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叙事中的“平凡”之志与“好人”哲学

梁晓声的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提供了一次透彻省思现实生活本身的重要契机。小说不避陈旧地加入诸多议论与心理独白，倾注关于人生价值的各种观念，借助人物对话来强化小说主题。围绕这些议论，“成长小说”涉及的“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普通与“平凡”的人生选择，以及有关“好人”的价值诉求，都引起了读者的深入思索。作者试图通过人物的命运书写和价值选择，实现对于流行意识的纠偏，从而倡导和引领一种新的时代价值，这固然显示出作者的艺术魄力，但对此新的时代价值也需要做出更加辩证的评判。

关键词

梁晓声 《我和我的命》 成长小说 现实主义 价值观

阅读梁晓声的小说，总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个古老的争端——“小说要不要议论”，以及如何评价小说中的“议论”？对于小说的整体叙事而言，那些借人物对话与心灵独白而展开的议论，究竟是画龙点睛还是画蛇添足？是雪中送炭还是哗众取宠？是水到渠成还是附庸风雅？当然，这一切都取决于实际的阅读效果。相信许多性急的读者都会无比厌烦游离于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之外的议论与心理独白，那些枯燥冗长的部分往往是小说的灾难；但另有一些高明的创作者，能够巧妙地运用议论的手法，达到类似布莱希特式的戏剧的“间离效果”。他们适时地抛出一些议论的话题，恰到好处地将读者从小说情节和人物中暂时拉开，与读者一同咀嚼、思辨乃至评判，从而获得一种思想情感上的冲击与升华。梁晓声无疑属于这后一类高明的小说创作者。他的小说总会不避陈旧地加入诸多议论与辩难，倾注关于人生价值的各种观念，甚至借助人物对话和独白将小说主题特别指点出来，引起人们关于现实人生的诸多思考。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便围绕“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的议题，借助人物对话与心理生发出许多卓有成效的议论来。而围绕这些议论本身，巴赫金意义上“成长小说”所涉及的“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关于普通与“平凡”的人生选择，以及有关“好人”的价值诉求，都极为清晰地铺展在读者面前，引起人们的深入思索。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力作，《我和我的命》无疑提供了一次透彻省思现实生活本身的重要契机。

一、“自我”在“世界”的“历险”，或“人在历史中成长”

在《我和我的命》中，梁晓声郑重其事地将“命运”的话题摆在我们面前。小说以“80后”年轻人为主角，极为难得地去描摹与刻画当下青年的精神侧面，这也体现了作者试图理解新的代际关于人生与世界的观念。在他的小说中，自我与价值，成长和命运的讨论，总会被不失时机地引向深入。而围绕这些议题，普通人看似寻常却又起伏跌宕的一生显然令他无比着迷。于是我们看到，小说的主人公方婉之，从她出生到最后死亡的完整过程，构成了小说情节展开的基本框架。而在方婉之这里，短暂一生的诸多经历，都可看做其“自我意识”在“世界”的“精神历险”，这颇有几分到那“富贵红尘里走一遭”的意思。

小说之中，“我”一出生即被亲生父母遗弃，在被幸运地收养之后，度过了一段幸福的童年，但自养母不幸去世开始，形势急转直下：从被恋人无情抛弃，到不得不从大学退学，再到意气之下的出门远行，作为“打工妹”在深圳摸爬滚打，尝尽人情冷暖；而在原生家庭那边，“我”也常常被亲人逼迫得出离愤怒，命运的“羁绊”又让“我”无法狠心卸下责任。在经历了生活的万般辛苦与磨难之后，“我”终于找到了幸福的爱情、温暖的亲情和真挚的友情，然而命运却要“我”交出生命……

因此我们看到，在方婉之这里，这完整的一生包含着短暂却又无比漫长的“精神历险”，而对于个体的“自我意识”而言，则无疑具有成长与教育的多重意涵。确实如此，就人物来看，小说显然包含着巴赫金意义上“漫游型小说”的主要成分，即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五彩缤纷的世界向主人公渐次敞开。于她而言，“世界就是差异和对立在空间上毗连；而生活则是各种差异对立状态的交替，如成功与挫折、幸福与不幸、胜利与失败等等”1。而在这个过程中，主人公的性格与形象显然不是“静态的统一体”，不是“一个固定不动的点”，事实上，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方婉之的“成长”，不仅是年龄、身体上的成长，更有人格和价值的明显变化，甚至可以说，她与世界在一同成长，即她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变化。这就不由得让人想起巴赫金关于“成长小说”的诸种说法。在巴赫金那里，“成长小说”被视为欧洲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分水岭。他将“个人”在历史中的“成长”，视为现代小说的基本元素。在这里，“主人公不应作为定型不变的人来表现，而应该是成长中的变化中的人，是受到生活教育的人”2。

对于小说中的方婉之来说，这种由“生活教育”而来的“成长中的变化”几乎是全方位的。比如小学二年级时，她便有了第一次说谎话的经历，此时的她依稀懂得了“善意的谎言”之于人生的重要意义，这也是令人无奈的世界的组成部分。而这里最关键的当然是“校长妈妈”关于虚荣心的教诲，这对方婉之此后的人生无疑具有“打预防针”的启示意义。因为等到初一时，不用谁来教诲，她就真的明白了“总喜欢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家长高人一等的中学生，确实是令别的学生讨厌的”3。生活与成长使她很自然地领悟了这一点，并由此让她对“校长妈妈”当时的告诫心存感激。小说接下来的教育意义仍然无处不在：大学校园里的恋爱，因“校长妈妈”的突然去世而戛然而止，而世故的男友此时给她上了人生的重要一课，使她的初恋“变成了不值得回忆的事”。

小说紧接着便随主人公的步伐出门远行，从偏远的贵州来到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而此时成长与漫游的迹象更加明晰。初到深圳，方婉之就无师自通地明白了钱的“唯我独尊”的作用，而通过劳动换取金钱的过程，更让她切实感受到其间的辛苦与喜悦。此后的据理讨薪，以及作为医院护工的经历，也都让她明白了劳动的尊严与意义。对她来说，外边的世界总是精彩与无奈的交替，而人生果然处处都是“修道院”。在此之中，成为深圳居民，固然让她享受了“我的人生我做主”的自信，但在与姚芸的交往中，又不得不陷入关于道德的沉思与领悟，在道德洁癖与原则底线的撕扯中明白“每个人都得承担自我选择的后果”。

当然，这里最重要的还是与李娟的友情。这让她知晓了她一直信奉的“庙堂之理”与底层的“丛林之理”如此不同，以及阶层的差异所导致的对世界的不同理解与不同实践方式。尤其是她们对于创业的不同思考。李娟的犹疑与审慎，体现出底层抵御风险能力的脆弱，根本无法与方婉之“煊赫”的家世相比，进而也彰显出穷人与富人在人生“试错”方面的巨大差别。这种阶级分野无疑折射出社会现实的尖锐层面，这与方婉之第二次神仙顶之行所深切感受到的中国城市和农村发展现状的巨大差距是一致的。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充分领略小说主人公形象的“动态的统一体”特征。这便正如巴赫金所说的，“主人公本身、他的性格，在这一小说的公式中成了变数。主人公的变化具有了情节意义；与此相关，小说的情节也从根本上得到了再认识、再构建。时间进入人的内部，进入人物形象本身，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这一小说类型从最普遍涵义上说，可称为人的成长小说”4。而具体到《我和我的命》这里，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传记型小说的显著外观，即对于方婉之来说，她的成长是发生在传记时间里，通过一些不可重复而纯属个人的阶段来完成的。“这个成长过程可能是典型的，但它不是循环的典型性。成长在这里是变化着的生活条件和事件、活动和工作等的总和之结果。这里形成着人的命运，与这个命运一起也创造着人自身，形成他的性格。人生命运的生产与本人的成长融合在一起。”5于是，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方婉之成长的完整过程，一种“人生命运的生产”也在这成长的过程中被突显了出来。

是的，正如小说的标题所昭示的，“我和我的命”，一种挥之不去的命运感，始终萦绕在小说之中。并且，为了强化这一主题性元素，小说也在不失时机地借助人物之口将那些详细论述铺陈开来。因此我们看到，小说在突出“生活的教育”意义的同时，也在不断渲染有关人有“三命”的说法，具体来源也同样要追溯到“校长妈妈”对“我”的教诲。所谓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给的，这决定了人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和基因怎样，曰天命。二是由自己在生活中的经历所决定的，曰实命。生命生命，也指人在生活中所恪守的是非观，是生活与命的关系的组合词。三是文化给的，曰自修命。”6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显然与这“三命”有着密切的关联。为了清楚地阐明“三命”之间的关系，小说进一步补充，“因为自己的‘天命’优越而沾沾自喜，招摇人前的人不过是镶金边的人渣。同样，因为‘天命’不济而自哀自怜自暴自弃的人，是没搞明白何为生命之人……真正可敬的人，是由实命和自修命所证明了的人。”7由此亦可看出，梁晓声在小说中对“命运”倾注了最深切的关怀。他试图写出命运之不可违拗的决定作用，也要突出地强调人的奋斗和自修自悟所具有的改变命运的强大力量。对于方婉之来说，倘若从出生到成长的诸多经历，以及关于神仙顶的一切，构成了“我”的“羁绊”，这是无法摆脱的“天命”；那么由此出发，去往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则意味着告别贫穷的亲人们，结束让自己心生厌烦的“宿命”，换一个地方开始“实命”，而在此之中的文化养成与价值选择，则属于“自修命”的范畴。正是这不断延展且蕴藏着无限可能性的“三命”，构成了个体丰富完整的命运与人生。

因此，梁晓声的这部小说其实试图将成长的故事更加复杂全面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里无疑显示了他对命运、对人生更加超然也更加透彻的思考。甚至不止于此，我们还赫然发现，《我和我的命》里的“主人公”不只具有“个体”的意义，“在这类小说中，人的成长与历史的形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切。人的成长是在真实的历史时间中实现的，与历史时间的必然性、圆满性、它的未来、它的深刻的时空体性质紧紧结合在一起”8。也就是说，在追索“人的成长”与“历史的形成”之间的密切关联时，梁晓声的这部小说提供了启示意义。小说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它不仅写出了个人的命运与成长，也呈现出“人的成长”背后深刻的历史时空体性质。具体而言，包括30年来当代历史的变迁，以及深圳作为标本所蕴藏的中国发展的全部秘密。换言之，小说在关切个体命运的同时，也蕴含着极为宽广的社会现实维度，于人的命运刻画与成长描摹之际，亦能窥探到历史形成的轨迹。这也是小说中高翔所说的：“‘中国号’列车，在滚滚红尘和欲望横流中拖泥带水，更是摧枯拉朽地向前向前！”9

二、“自我”的安顿：做“平凡”世界的“普通”人

巴赫金说过，存在着两种成长小说，一种“成长的是人，而不是世界本身”，而梁晓声的这部《我和我的命》显然属于另一种，即人的成长“不是他的私事”，“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他已不在一个时代的内部，而处在两个时代的交叉处，处在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这一转折寓于他身上，是通过他来完成的。他不得不成为前所未有的新型的人”10。某种意义上，小说里的方婉之和李娟确实可以被视为改革开放时代的“前所未有的新型的人”。尤其是李娟，这位来自底层的奋斗者，她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形象，显然象征着30年来中国具有代表性的某种精神人格。

对于个体来说，成长意味着“自我”的安顿，为人生寻找一种稳固的价值认同。如果说在李娟那里，勇往直前的果敢与无惧挫折的奋进，正是她个人成长中寻求“自我”安顿的重要方式；那么虽与李娟精诚合作，但与她完全不同的方婉之，则显然属于另一种人，而后者的成长无疑能显出“自我”的另外一面。这就是梁晓声在这部小说中所着力强调的深切之处，即对于时下流行的庸俗成功学的有力反拨。体现在小说中，便是对“平凡”世界里“普通”人的价值的空前强调，这无疑是一种别开生面的新理念。这两种“自我”安顿的方式所形成的微妙张力，其实构成了成长的两种面向。

小说之中，在经历了生活的艰辛与磨难之后，方婉之的价值选择耐人寻味。她的自知之明在于，“我是个注定了将一生平凡的人”。尽管她并不甘于平凡，但她确实看清了自己的一生，“我的平凡毫无悬念”。在与养父的一次对话中，方婉之出人意料地将平凡视为自己注定的宿命，并且甘愿与自己平凡的宿命和平共处，聊度此生，“我之一切努力和劳碌，不是一心想要超越平凡，只不过是要使那平凡趋于稳定，争取在稳定中过出几许平凡人生的微淡的小滋味来”11。甚至从一开始她就颇为赌气地与自己较劲：“人生没有方向，只有具体而微的目标便又怎样？我偏要以身一试，且看究竟如何！”12在一派奋发上进，力争上游的时代风潮中，这种以平凡为本位的价值诉求，恰恰显示出极为鲜明的不凡气质来。更何况，这位声称“要在平凡中活出些自尊来”的人，并不是一个在生活的挫折中无奈接受平凡的失败者，而是在生活这个自我给出意义的践行活动中主动拥抱平凡的那个人，这就让一切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了。

看得出来，在梁晓声这里，这种特立独行的“平凡”，显然包含着某种高贵的气质。事实上，从卓尔不凡“降格”为普通，这显然意味着一种非凡人格的坠落，但却是对以个人奋斗、出人头地为旨归的价值追求的完美纠偏。在此，作者当然有意要与那些“唯恐输在起跑线上的人”形成微妙的反讽关系。然而，这种反其道而行的价值追求，又似乎构成了当下的某种言说热潮。比如最近，清华大学刘瑜的一次题为《不确定的时代，教育的价值》的演讲，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当这次演讲被各大媒体冠以《我的女儿正势不可挡地成为一个普通人》的耸动标题之后，相关内容更是产生了强烈反响。在这次演讲中，刘瑜有感于如今汹涌而来的庸俗成功学对整个社会的席卷和侵袭，以及由此而来，家长们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恶性竞争。这种恶性竞争所产生的后果，体现为对女权运动，对家庭关系，以及对教育公平的多重伤害，而最大的伤害则是孩子本身。如其所言：“我们的教育不是鼓励年轻人发现自我，而是逃避自我。从独特的自我，逃向平均的他者，个性逃向潮流，从冒险逃向安全。”于是，人生蜕变为“无穷无尽的逃跑”。13为此，她发出了自己的追问，人生是否真的是爬得越高越好，跑得越快越好，得到的越多越好？“我很怀疑这一点。我觉得，人生的目的并不是越高、越快、越多，而是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14在她看来，当每个人都被鼓励去寻找自己最大的亮点，施展自己最大的优势时，一个社会的创造力才会被发挥到极致。与此同时，她还批评了我们的教育中充斥的各种成功学，却从来也没有一种“失败学”。为了成功，我们从小就被不断灌输“有志者事竟成”的道理，还发明了很多褒义词鼓励这种极其痛苦的坚持：坚韧不拔、坚定不移、决不放弃、战胜自我……但却从来都是鄙视放弃、鄙视失败。

因此如其所言，这里其实流行着两种错误的“失败观”，一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殊不知失败其实是认识自我的一条必经之路，它让我们知道自己能力与兴趣的限度。而另一个可怕的“失败观”就是成功标准的单一化。如今的成功，已然变成了简单的出人头地，挣更多的钱，当更大的官，而与之相反，做一个普通人，常常被认为是失败。可问题是，一个社会哪有那么多成功人士？大量的人都会是普通人。于是紧接着，她说出了那句石破天惊的话，“要坚信自己的孩子会长成一个普通人”。这其实也是一个理性人对概率学的尊重。如其所言：“大部分人可能天赋都很普通，但是每个人的兴趣、爱好、个性，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家长的使命应该是，“沿着孩子的独特性，找到他们欢喜的事，发掘他们的比较优势”。因此，“不是非要把一棵小草培养成苍天大树，而是要把一棵小草培养成一棵美好的小草，一棵健康的小草”15。在此情形之下，如果一个人选择“自在”而放弃“成功”，这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教育的核心应该是认识自我、接纳自我，甚至包括去接纳那个不怎么“成功”的自我，并甘愿与自己的平凡和普通和谐相处。

与“坚信自己的孩子会长成一个普通人”的刘瑜相似，中国人民大学的杨庆祥最近也展开了一次“关于平凡的哲学思考”。我们看到，在关于人生价值的判断上，两位名校的教授有着大体相近的看法。如杨庆祥所说：“一个被成功学所覆盖的社会不会认可平凡的意义，也不会承认普通人的价值。它只认可‘杰出’‘优秀’‘伟大’——总之，它只承认胜利的英雄，而拒绝倾听失败者的辩护。”16他引用了荣格1930年在慕尼黑作的一个重要演讲中的说法，认为使意志与能力协调一致要比道德更重要，而不惜一切代价的道德是野蛮的标志。并由此提炼出关于平凡的最本质定义，即“使意志与能力协调一致”。在杨庆祥看来：“平凡并非放弃自我，恰好是，自我的觉知是平凡的前提，只有理性地变成了成熟的人，才能够正确地衡量和评估自己的能力。平凡也并非不思进取，而是对志向有准确的定位，不去盲目狂热地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学’。更重要的是，将知识和能力转化为一种人生和生活的智慧，内在觉知和外在世界进行良性互动。要进步，要发展，要更新，但实现这进步、发展和更新的手段不是恶性竞争，目的不是为了占有更多资源，而是为了完成一个‘善的自我’。”一句话总结就是，“走自己的路，也可以让别人有更多的路可走”。因此，他进一步指出，一个好的制度安排，就是“能够保证并守护这种平凡的意义和普通人的价值”。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现代性的惯性里走出来，过上一种平凡、自由而审美的生活”。17

应该说，两位教授都以其独特的方式，提出了一个与1980年代以来统治我们的流行价值截然相反的价值理念。长久以来，不甘平凡，以个人奋斗的方式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由此实现阶层的跃升，早已成为我们不假思索的人生选择。然而，那也是一个阶层流动如此自由而频繁的年代，至今仍令人怀念。今天，某种程度的阶层固化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跃升的通道也被认为在逐渐关闭。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接纳一个普通的自我，以及将平凡视为一种“自由而审美的生活”，不仅意味着对于流行社会心理的一种反拨与校正，显示一种崭新而时髦的价值认同，或是一种大气洒脱的人生态度，并试图引领一种崭新的社会风气。更关键的是，这也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现实的被动适应，一种新的社会法则的无奈接受。对于许多人来说，再多的努力，也确实难以换来向上流动的希望。于是一时间，无能者的自嘲成为流行，而颓丧、“佛系”的青年也如此众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部《我和我的命》可以看做是对流行心态和时代风潮的及时回应，并试图由此做出某种程度的价值引领。因此，立志做“平凡”世界的“普通”人的方婉之，她的价值取向看上去如此不同，但她绝不是要放弃自我，而是体现为更好的自我觉知，以及更准确的自我定位。这个独特的文学创造，与新的流行意识形成了奇妙的呼应，并与之共同汇聚到新时代价值塑造的实践之中。

三、“一生做好人”：平凡人的“成功”抑或虚妄

在这部《我和我的命》里，梁晓声借助方婉之的成长故事，试图传达给我们一个做“平凡”世界的“普通”人的朴素道理。如人们常言的，人人渴望不平凡，但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只能注定平凡。因此人生最大的教育就是与生活妥协，成为一个平凡的人。这种“自我”安顿的方式，意味着方婉之甘愿让自己活成浩荡人世的一粒尘埃。正如小说中反复回荡的：“别给自己预设什么高目标，非跟自己较劲地去实现。人没必要将自己的人生搞得那么紧绷，活得顺其自然也很好”18。这显然是要呼吁人们从力争上游的神经紧绷中松弛下来，退守到一种自由洒脱无拘无束的自然天性上。

于是紧接着，在小说临近结尾的地方，梁晓声再次借助人物对话呼应了“我”与养父之前关于人生价值的讨论。这一次，“我”提出了一个如果注定了一生平凡应当如何的问题。在致力于书写平民正道沧桑的梁晓声这里，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平凡”的人也有伟大之处，那就是“一生做好人”，这亦是平凡人的成功所在。在作者看来，一个人的天分有高低，能力有大小，但做一个好人，却与天分与能力无关。平凡而普通的人中的幸运者，一生都要做一个好人。对于个体来说，如果注定了一生平凡，那就更要做一个好人。这是因为，良好的品质体现在普通人身上，往往显得尤其可贵。这不但是个人的幸事，也是国家之幸。因此平凡而普通的好人，便是那个自带光芒的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得以见证方婉之最后的告白：“我将无怨无悔地做一个好人，将在平凡中自尊地生活；将在普通中恪守做好人的原则；将为十几亿人口这一庞大的分母，加上平凡、普通而又善良的那个‘1’。”19于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她在身患绝症，成为“抗癌明星”之际，仍然心平气和地面对着自己的“坏命运”。“我平凡，我普通，我认真做人，我足够坚忍。我有幸福的爱情、温暖的亲情、真挚的友情——人生主要的三福气我占全了，夫复何求？我复何求？”20尽管方婉之的“成功”颇有几分讽刺意味，但作者仍然愿意为我们的主人公安排生命的回馈。平凡即是成功，好人便有回报，尽管她的死亡来得比别人更早一些。

事实上，梁晓声总在塑造这种无怨无悔的“好人”形象。这种朴素的劝善意识，体现了作者的理想主义情怀与浪漫主义情愫。这种“善的辩难”，以及执着地在小说中构建“善好”空间的习惯，某种程度上正是他一以贯之的文学追求。在那部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人世间》里，他就展现出了“时下小说并不多见的道德气质”。“当现代小说家出于对人的境况的复杂性的洞察而明智地保持沉默时，梁晓声不避陈旧，极力重申善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继承人，也是‘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这一永恒问题的又一回答者。”21在梁晓声那里，“好人”是塑造小说人物的主旨性基调，也是他对自己，对人何以为人的期许。事实上，在那部随笔集《忐忑的中国人》中，他就重点论及过所谓的“好人文化”。对好人的强调，意味着文学不仅要表现人在生活中是怎样的，更要表现人应该怎样。因此，《我和我的命》正好为文学重塑社会现实性与理想性提供了重要契机，这对于重新吁求文学对于时代价值的引领与召唤意义重大。在评论者们看来，当下文学创作的难度，恰恰在于如何重振文学朴素的社会功能。因为长期以来，文学解构伦理是容易的，而建构新的伦理则实在太难。梁晓声却迎难而上，保持了我们这个时代对善良，对好人的朴素想象，这对于积极建构新的时代价值意义重大。

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我和我的命》里方婉之这个立志“一生做好人”的“平凡”世界的“普通”人，虽贵为一个“新型的人”，并且与之相伴随的是新的时代价值，但我们也需对此做出更加辩证的评判。一方面，做“平凡”世界的“普通”人，固然是对流行意识的纠偏，能够迫使我们对统治数十载的有关个人奋斗的“集体无意识”做出更加透彻的省思；而伸张一种“好人文化”，则显然具有罗曼·罗兰意义上的“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的英雄主义气概，这是这个时代极为难得的优秀品质。但是另一方面，在这背后，我们也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一新的时代价值在其宣传与灌输过程中显现出的复杂面向。如前所述，从梁晓声到刘瑜，再到杨庆祥，价值与知识的生产及传播背后，其实是无比焦虑的中产阶级正在试图向“沉默的大多数”“喊话”，以此传达的价值理念显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倾向性。

面对这样的时代，这里一个有趣的共识在于，倘若对于急盼向上流动的底层来说，阶层的固化是一种有着切身感受的社会现实；那么对于位居高层的既得利益者来说，所谓的阶层固化，以及那些竭力宣扬的向上攀爬的难度，又何尝不是为了恫吓那些试图努力实现跃迁的个人奋斗者的有力武器！因此，今天所谓的阶层高度固化，向上通道的阻隔，固然是正在形成中的社会现实；但另一方面，其间蕴藏的复杂性也值得深究。换言之，这里所谓的结论，又何尝不是某种“观念”的结果，甚至成为用来有意恐吓，以便让更多人“知难而退”乃至深陷绝望的“知识”武器。无论如何，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在于，那些早年通过自身努力实现阶层跃升的中产阶级，如今面临的最大焦虑恰恰在于“向下流动”的威胁，他们时刻警惕着为数不多的社会资源被他人挤占的危险。当此之时，他们更加渴望秩序，渴望以固化的方式阻隔流动的通道，以便牢牢锁定自身的阶层地位。并且，为了誓死守护这已然获得的社会地位，他们显然希望更多的平民子弟安守本分，不再汲汲以求于个人奋斗，转而要求他们对所谓的“成功”有“更清醒”的认识，以便找到自己在社会中“应有”的位置。这大概也就是如今的“成功学”被各式各样的“失败学”所取代的不可忽视的社会背景。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自甘“平凡”的“好人”，便显出其可疑的面目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毛尖在近期的文章中对于国产电视剧里“作为套路的善良”的批评。在她看来，今天的时代里，善良成为一种“标配”，成了所谓的“文艺正道”。然而，“作为套路的善良，就是鲁迅所谓的‘庸人设计’，‘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22。由毛尖的文章反观梁晓声的小说，我们便不难隐隐嗅到一股陈腐的说教气息。在梁晓声这里，一个平凡的，普通的，与世无争的“好人”，在38岁的年纪就不得不坦然面对自己的“坏命运”。而在将死之际，也要豪迈地说出，“我不信世上会有君子国，这使我活得不矫情；我不信‘他人皆地狱’，这使我活得不狡猾”23。甚至反复念叨“夫复何求”的感叹，这实在是让人感到一股刻骨的悲凉。倘若真如其所言，每个人都在自己“命运”给定的位置上无欲无求，争做“好人”，这样一个无比“和谐”，却又失去了任何可能性的社会，想必也是一个令我们无比失望的旧时代吧！

最后，既然提到了鲁迅，那么就让我们用鲁迅先生在《野草·影的告别》里的那段话来回应梁晓声在这部《我和我的命》里的美好期待：“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24

注释：

1 2 4 5 8 10 [俄]巴赫金：《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仁春、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9年版，第212、504、225-226、227、227、228页。

3 6 7 9 11 12 18 19 20 23 梁晓声：《我和我的命》，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1、50、50、317、322、114、53、335、376、376页。

13 14 15 刘瑜：《我们的社会充满了成功学，但是却没有“失败学”》，“印象笔记”微信公众号，2020年11月8日。

16 17 杨庆祥：《关于平凡的哲学思考》，《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第6期。

21 岳雯：《生活与历史中的好人：平民中国的道德想象——梁晓声〈人世间〉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1期。

22 毛尖：《作为套路的善良》，澎湃新闻，2021年3月24日。

24 鲁迅：《影的告别》，《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