清明上河图》的蕴意。唐代及其以前的城市规划，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坊市区分，便于对城市居民进行管理，也便于遏制农民入城定居的念想。保证粮食种植与供给，是一个国家的头等大事。手工业和商业，都需要一定的技术含量，有入门的门槛，比起靠天吃饭的农民，他们的收入和生活都要稳定和优越一些，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与交际，也有了灵便的空间。唐代以降，农业生产力得到大的发展，给城市手工业和商业提供了成长的空间，“卖油郎独占花魁”，一个走街串巷挑货郎担子的年轻人，能够击败那么多有权有势有钱财的竞争对手，个中充溢的就是新兴的市民阶层的自豪感。《三言二拍》的基本脉络，也都是大大小小的经商者的悲欢故事。
乡村中的农民居处之地，如费孝通《乡土中国》所言，是一个熟人社会，同一个村子里的人们，有各种宗族和亲戚关系，在相连接的田野上劳动，在自然的共同节律中生活，有紧密的交接，安土重迁，世代相守，彼此之间对各自的家世和上下几代人，都熟悉得如数家珍。人们的劳动、收入与消费，婚丧嫁娶，添丁生子，升学中举，都在同一个空间，躲也躲不开，绕也饶不过，全方位全天候地不离不弃，不由自主地掌握了他人的各种信息。如《一九七〇年的乡村幼儿》 所示，不但是濒危老人所在的村子，有很多宗亲，血脉相连，他们对老人女儿所在的村子也非常熟悉，知道那个村子里的生产队长枣木棒子不离手，滥施暴力，也让九兰对自己村子里的队长韦明之通情达理心生好感。在城市街区则不然。人们的生活分属不同的行当，各自为政的手工业者和个体商贩，因为有较大的经济自主权，精神气质也各有其灵动飞扬之处。就像老实街外号叫卢大头的锁匠，不卑不亢，小富即安，“他素来不贪，不想挣多大钱，就是要当这个摆小摊儿的锁匠，仨瓜俩枣就知足，为的是光天化日下能跟老街坊们一起悠悠熬岁月”（《大宴》） 。街坊邻居没有必然而然的利益关系，而且传承了几代人的老街老巷，很少发生彼此的冲突，也没有街坊邻里之间最为容易产生纠纷的私搭乱建现象。人们生活在松散的状态中，相互的干涉都很少，亲密者之间可以经常往来，不上门不搭话也可以见容。鹅这样的美丽少女未婚生子，而且一直和几个男性追求者有着暧昧勾连，许多事情都半明半暗地发生在她的小卖店中，被人们看在眼中，但她并没有遭到众人的嫌弃，这固然和她的美貌与娴静相关，也不能不赞扬老实街邻居间的厚道宽容（《鹅》）。街道上并没有一个可以笼罩众人的权力中心（除了最终决定在城市开发中拆除老实街及其周边的市政部门），更没有支配一切的权力金字塔，即便是被老一代眼看着长大的从小公务员做到省发改委副主任的张树，在这些与世无争与人无求的人们眼中，也没有多大的光环（《大宴》），那位上了同济大学后来又做外商代理月薪奇高的高杰，也不会让人们另眼高看（《世界的幽微》） 。这和塔镇及七上村八下村的村民的生存状况迥然相异，人们因此拥有较为宽松的生活的与心灵的空间，传统民风的淳朴和厚重也油然而生持续传承。
如此看来，塔镇的农民和老实街的街坊，都是从古老的中国历史中走过来的“老中国的儿女们”（借用茅盾先生在《鲁迅论》中用过的词句），都是农耕文明时代的产物和孑遗。如作家所言：
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在中国作家笔下，究竟有没有出现过?我写了小镇、县城，算不算城市?我写了省城、京都，就一定算城市?我想做一个设计，城市和乡村的区别，就在于城市和乡村与大地的距离。乡村安睡于大地之中，城市与大地之间，则有一层薄厚不一的玻璃。但这并不等于说，城市不接地气，而是说城市与大地之间的连接是某种特殊的物质。当旺盛的地气，能够在文学中奔突着穿越这层物质，城市文学也就摇身变为乡土文学。我倒是期望我们的城市文学，在乡土藤蔓的拼命追捕中，稳稳立身于大地，向着天空，越长越高，成为一种形象鲜明的文学种类。……假如我写到济南的一位失节高官，行走在护城河边落水，漂过金山寺遗址，漂过杨柳下的白石桥，漂入大明湖里去，从北水门出来，渐沉于小清河，请你不要以为我在写城市文学。在我眼中有那么多的原始的元素，想不“乡土”也不成。我希望能有一个中国作家说，我就想当一个乡土作家，哪怕我写的是北京!哪怕我写到了“大马士革”剃刀!
六
行文至此，可以告一段落。但是如果就此打住话题，我觉得第一是和已经面世的王方晨研究没有明显的区别，第二离我想要表达的思想还有一定距离。我要说的是，怎样理解王方晨小说中传统与现代的多重纠缠。在上文中已经拉拉杂杂地讲到了，但还不到火候，还需要再做补充。
说到乡村，我注重的是王方晨小说中写到的权力之弊与平庸之恶。为什么同样从传统中走过来，老实街和塔镇两者的当下状况会有那么大的差别呢？老实街上权力的影子很少出现，连最普通的街道或者社区委员会主任都没有露过面。但很多人都在替别人担忧（比如替鹅担心，替小邰担忧），很多人都在为老实街被拆迁的命运感到愤然不平，无论是设想中的告别大宴，还是现实中锁匠为邻居街坊们精心打制出来的手工制锁，都是离开最后的老实街的悲悼方式。这些大大小小的事件，构成了老实街的一个个聚焦点。邻人之间不是没有分歧与冲突，也有或明或暗的邪恶，就像一把大马士革剃刀背后隐藏很深的机心与歹意（《大马士革剃刀》 ），就像老实街的人们不愿意让陌生的来者找到阿基和米德（《阿基米德的一天》 ），但这样的恶意因为没有加入权力的运作，所以其打击能力是有限的，受伤害者或者远离而去，或者蜗居不出，没有触动到老实街的根基。
如此看来，简单地把老实街和塔镇同样置于传统的地位，看似合理，其实大不然。百年中国历史风云，触动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但是，在不同的语境下，这样的触动和引发的嬗变是有很大差异的。对于城市中的小商贩和手工业者，曾经有过社会主义改造，改变其所有制方式，但并没有那么彻底，手艺仍然随身携带，经商的经验也收藏在心中；进入1980年代，当经济空间和社会生活空间宽松起来，他们就重新复苏，再度自立。而且，老实街的人们，他们和那些农民进城做小生意的人们不同，有自己的店面，有自己的居所，有自得其乐的生活情趣，具备相当的生活和劳动条件，只要奉公守法，不会受到太多的外力干涉，至少在老实街是如此。松散的邻居关系，也便于人们彼此调适，而不会出现村长一人独大的局面。乡村呢，我们经常会将其负面现象与传统直接联系在一起。敏锐如王方晨，及时地捕捉到村长村支书的权力膨胀，却简单地将其与中国的古老传统对接起来，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上出现差错。如其所言，“中国历来是一个讲等级的国家，可是现代文明讲平等。这表明传统中国实际上是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向来都是人们的想象。我觉得自己看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要说在中国基层的乡土社会，曾经还保留着一些淳朴的乡土本色，乡里乡亲之间尚依从乡村习俗，同族内辈分为大，但是，村官从某一时期开始突出了，‘别把豆包不当干粮’，也就是说，权力意识明显地渗透进了乡土社会中来。过去乡土社会人们说，‘抬头不见低头见’，是讲这是个熟人社会，礼俗大行其道。过去见个官那么难，现在一抬头就见到了，官跑到了家门口，而且再也不仅是熟人，不仅是三孙子、大侄子，不仅是二猫、狗蛋。权力意识向农村基层渗透得这么厉害，完全改变了农村的人际关系。” 殊不知，尽管今日农民的劳动方式又回归到个体经营的状态，但骨子里和所谓前现代的农业社会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异。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乡村权力的高度集中。村官权力的凸显，不是传统之过，而是现代之弊。
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遭受的是族权、神权、夫权以及礼教的压迫，是多种权力的合力，在现实的运作中，它们既合作又互相制衡，维持了古老中国的乡土秩序。在中国的现代进程中，以上诸多权力要么退出历史舞台，要么也极大地减弱，政权的力量，不但下沉到乡村，而且成为一家独大的绝对权威。
黄仁宇在《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指出，在中国走向现代的国家整合进程中，蒋介石和国民党统一了国家政权的上层建构，毛泽东和共产党则把乡村整合到国家政治的全局中。而且，这样的权力整合，也不仅是中国才会有的。美国的政治学家亨廷顿的论述，让我们对此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亨廷顿把政治现代化的关键要素归纳为三个方面：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化和大众参与。他指出，“第一，政治现代化涉及到权威合理化，并以单一的、世俗的、全国的政治权威来取代传统的、宗教的、家庭的和种族的等等五花八门的政治权威。第二，政治现代化包括划分新的政治职能并创制专业化的结构来执行这些职能。第三，政治现代化意味着增加社会上所有的集团参政的程度” 。而在这三个要素中，亨廷顿尤其强调了政治参与的重要作用。现代中国进程中的权力整合，“以单一的、世俗的、全国的政治权威来取代传统的、宗教的、家庭的和种族的等等五花八门的政治权威”，除了政治现代化的需要，还出于战争动员的需要，提高行政权力效率的需要——我们经常讲，民主的效率是最低的，议而不决，反复扯皮，直接权力则可以一竿子插到底，从中枢到末梢，令行禁止，闻风而动。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国共两党之间展开的战争，都需要一种战时体制，需要权力的高度集中和统一调度。此后，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日渐强化过程中，这种现象有增无减，尤其是乡村，因为生产方式相对简单，生产单位与生活单位合二而一，高度集中的权力便于延伸到农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反之，对于权力的重新划分与扩大政治参与，则严重地不足。还有，改革开放时代的“弯道超车”，同样需要某种“铁腕人物”的操作，独断专行也有其现实需要和实用主义的一面。问题是怎样有效地把控其带来的负面效应，理论上不难阐释，现实中实行起来却总是举步维艰。绕着走，或者走捷径，就是让自己也进入这权力运作的系统，从中分得一杯羹。这不是传统，而是现代之弊。
这才是近40年间从村支书到村长的文学形象成规模地出现的深刻根源。从路遥《人生》中的高明楼，张炜《古船》中的赵炳，到刘醒龙《挑担茶叶上北京》中的石得宝，阎连科《受活》中的茅枝婆，毕飞宇《玉米》《玉秧》《玉秀》中的王连方，这些村支书和村长有邪有正，他们手中握有的超级权力则是不容否认的。同样地，在超级权力的肆虐中，此前的种种约束和制衡的律条都百无禁忌，在各种名目的乡村政治斗争中，人性之恶得以不加掩饰地释放出来，而且弥漫到乡村中的各个阶层，不仅是握有权柄者如此，那些无权的人们同样如此。王连方在村支书任上，欺男霸女，为所欲为，一旦倒台，那些仇恨他的村民，竟然合伙轮奸他无辜的女儿，这样的报复远远超出读者的想象力，定下心来想一想，却又那样贴切地合乎生活的逻辑。这也为我们解读王方晨的小说提供了借鉴。就像《乡村案件》 ，当受害的七上村农民高全海郁积多年，忍无可忍，找不到害死年轻妻子的元凶，就对曾经目击那不堪现场而没有施救的村长老万下了杀手。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句话看到过多次，都说是黑格尔所言。仿此，我们也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村民，就有什么样的村官吧。
现代进程中，不仅是原先分而散之的社会权力谋求着同一性，原先多样化的社会生活形态也在谋求同一性。“按照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分析，前现代的社会是多样性的社会，而现代性社会是追求同一性的社会。如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所说：‘……现代性已被视为导致了将统一性和普遍性观念强加于思想和世界之上的探索。实际上，它的使命就是要把有序强加给无序，把服从的规则强加给未开垦处女地。’” 在近40年间的经济加速度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度发展中，对于老实街和奥街这样保持传统而多样化的市民生活形态之所在，粗暴的强力拆迁违背居民的意愿，格式化的现代住宅和大同小异的购物广场抹平了不同院落、不同店面的各自风情，这也体现为一种超级权力，只不过它显现出来的是一次性的，非常态的。但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对中国的现代进程中带给人们的灾难与创伤的展示，它与塔镇同调，这是确凿无疑的。
或许，只有从这个层面，才能够领会王方晨小说带给我们的痛切启示。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