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淑云：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地方书写
一、被依恋的地方：地方书写中的人地关系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目前共举办了12届，共有78位女作家获奖。从作家的写作区域而言，以我国的地理版图自东向西来看，78位少数民族女作家大体可以分为东北地区有12人（吉林7人、辽宁4人、黑龙江1人）约占女作家总数的15%，内蒙古有9人约占12%，新疆有9人约占12%，青藏高原有7人（西藏6人、甘肃1人）约占10%，云贵高原26人（云南13人、贵州7人、四川5人、重庆1人）约占33%，京津3人约占4%，广西3人约占4%，其他地区共约占10%，包括湖南2人、湖北1人、陕西1人、海南1人、江西2人、宁夏1人、山东1人。单从省份来说云南、贵州、四川、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北部、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获奖女作家在数量上颇占优势。“骏马奖”获奖女作家所在之地大体上位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民族民间文化保存较完整，民间创作资源较为丰富。从女作家的地理分布可以看出，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经济文化发展中处于中央的位置，但在“骏马奖”评奖中并不处于优势地位。同样，处于内陆和东部省份的获奖女作家也并不多。由此可见，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创作，多体现边缘的风采，是边地风物与文化的呈现，其地方性特色是对“中心”的补充。
“骏马奖”获奖女作家的地理分布与其族群分布具有极高的吻合性，如吉林主要以朝鲜族作家为主，内蒙古主要以蒙古族和达斡尔族作家为主，辽宁主要以满族作家为主，西藏主要以藏族作家为主。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55个少数民族中，云南省就有51个，其中世居民族有25个。云南获“骏马奖”的13位女作家来自9个少数民族，除回族以外均为云南省世居民族。新疆、贵州、四川等地获奖女作家的族别也基本属于所在省的世居民族。由此可以看出，各地的世居民族与各民族相互交融杂居构成地方共同体，各民族作家在创作时必然受地方文学生态和多民族交错杂居的地方文化的影响。对于散居于各地的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除带有本民族的文化印迹以外，亦受所居之地文化的影响，如来自云南、北京、山东、宁夏等地的回族女作家，她们的作品除具有回族文化特质，还融入作家所在之地的文化，形成了地方的生动记忆。族群（民族）的形成离不开一定的地理范围，地理是族群形成的物理环境空间。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创作始终注重与民族传统的结合，地方意识、地方认同是少数民族女作家始终坚守的文化认知。
地方不仅仅是一处风景，更是凝结了人的情感归属和心灵记忆的空间。一个地方对人情感和思维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一个地方的人的行动、思想、感受，以及人们赋予该地的意义和价值又成为这个地方的一部分。地方书写意味着文学作品具有一种地缘性的创作方式。而这种地缘性与作家的人地关系分不开。少数民族女作家在人地关系中，往往表现出一种地方依恋感。段义孚以恋地情结来描述人与地方或环境之间的情感关系，在他看来，人对环境的反应可以来自触觉,即触摸到风、水、土地时感受到的快乐。更为持久和难以表达的情感则是对某个地方的依恋，因为那个地方是他的家园和记忆储藏之地,也是生计的来源。从中国少数民族的分布情况来看，各少数民族主要生活在中国版图的边疆地带，地方书写在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她们的作品对边地风物与文化的呈现，在中华文化的大花园中，体现美美与共的地方文化特色。“地方”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要素之一，更是少数民族女作家创作的灵感来源。她们的作品体现了对家乡和民族依恋，从而构建出地方身份和地方认同感。
白族女作家景宜说：“我是苍山洱海的女儿！”她的《美丽的红指甲》《骑鱼的女人》《岸上的秋天》《洱海，漂着一只风筝》等小说写了生活在苍山洱海之间的白族女性的精神风貌。满族女诗人王雪莹自称“马背女儿”，她的故乡位于辽北山区一个满族人聚居的乡镇，她的诗歌抒写着故土与乡愁。蒙古族诗人萨仁图娅自称“大凌河的女儿”，辽西大凌河水滋润了萨仁图娅的诗情，她在诗集《当暮色渐蓝》中写出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真善美的歌颂。藏族女作家将自己视为“雪域女儿”，创作了一系列优秀作品，白玛娜珍的《复活的度母》、格央的《雪域的女儿》、央珍的《无性别的神》等，描写出西藏女性的心路历程。女性与地方的特殊联系使女性写作充满了对更为广泛的差别或地方性话语的发现与书写的可能。“女儿”这一身份具有独特的属性，有人的情感性，有家庭的伦理性，而文化继承性是“女儿”们最重要的特性。作为地方之女，她们视生长的地方为“父母”，继承地方的文化习俗、家族传统等是“女儿”的本能。少数民族女作家自视为地方的女儿，以一种女儿的身份展开创作，把身为女儿的继承意识融入作品中，使地方的文化传承得以用文学的形式来展现。
地方理论的兴起体现的不仅是人类空间意识的高涨，同时也是中国文学研究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文学研究从传统的线性思维向空间形态的拓展，通过对文学“版图”与“场景”的还原，可以重新发现作家隐秘的心灵世界。作家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辩证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是地理环境对作家创作的作用与影响，另一方面是作家创作对特定的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可以这么认为，“地方”有些时候是由作家在作品中创造出来的。有些地方，尽管表面上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上却出自虚构。萨义德在《东方学》中以雨果、歌德、内瓦尔、福楼拜、菲兹杰拉尔德等人的作品为例，论述一种关于东方的特定的写作类型，认为这一神化了的东方来源于一种民族幻想和学术幻想，意指一种想象和虚构的特质。
在少数民族女作家的作品中，一方面“地方”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另一方面，作家也塑造了“地方”。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强调我们的行为和思想塑造着我们周遭的空间，段义孚认为文学艺术可以帮助创造一个可见性的地方。龙宁英笔下的湘西苗族世界、和晓梅小说中的丽江纳西族世界、叶梅的鄂西土家族世界等，无不是作家在想象中塑造的“地方”。作家对文学地理景观的描绘，重在从山地、河流的地理版图中不断探寻地方或民族的文学精神。在地方理论视域下研究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会发现，从题材到精神气质都发生新的转型，体现了中国文学地图中的边缘活力。对于从边缘向中心推进的少数民族女性文学而言，在与全国乃至世界文坛互动的过程中逐渐走向成熟并获得了独立的审美特征。
二、被唤醒的地方：文化传统的绵长记忆
获“骏马奖”的女作家作品中的“地方”既呈现为对风景、环境、风俗习惯等文化现象的认同，又给予个人或集体一种安全感或身份感。她们所处的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貌特征，对文学创作造成很深的影响，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和地域性特征。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地方书写，源自对故乡文化传统的书写。故乡是人的生命的起点，也是精神的依托，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承载着一个人的原乡记忆，给人一种认同感和安全感，由此“故乡”转化为“地方”。对少数民族女作家来说，“故乡”意味着一个有着象征意义的“地方”，而不仅仅是行政区划的名称。她们通过文学作品唤醒了一个“地方”，并在地方书写中重构民族和个人的记忆。那些具有地理性标志的山川河流，都是她们的精神故乡。
彝族女作家冯良在第十二届“骏马奖”的获奖感言中说道：“‘西南边’特指我的老家凉山，它掩藏在山重水复之处，历来少人至，其风物人情也少人知……但纵然时空相隔，凉山都不曾离开我哪怕须臾，她是我生命的缘起、情感的依托。”正是家乡凉山在激励冯良，使她在回望与怀想中展开文学的翅膀。同样，梅卓也在获奖感言中说道：“感谢青海的山山水水，我在这里出生、成长，这里是我的家园，也是我精神上的原乡。”在故乡，少数民族女作家们获得一种家园认同感，故乡具有了地方性。经由这无限的情感脉络，作家在记忆中重构故乡的历史与文化。作家对故乡的情感认同亦是一种地方性文化认同，而“故乡”又是一个不断延展的“地方”，作家从村庄走出，到乡镇，到县城，到城市里，甚至到外省的迁移过程，也是“故乡”不断展开的过程。生活于县城的人，他的故乡可以小到村庄，也可以大到乡镇；生活在城市的人，他把县城看作自己的故乡；对于生活在外省的人，他的故乡则是另一个省的名字；移居国外的人，他的故乡就是国家。行政区划对人的地方认同有着重要的影响。少数民族女作家对故乡的地方依恋，可以唤醒地方活力，使得传统文化在文本中被保存。
往事记忆是每个人生命的起点，滋润着每个人的灵魂，成为人们观察、体验和认识这个世界的基石。家乡莫力达瓦始终是达斡尔族女作家苏莉心中的一方神圣空间和安顿灵魂的地方所在，苏莉的散文集《旧屋》主要描写了作家记忆中的风物习俗、童年趣事，表现出对这一片地理空间民族文化的深情眷恋。苏莉以一种平淡清新而又细腻的笔触，讲述着自己生命印迹中的人与事，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苏莉回望着达斡尔族的传统文化，在作品中展现了一种民族认同的经验，字里行间溢满对本民族的热爱之情。达斡尔族女作家阿凤的《木轮悠悠》讲述了达斡尔族的制车技艺。勒勒车在辽阔的草原上丈量着土地，悠悠地爬过草原母亲的胸膛，缓慢而安静地驮载着牧歌般的生活。勒勒车就像人类灵魂的摇篮，孕育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之美。小说结尾写到学制车的兄弟俩已进入年迈，当年喜欢的姑娘也成了老太太，草原开始退化，人们已由勒勒车的迁移生活，变成了一家挨一家的村子的定居生活。阿凤既写了游牧民族对新生活的向往，也写了对勒勒车文化传统的绵长记忆。
满族女作家庞天舒的《落日之战》、鄂温克族女作家杜梅的《在北方丢失的童话》、达斡尔族女作家萨娜的《你脸上有把刀》等作品是对大兴安岭的历史与现实的执着书写；纳西族女作家和晓梅的《呼喊到达的距离》、回族女作家叶多多的《我的心在高原》、佤族女作家董秀英的《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等是对云南高原文化的探寻；土家族女作家叶梅的《五月飞蛾》、苗族女作家龙宁英的《逐梦——湘西扶贫纪事》构建了湘楚大地的生存空间。这些作品都是作家对地方的记忆重构，在地方的书写中走进历史深处、抵达历史的真实，叙述个人对历史的深刻记忆和人生的复杂体验。在这里，富于戏剧性的民族记忆融化在人物血液中，弥漫在家庭生活氛围里，更镌刻在人物的心灵深处。特殊的文化意味与人物命运的多舛，与家庭的沧桑剧变交相辉映，具有力透纸背的力量。
作家在民族原始记忆的释放中，体现出对某一地方的情感和依恋。地方文化与同居于记忆一角的民族历史的互动，是地方书写中无法割裂的部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在某种程度上，由对地方史的想象和叙事完成了一种对本地的历史记忆和民族认同的建构。地方叙事文本亦以自身的卓越性参与到文化史的书写中。书写藏族的历史和文化是藏族女作家写作的初衷，也是其创作的源动力。央珍的《无性别的神》通过一个被宁玛派僧人说成是“命相不详”的贵族小姐央吉卓玛的命运变化，展现了20世纪西藏社会的历史变迁和藏族文化的独特风貌。作品表现出作家对于西藏社会历史的深入思考和对传统藏族文化的强烈反省意识。央珍在《无性别的神》中注重对拉萨特殊意义的地方书写，以更宏观的视角观察时代更迭中的风云巨变，对西藏现代化进程进行了反思。雍措的散文集《凹村》通过对凹村日常生活和生产方式的描述，对生活场景和现实嬗变的描摹，建构出对康巴文化的认同，唤醒康巴藏族群体的文化记忆。少数民族女作家以更为强烈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意识，构建历史记忆与族群记忆。
不论岁月如何走远，故乡之地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在少数民族女作家笔下演化出一种精神气韵，成为文学中被唤醒的地方。地方风物的熏陶和浸染，使她们不断回望往事，故乡本身的存在就如同这暗夜里的光，始终指引着前行的方向，不论人生走向何处，回望来时路，依然有一束光照亮着未来。故乡是作家们的一片精神净土和灵魂栖居之地，故乡的袅袅炊烟、虫鸣鸟唱、溪流水塘早已沉浸在她们的生命体验中，成为创作的不竭源泉。
三、被形塑的地方：文化中国的美学形象重塑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化也日渐多元化，少数民族女作家往往从个体生命经验出发，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丰富与多样的状貌。她们的创作既有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又有对男权传统的批判，从整体上看与20世纪女性写作的思潮共融共生，既显现为女性文学在民族化和本土化方面的实践，又在现代性的探索中彰显超越传统的先锋性特征，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展现了一种别样的途径。少数民族女作家因其自身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具有开阔的创作视野，在理论层面更容易接受中西文学理论的多元化资源，在创作中往往打破了单一的民族性书写，在文学创新思想的指引下，重视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的时代性特色，既彰显着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文化意蕴，又形塑着文化中国的形象。
少数民族女作家并未过多陷于女性写作中身体叙事的阴影，而是在历史、民族与家国的层面展现强烈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意识，她们在讲述个体生命故事的同时，也在文本中传达出少数民族女性曾被遮蔽的美好的一面，借由女性的眼光来实现文化中国形象的重塑。“文化中国”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概念，它蕴含着一个在经济上日益现代化的中国向世界展示自己博大浩瀚的文化内涵、开放进取的文化品格、崇尚和平的文化理想的由衷愿望。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创作不仅仅是对本民族文化的追忆，还在于她们的创作立足于地方，通过文化创新的方式接通文学互动的脉搏，实现地方形象的分享，从而体现出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审美观念对文化中国形象塑造的意义。
中国文化内向型的气质使中华民族形成了极富尊严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又是中国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精神源泉，而只有具有强烈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民族才能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去拼搏、去开拓，去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化，使之尽善尽美。也只有这样的民族、这样的文化，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梅卓的《神授·魔岭记》以《格萨尔王传》四大战役之首的“魔岭大战”为背景，讲述了藏族少年阿旺罗罗历经各种磨难与修炼，最终成长为一代神授艺人的故事。《格萨尔王传》代表了古代藏族民间文化与口头叙事的最高成就，被誉为“东方的荷马史诗”，由于在青藏高原活态传承了上千年，反映了藏族历史文化的多样性与深厚度。东查仓部落的人们自称为格萨尔王的后裔，千年来传承着史诗的珍贵传统。在浓郁的史诗氛围中长大的男孩阿旺罗罗，本性善良纯真，天赋异禀，他临危受命，走上了格萨尔大王的寄魂山阿尼玛卿，在转山过程中，通过寻找、体验、求教和学习，经过不懈努力和执着追求，寻师、寻父、寻找自我，在多位得道大师、史诗人物、山神地祇的帮助下，最终获得传统的艺人帽和珍奇的圆光技艺，成长为新一代神授圆光艺人。达斡尔族女作家萨娜关注东北大兴安岭地区的历史与文化，在《有关萨满的传说与纪实》中塑造了“索伦”和“阿勒楚丹”的英雄形象，他们对达斡尔文化经典的传承与保护，彰显了强劲的民族生命力。满族作家庞天舒作为蓝旗兵的后裔（满族镶蓝旗人）勤奋攻读历史资料，写出了长篇小说《落日之战》。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苌楚是集美貌、智慧与美德于一身的“和平使者”，在民族历史进程中承担着平息战乱开启交流的历史重任，庞天舒写出了白山黑水之间女性坚韧与伟大的形象。
中国文化的内向型气质所铸造的深沉执着的爱国主义感情，更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保家卫国、发扬文化传统的强有力的精神力量。英雄历来是中国文化价值中重要的内容，英勇无畏的精神气概唤醒了民族和国家的新生。在《补天裂》中，霍达饱含着中华民族的爱国激情，以历史真实为基础，以真情实感为笔墨，着力塑造了易君恕、邓伯雄、邓菁士等爱国志士在中华民族面对灾难时所表现的英雄气概。当古老的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情况时，这些英雄人物以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形塑了英雄的中国形象。《补天裂》的出版是向香港回归祖国的献礼，“补天裂”出自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女娲炼五色石补苍天，这一凝聚中华民族原初的奋斗精神的神话，是力挽狂澜救危难于水火的民族精神的象征。易君恕等人是爱国英雄人物的化身，也是中国精神的体现。在力挽狂澜的斗争中，他们以一腔爱国热忱，铸就了中华民族精神之魂。《穆斯林的葬礼》中的韩子奇本着对中国文化的守护之心，忍辱负重，寂寞前行。《万家忧乐》里写了基层领导干部、年轻的电影工作者、名震海外的老画家、远洋渔业的弄潮儿等一批在平凡的岗位上勇于奉献、敢于开拓的建设者，霍达“写出了一个又一个的中国魂！”霍达善于发掘在民族振兴中饱经坎坷而又奋斗不息的当代英雄精神。
肖勤在《好花红》中，塑造了米摆、柿子、花红、苦根、秀秀等鲜明的人物形象，他们向死而生的生命是一种永生的精神存在。叶梅的小说集《五月飞蛾》写了长江三峡流域鄂西地区土家族的生活。叶梅依附民族文化母体，寻绎民族文化秘密，挖掘山地少数民族地方与民间文化资源，赞扬一种宽容博大的精神体系。伍娘为了化解两个男人的仇恨，在祭祀舍巴的这一天，将自己作为牺牲品供奉给神灵，用自我牺牲消解了两个男人甚至两个民族之间的隔阂和情仇。王华写《雪豆》的最初构想缘自对一个水泥厂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的关切,在小说中构想了一个移民村庄，以“生育”话题展开小说情节的建构。王华关注的是有关民生的命题。也就是说,她把《雪豆》的地方性上升到国家层面的高度看待。她看待问题的出发点不是从个人好恶和感受力出发,而是从整个国家利益的角度,把文学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视野更见开阔。王华小说所具有的文化内蕴，使其具有更高的社会学价值。这些女作家讲述了各族儿女的英勇故事，最终汇成一个英雄中国的形象，谱写了中华好儿女的颂歌。
四、结语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种族记忆渐趋淡化，身份意识混杂，多元文化冲击日渐激烈，少数民族女作家更自觉地追求族群价值的表述，她们为民族文化传承、民族身份延续而写作。她们以其天然的女性生命本质，更贴近自然，远离物质世界对人类精神的异化，她们不仅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而且站在更高的艺术层面，来审视民族文化与精神。她们能更深切地体验生命的本真，深刻思考民族历史和人类生命存在的意义，在自然与生命的原生形态中，展现文化继承变迁的过程。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显现着一个潜在的话语征候，呈现出独具民族特色及地域特点的地方性知识特征和殊异性的文学现象。她们以众声和鸣的方式参与着与其他民族文学、主流文学的对话与合作，以其独特的美学形态和地方性知识特征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文学及文化现象。少数民族女作家在民族故事的讲述中，既展示中国山河之壮丽，也展示中华多民族美学之丰富，弘扬中国传统哲学、美学精神，传承中华文化精神。对“中国梦”和“中国故事”的地方性书写形成诸多不同于主流文学的艺术特征和审美形态，蕴含着丰富而复杂的边缘性书写经验，对原始自然生态和神性气息的艺术描绘，对民间风俗礼仪的审美再现，对宗教信仰和生死轮回观的民族志书写，使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呈出典型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
刊于《民族文学》汉文版2021年7期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