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是一种接力的事业”
但我认真一读，就发现，他对学人的研究、考察的方法、重心都和我不同：如果说我的研究偏重于历史的梳理与理论的概括提升，注重论述学人的学术贡献和学术地位；那么，宫立更关注学人著作的版本，学人日记、书信，他人的回忆，以及自己和学人接触中的观察与感悟，把重心放在通过“历史的细节”，为“学”术研究背后的“人”作“素描”。我细读本书以后，才知道他的方法与追求，也是自有传承的：樊骏就一再提倡“记录收集尚未成形文字，仅‘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史料”，强调书信和日记是“当事人亲笔写下的原始的直接的实录，包含着大量真实、具体、准确的史实”，更能从中“体味人的心态”（《略论樊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观》）；而陈子善研读现代文学史的最大特点，就是“历来注重‘历史的细节’”（《陈子善：将“好玩”进行到底》）。那么，宫立也是自觉继承老师的传统的。
这又激发了我的好奇心：宫立研究的这些学人，大都是我所熟悉的老师辈和同代学友，有的也是我的研究对象；那么，他的“学人素描”，都从哪里入手，抓住了什么，有什么我没有注意或注意不够的新的发现？下面，就谈谈宫立笔下我印象最深的八位学人。
宫立对唐弢的描述，是从考察“唐弢《书话》的版本变迁”入手的。他通过1956年《读书月报》、1961年《人民日报》报刊上公开发表的“书话”，和1962年结集出版的《书话》的校勘，发现了大量的删除、修改。由此而“联想到唐弢欲撰写一部带有个人色彩的文学史的抱负，实际上，连书话都要删改，文学史怎么可能写出？”他也就因此懂得了“年轻时意气风发的青年作家、批评家”唐弢，到建国后逐渐“变成小心谨慎的学者”背后，现代文学研究第一代学人的历史尴尬处境。懂得了这一点，他也就发现并理解了唐弢尽管处于政治高压和只允许集体写作文学史的限制下，通过“书话”的个人写作，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曲折表达个人的某些现代文学观念，模模糊糊地写出“自己心目中的现代文学史”的一番苦心，进而描绘了“在严控下坚守学术”的现代文学第一代学人的形象。（《唐弢<书话>的版本变迁和学术价值》）
宫立写钱谷融先生的第一篇文章是介绍其“少作两篇”，从他在读高中时发表题为《给苦闷的青年》的一封信中，敏锐地发现一句话：“你还是努力的为自身创造趣味吧！”并立即联想起钱谷融晚年的一段“自白”：“我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去追求美，追求趣味。美在的地方，趣味在的地方，我就流连盘桓，不忍离去。我看书，是想从书本中去寻找乐趣，想作一次心灵的游戏”。宫立由此而感悟到“钱谷融的文学观”：“他关注的是作品对人类心灵的触动程度”，他认为，真正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有一种强大的感染力量”，“将直通你的心灵，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钱谷融先生的少作两篇》，《钱谷融主编<中华现代文选>》）。宫立对钱谷融的观察与感悟，也强调通过交往而“结缘”。他特别注意钱谷融在“即兴式聊天”时的神态：他“大多时候总是静静地听，默然不语”，但也会“爆发”，一开口，讲话就“简洁，切题，深刻，精炼”，把你深深吸引进去：这是一位陈平原先生说的“值得再三品味的学者”。（《与钱谷融先生结缘》）。
樊骏是现代文学研究界公认的“学术警察”、“法官”。宫立在征得樊骏同意后公布了钱谷融先生1983年写给樊骏的信，其中就谈到：“你嫌自己太苛细，或者说太苛察，的确是你的一个毛病，但它同时也是你的一个优点，是由于认真而来，是由于一种精神上或说是心智上的洁癖而来，而一般说来，你心地还是宽容的”。这都是知人之言。宫立特别提到樊骏对一部《编撰史》的“苛评”，他严厉指责作者面对文学史编写工作中的缺陷和不足，常常出于人情、人事关系上的世俗考虑，采取“回避”、“缩小、淡化”的态度，“人为地留下了一些历史的空白，也放弃了总结历史教训的良好机会”，樊骏对此表示深深的“惋惜”，并引发出一个史学研究的重大原则问题：“史家的职责”、“史书的描述评判”的基本原则就是“全面、深入，客观、公正”，“首先就要求史家真正做到无所顾忌，畅所欲言”，“如果说历史无情，史家和史书同样是应该无情的！”在樊骏看来，在坚持秉笔直书的史家风范，客观、公正、无情的史笔传统问题上是不容任何让步的：这才是樊骏的“苛察”的本质。（宫立：《樊骏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队伍建设》，参看钱理群：《樊骏参与构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最难能可贵的，是樊骏的“苛责”更指向自己。宫立特别提到樊骏经常对尊重他的意见的年轻人说，“我自己没有多大出息，如果谁完全听信我这一些，也不会有出息”。他对自己的文章的“苛刻”更超乎寻常。宫立提供了两个事实：他的研究论文《认识老舍》从写出发言稿到反复修改，最后定稿，历经15年之久。他从事学术工作接近40年，才肯出版一本《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只搜录了他学术成果的三分之一，其余的都认为“不合格”而排除。樊骏说，“我把‘正业（按：指中国现代文学）看得很神圣，不能轻易写文章”。（宫立：《樊骏与中国现代学科队伍建设》）。但他又确实把自己的生命全部投入其中，宫立为我们提供的最后一幅“樊骏相”是：“由于伏案写作，他的脊柱严重弯曲，以致在体检时很多动作都无法到位。他的右手明显变形，手掌无法完全展平，掌心下陷，拇指、食指和中指不写字时也保持握笔的姿势”（宫立：《“樊骏相”》）:这幅“素描”实在惊心动魄。
和樊骏同样“认真到苛刻程度”的，还有《文学评论》的编辑王信。宫立公布了他保存的王信写给樊骏的一封信，信中谈到樊骏写的《论罗淑》，直截了当地说，“太缺少新鲜感了”，“这篇文章就给别的刊物吧”。如此毫不留情地拒绝同事、好友的文章，这在王信是常态：知名的专家，身居要职的领导文章达不到发表标准，他都会断然拒绝；无名之辈的文章只要有“新锐见解”，他都会想方设法让它出现在《文学评论》上，但质量不过关，他也同样拒绝，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樊骏式的学者今安在》）。这背后其实还隐含着王信作为资深编辑的另一个难得的品质、素养：他认定，刊物的职责就是“推动学科的发展”，“务必站到学术的前沿”，而且他自己也特具“对学术突破性的专业敏感”，“发现新人，推举佳作”几乎成为他的编辑本能。现代文学研究界第三代学人没有一个不受他的影响，绝非偶然。（《作为编辑家的王信》）
宫立如何看待、描述他的老师王富仁，这本身就饶有兴味。我注意到，他一方面完全认同学术界对王富仁的评价，如“他是这门学科最具有理论家品格的一位”（樊骏），他是学界的“勇猛”之士，“对‘时风众势’的抗拒始终顽强”（赵园）；他也高度评价王富仁“总是选择以鲁迅的眼光读人读史”，断定“时间将会证明，无论是鲁迅，还是王富仁的鲁迅研究，都能‘经得起由理性和自由所做的公开审查’，并且也值得拥有‘理性的尊崇’”（《王富仁的“呐喊”：中国需要鲁迅》，《王富仁与<新国学研究>》）。另一方面，他更念念不忘的，是自己在汕头大学读硕士生时，每天下午陪着老师和他的“三儿子”小狗胖胖一起在水库散步时，留下的“王富仁”印象。“先生是可爱的”：“每当胖胖看到要亲密的伙伴，风风火火去勇猛直追的时候，先生也会不顾年迈，与他的‘三儿子’共进退，直到胖胖乐了，先生也精疲力尽，但先生是快乐的”。“先生是多情的”，一次在开题现场谈到一位年轻朋友“为了建设学校，劝家人捐钱，给家人下跪”，先生情不自禁当着老师和学生“失声痛哭”。当听到上级主管部门下命令捐款时，先生又“拍案而起”，他绝不允许利用“人间真情”为政治需要服务。（《我与富仁师》）。
宫立对他的另一位老师陈子善的描述，也是抓住日常生活里的几个细节：“关于猫的那些事”，“最爱听的还是古典音乐”，“偏爱收藏毛边本和签名本”，“名为‘不日记’，实为‘日记的正宗嫡派’”，“热衷于对张爱玲文本的发掘研究”，“编书，编书，还是编书”等等。而他作为学人研究者，对陈子善的研究特点、贡献的体认和评价，也就自然流出：“他无意于构建新的文学史框架，他更乐于文学史的微观察，更乐于关注比较好玩的人、书、事，因此，他带着‘发现的愉悦’寻找‘遗落的明珠’，把自己的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对现代文学史料的挖掘整理上”，“为改写作家个人创作史和重写现代文学史提供了足资参考的第一手文献资料”。（《陈子善：将“好玩”进行到底》）。
宫立一再说，“赵园老师是我最喜爱的学者之一”，当年他和王富仁一起散步时，赵园也是他们的重要话题。（《我与富仁师》）。因此，他谈到赵园，首先引述的就是王富仁的评价：她“走的是自己的路，说的是自己的话，用的是自己头脑里自然呈现出来的概念”，“她不‘与时俱进’，但也不‘与时俱退’，是一个按别人的标准无法分类的人物”，她的文章“没法做内容摘要，没法提取关键词，勉强做出来、提取出来也无法说明她的文章的要义，无法概括她的文章的要点，但这恰恰是她的文章的魅力所在”。王富仁因此说，他是“很崇拜赵园的”。樊骏也说，在第三代学人中，“她可能是最富有学术个性的一位”。宫立还关注到赵园不大为人们所注意，而赵园自己却十分重视的一面。他说，“赵园老师最猛烈的渴望是‘认识这个世界，同时在对象世界中体验自我的生命’”，她追求“人生意境与学术境界的合致”，她的文字是那种带着生活的、文学的感性血肉，充溢着、喷发着人生气息的批评、研究文字，不止是‘有情的批评’，而且是“饱含着批评者的人生体验，令人感到批评主体的生命力量的”。宫立还特别注意到赵园履行全国政协委员的职责，提出的“尽快出台《财产申报法》”、“关注农村养老问题，创造多元化养老模式”等议案，他由此看到的是赵园更广阔的精神世界，“书斋外的天地很大，值得关心的东西很多”（《寻求独立、原创的风格：赵园的学术追求》）。
宫立很赞赏赵园的一个判断：上一个世纪八十年代，“虽然算不上最称辉煌的学术文化时代，也是一个其人物最富有魅力的时代”。在宫立的心目中，这样的“有魅力”的学人，还有吴福辉。他珍藏着吴福辉在其著作《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签名本上为自己写下的题辞：“读做梦者的文学史，做文学新梦！”这背后有一个具有学术史意义的“做梦”的故事：1983年，刚走上研究之路的吴福辉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文学史应提倡私人著述》，出版时改题为《提倡个人编写文学史》，这其实是几代人的学术梦：前文谈到唐弢就深为没有写出自己的文学史遗憾终生。吴福辉这一代要实现这样的梦，也不容易：从1987年吴福辉和钱理群、温儒敏、王超冰合作编写《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到2009年吴福辉独立完成《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间足足走了22年的艰苦历程。吴福辉在他的总结性集子《春润集》里说，“掩卷想来，从内心深处的一个角落里禁不住发了一声叹”，真正是百味杂陈。但这一代人还要继续“做新梦”：“终点还没有达到，也许永远不会到达”。（《<春润集>：吴福辉先生三十年的文学梦》）
这篇越写越长、欲罢不能的《序言》，也该结束了。但最后还要谈谈宫立在《樊骏式的学者今安在》一文中提到的一个严峻事实：对当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业的大多数硕士、博士和年轻教师来说，“樊骏这名字已经生疏”，“樊骏的影响力并非如大家想象的那样大”。这当然不只是樊骏一人，我们所讨论这三代学人大概都难逃日渐“生疏”的命运。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需要作多方面、多角度的专门讨论。这里只想提出一点：不可否认，现代文学研究界（扩大了说，是整个中国当代学术界）受主客观的条件限制太大，其经得起历史检验，能够流传后代的研究成果是十分有限的。樊骏对自己的学术的苛评，在编选文集时，一再删除所写的文章，其实是一种难得的“自知之明”。钱谷融先生的少写，不写，不仅是个性所致，也是出于对自己生活的时代学术生存环境的一种清醒。樊骏早说过这样的话：“上代人的疏忽，下一辈人的任务”。他已经看到，自己这一代和上、下两代的“疏忽”（历史局限）已经不可避免，与其胡乱装点，“不如就老老实实地留下历史的遗憾”，也为后代留下较大的发展余地。（参看宫立：《樊骏与中国现代我内心学科队伍建设》，钱理群：《樊骏参与构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讨论到这里，或许我们可以对本书研究对象：上世纪八十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三代学人作出这样的评价：他们非常可爱，十分努力，却成就有限。可爱而努力，就为后人、今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应该继承和发扬的精神遗产；成就有限，就留下了许多历史教训，也留下了较为广阔的学术发展的空间。今天、当下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中、青年学人，正应该从总结前三代学人的历史经验教训入手，在他们“疏忽”之处开始，探索新的学术研究之路。这大概就是宫立写这本《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素描》的初衷所在，意义所在。
还要再啰嗦一句：“上代人的疏忽，下一辈人的任务”，并不意味着下一辈人一定能很好完成自己的“任务”。在我看来，造成上几代人的“疏忽”的主客观条件在当今的中国有变化，却没有根本改变。而且随着时代的巨变，又出现了层出不穷、应接不暇，一时又难以破解的新问题。这可能提供了历史的新机遇，但真正要变成学术的新动力，还需要一个历史过程。因此，用我经常说的话，这不是一个在学术和其它各方面“大有作为”的时代，而是“小有作为”至多“中有作为”的时代。这就难免给人以绝望之感。但按我的习惯，也可以说是我们这几代的一个历史经验，我还是希望新一辈当代学人，尽管绝望，还要坚守，努力，我们的学科也还会发展，前进。—仅以此语，寄赠宫立和现代文学研究界，以及中国学界的年轻朋友们。
2020年3月1日—2日 写于封城、封院中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