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乙，于高处再攀高

小说是虚构的产物，而如何让一部小说产生干预现实的真实感，往往又是评介文本优劣和价值所在的标尺。作家毕飞宇在一次访谈中曾经讲过，“小说的真实性建立在逻辑之上。”纵观阿乙新作《骗子来到南方》，无论是短章、短篇、中篇、寓言，还是故事新编，奇崛志怪总是直捣小说内核，看似不可思议的“满纸荒唐”，却都有赖于阿乙弹无虚发而又严丝合缝的情节设置紧扣在一起，形成令人绝对信服的“真实链条”。

作为一名经常被归类的70后新生代作家，阿乙被普遍认为是先锋文学从上世纪末渐趋衰弱后，重新走向兴盛的希望所在。在《灰故事》《鸟，看见我了》等最早期作品中，阿乙就已经开始以文本探索者的姿态，专注于颠覆单一的线性叙事，而将各种复杂多变的小说结构运筹得风生水起。同样，在《骗子来到南方》收录的小说中，日常生活的时间性在阿乙笔下也都被完全冲垮，通过各种堪称精雕细琢的排兵布阵，欧·亨利式的小说结局以一种完全出乎意料却又水到渠成的方式呈现出来，并与那些一度看似冗余或足以令人忽视的细节形成呼应和暗合，进而达到最精密的耦合效应。

在压轴的《育婴堂》中，“现实的病况”和“梦中的奇遇”以双螺旋的形式交叉并进，起初互不干涉，逐渐形成互文，进而交融相合，梦中的死亡预告最终走进病房，就像必将落下的悬顶之剑，将抗御病魔的一切徒劳，判决成永世不得翻身的“铁案”。而在《生活风格》这篇曾因“扭曲的逻辑”遭遇退稿的实验性文本中，阿乙用类似“贪吃蛇”的咬合结构，混淆起了故事的起因和结局，小说中的毕癸丑因邻居女婿的送肉而愤然出走，最后却又成了邻居女婿手里的那团肉，十足的荒诞性没有稀释故事的可信度，反而令人在虚构情境中感觉到了顺理成章的真实。不止于此，《骗子来到南方》中的几乎每部小说，都是一次对叙述可能性独一无二的试探，阿乙用他有如绣花功夫般苦心孤诣的营造，搭建起一座座可怖的哥特式城堡，进而组建起了极具自我风格的鬼魅王国。

二

在和笔者的对谈中，阿乙就曾强调：“我努力注意去把握一个度，就是叙述的方式和要叙述的内容，必须保持一个平衡。”当我们把目光投注在阿乙极具多样性的小说风格中时，当然也不应该回避阿乙融入血液的现实主义属性，不应该回避他对于福克纳所说的“诗人的声音不仅仅是人的记录，还可以成为帮助人类忍耐与获胜的支柱与栋梁”的自发承接。

于是，在同题的中篇小说《骗子来到南方》中，我们看到了颇受关注的“非法集资”问题，看到了虽一笔带过却又不乏深刻的“四风”丑态。除此之外，《育婴堂》《大坝》《想学魔法的孩子》等小说，还涉及了拐卖儿童、乡村支教、家庭教育等主题，它们或为主线或为引子，但无一不具备着烛照现实的深沉力量。

以《骗子来到南方》为例，阿乙以置身其中的充沛感情，极具讽刺地描摹着一群被害者在明知受骗的情境下，却仍然与行骗者保持着匪夷所思的依赖和信任，人性的愚昧、懦弱、投机、贪婪，有如溃脓的疮疤一样，被阿乙用手术刀般锋利的文字时时掀起。阿乙所要展示的当然不仅仅是扭曲的现实本身，更是如此费解的扭曲究竟因何而生、从何而来？

我们当然可以说，小说作者的权力是无限大的，借助对内部逻辑的精心制造，通过看似理所当然的起承转合，往往不动声色地赋予自己道德审判者、正义主持者的生杀大权。对于阿乙来说，这种“不动声色”又时常通过“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转换得以履行。在《骗子来到南方》《生活风格》《追赶一只兔子》等诸多小说中，各种偶然发生的可信小事，被巧妙地组装在一起，如同蚁聚蜂屯，操纵着小说故事逐渐步入无法扭转的定势。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生活风格》，回顾必然性的生成，如果不是和邻居置气，毕癸丑就不会因为急急忙忙赶去乡里剁肉而冒雨穿越国道；如果不是出发前遇到小学同学，原本计划雨停再走的司机杨国庆说不定就不会轧到出走的毕癸丑；又如果不是下雨造成国道白雾茫茫，毕癸丑的尸体就不会被车队接连碾轧，最后“化身马路的一部分”……阿乙将这一切都定义为必然降临的宿命，就如同他在《严酷的事实》里写到的那位肤白貌美的公主，拄杖的拜访者必然会到来，无穷的傲慢和自负也必然会令她失去自己最为得意的一切。

三

和不少成熟的优秀作家一样，阿乙对小说的创作意义也时而萌生怀疑，在他早期作品《作家的敌人》中，我们已经能够清晰洞见写作者长期滋生的漫漫焦虑和沮丧。在《骗子来到南方》里，当阿乙不厌其烦地陈述着“我”对枯燥劳动的极度反感时，似乎也在不经意地折射出内心深处对于写作无以名状的失落和否定；“我”满心以为出于同样的文学爱好，热情的澹台主任就一定能帮助解决久拖不决的自来水问题，但到了小说结尾处却被证明，如此的信任只是文人过于单纯的一厢情愿；更为明显的是，故事中浓妆艳抹的女人奋力抵抗警察搜查，最终却被证明并非案件关联人，只不过因为“房间挂满她糟糕的油画和诗作”，她害怕搜查让自己作为“一名文艺青年的身份被暴露了”。

在常规的小说叙事中，作者、读者和虚构人物，分属三个不同维度，他们彼此紧密关联却又总是保持着适当距离。而到了《骗子来到南方》的尾声，含混于小说叙事中的“我”，突然以写作者的身份跳了出来，并自陈“我相信有读者在把这篇小说看到一半时，就知道谜底是什么了”，一方面是自我的调侃和拆台，另一方面当然更是为了引出后面一句：“不过今天所写的这篇小说，更多的意图是让读者看见生活的某一块，或者某一面。”

在改编自作家双雪涛同名小说的电影《刺杀小说家》中，主人公路空文笔下的虚构世界，时时刻刻都影响着现实中的众人命运。小说来源于双雪涛当时“一直被退稿，遭到许多否定”的愤懑；事实上，虚构世界对现实生活的干涉，永远都不可能如此立竿见影、直插要害。于是，在阿乙的《骗子来到南方》中，我们时常读到各种梦境的生成，读到作者对虚构人物的频繁“赐死”，这也正是作家对社会秩序的虚拟构建——用最理想化的方式，解决最无可奈何的现实问题。

在70后新生代作家群中，阿乙“苦行僧”般的艰苦耕耘，早已为文学界所共知所认同。媒体称之为“以命博文”，虽为惨烈但也真实，而阿乙则自谦“虚荣和信仰各占一半”。《骗子来到南方》是阿乙“高处再攀高”的扛鼎之作，我们当然坚信，这是一部能让阿乙收获更多理想读者的小说集，通过这些“理想读者”的传递，通往虚构和现实的“桥梁”，又会垒上一块实实在在的厚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