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一瓜的“创伤动力学”

论文提出“创伤动力学”的概念，以须一瓜长篇新作《致新年快乐》为例，分析小说以“创伤”为人物设定行为动机的写作策略。小说通过对三个主要人物设置创伤，从而塑造了急公好义又各有缺陷的主人公群像，并对小说的结局预设了合理性。最终，论文从作家近年创作的《太阳黑子》《五月与阿德》《白口罩》中梳理出“创伤动力学”谱系，对须一瓜的“人性”书写路径进行评价。

关键词

《致新年快乐》 须一瓜 创伤 动力学

在许多批评家眼中，小说家须一瓜以擅长描写人性而闻名。孟繁华说：“须一瓜的兴趣不是停留在对案件的侦破上，不是用极端化的方式没有限制地夸大了这个题材的大众文学元素，而是深入到罪犯犯案之后的心理以及在心理支配下的救赎生活。”1梁鸿观察到：“它们对生活的内部有一个特别细致的人性铺陈，里面有矛盾，有人性的挣扎，略微有现代主义的色彩，不单单着眼于现实的场景，而是把现实场景抽象为更为普遍的人性的法则，包括人与人之间的荒诞存在。”2比如《太阳黑子》作为典型的“须一瓜式作品”，从命名就能联想到对人性的比附——人性犹如太阳，既光耀夺目，又有着黑子。3我们不妨认为，从《淡绿色的月亮》《蛇宫》开始，一直到《太阳黑子》《双眼台风》《五月与阿德》和2020年新作《致新年快乐》，须一瓜最大多数的作品主要围绕“普遍的人性的法则”展开。

倘若我们遵循“人性”的坐标系进一步挖掘，就会发现其实“人性”是复数的，看似绝对的“人性”是可以相对化的。“文学是人学”——从高尔基这一命题出发，无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鼓吹的“人的文学”，或者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盛行的“人民的文学”，所有文学都包含在特定历史情境限定下对特定的人的断想。这样看来，对须一瓜的探讨仅仅贴上“人性”的标签是不够的。她对于“人性”有怎样的见解与偏好，她对于“人性”习惯的呈现方式如何，以及这种见解与呈现将多大程度牵引更大的理论与现实能量——这才是批评家需要进一步追问的。

须一瓜经过多年创作的实践，已形成一套她自有的对于“人性”的呈现方式。这套呈现方式往往依赖一个特殊动力内核来展开，即人物的创伤。人物时刻被早年的创伤所笼罩，因此行走在光明与黑暗的交叉地带，性格当中包含着跳脱日常生活逻辑的例外状况。小说利用创伤造成人物行为的驱动力，让人物展开既偏激而又合理的行动，从而形成别具一格的艺术韵致。本文谨以2020年长篇新作《致新年快乐》4为中心并兼及其他近年作品，对于这一创伤动力学的内在机理做一番考察。

一、《致新年快乐》里的表层性格与核心性格

《致新年快乐》讲述一群热心市民“替天行道”，自愿帮助警察抓捕犯罪分子的故事。小说叙事轻快戏谑，节奏欢脱奔放，“志愿反扒大队”的诸多行止，让人啼笑皆非又瞠目结舌，让人热血沸腾又扼腕叹息。小说空间以世纪之交的东南海滨城市厦门为蓝本。原属芦塘镇的经济开发区耸立起一座“新年快乐工艺品厂”。在商业巨富的父亲支持下，富二代老板成吉汉衣食无忧，却有一个瘸了腿的风一般的梦想——他渴望正义。在他周围，集结了一批同样“高贵而愚蠢”的热血群众：其中有经验丰富的前警察猞猁、女扮男装的飞刀好手边不亮、迷恋权威而时常掉链子的郑贵了、郑富了兄弟以及泼辣仗义的工厂厨娘阿四。经济开发区坐落于水库，三教九流杂居，城乡接合部治安事件层出不穷，派出所警力捉襟见肘。在老板成吉汉的理想主义推动下，新年快乐工艺品厂保安队成为一支越发“正规化”的民间治安大队，从化解幼儿园危机到解救被拐儿童，最终升格到阻止一场银行大劫案，走向亢奋的失控状态。每个保安队成员的身世背景、性情欲望也在情节展开中逐渐浮出水面，这一团亢奋向上的火焰越烧越旺，并走到其生命辉煌的尽头。整部长篇也最终走向了某种必然的有意为之的失控。

故事以成吉汉的妹妹“我”来叙述。这个叙述者的设置是巧妙的——作为妹妹，既合理保留了对主角成吉汉的“知情权”，又在保留了通过关键信息缺失或提前透露来制造悬念的可能。同时，“我”作为父亲的商业伙伴与真正继承人，与哥哥成吉汉拉开认知上的距离，又保留了对成吉汉及整个新年快乐保安队的距离感和优越感，便于形成轻松欢快的语调。

小说结构也颇为整饬。小说前6章安排各位人物次第登场。第1章以妹妹视角追述成吉汉的童年，他不同寻常的童年经历形成的“英雄情结”，构成全书的基础。第2章以幼儿园危机整体展示保安队群像。第3章借勇救轻生妇女，将猞猁（林弈）展示给读者。第4-6章继续以意外插曲的形式依次引出边不亮、郑氏兄弟和厨娘阿四。从第7章开始恢复主线情节的叙述，伴随破获摩托飞车抢劫案，之后是几幕较大的高潮：众人挂彩的公车反扒、意外救下被拐儿童、代表警察慰问敬老院以及最终导致猞猁丧生的银行大劫案。

从人物设计的角度看，这部小说也富有“现代”气息。在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小说中，介绍人物的方式往往是一段外貌的描写，再给出一段性格上的概述，例如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或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等。戴维·洛奇说：“现代小说家通常倾向让人物的细节信息慢慢地、通过多变的行为与话语浮现出来。”5换句话说，更多在事件中过程性地“展示”人物而非以叙述者评论中直接地“概述”人物，成为现代小说的标志。在《致新年快乐》中，须一瓜在三位主要人物（成吉汉、猞猁、边不亮）出场时，以“偶发事件”的形式来展示其形象与性格。成吉汉出场于第1章，其正义感的来源，以其童年的“橄榄绿上衣”事件进行展示。猞猁正式出场在第3章，在跳水轻生妇女的救援行动中，他不仅救了轻生妇女，还救了心急救人却因毫无经验而溺水的老板成吉汉。边不亮出现于第4章，她因为被扒手行窃而心急追凶，谁知与车技不佳的成吉汉撞到了一起。天真烂漫、冷静城府与急躁冒进，是我们对成吉汉、猞猁与边不亮的第一印象。

小说并未一次性穷尽人物的性格。在“初登场”的事件中，人物只是展露了表层性格，而核心性格留待危机时才会显露，否则主要人物必显扁平。好莱坞编剧家麦基的论述放在这里非常合适——“人物性格真相在人处于压力之下做出选择时得到揭示——压力越大，揭示越深，其选择便越真实地体现了人物的本性。”6在主线情节的推进当中，成吉汉、猞猁、边不亮的暗面也逐渐显露。成吉汉对音乐的痴迷、猞猁对警察身份的怀念与边不亮对惩戒恶人的执念，这些激进的核心性格，在压力环境中得到充分激发，并如万有引力一般带偏正义的行动，走向最终的疯狂。

如果说，这些人物激进的核心性格将导致这帮正义群众的行为失控，那么小说家必须解释这些性格的来历，否则情节可信度就会遭到质疑。好莱坞电影讲究逻辑自洽，“经典设计是指围绕一个主动主人公构建的故事，主人公为了追求自己的欲望，与主要来自外界的对抗力量进行抗争，通过连续的时间、在一个连贯而具有因果关联的虚构现实里，到达一个表现绝对、而变化不可逆的闭合式结局”7。在小说所关涉的“虚构现实”中做到“连贯而具有因果关联”，才是可信度的关键。须一瓜深明此理，她采取的处理方式则是，以人物早年的创伤对其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作出解释。

二、成吉汉、边不亮与猞猁的创伤性内核

某些小说中，姓名是解读人物的密码。“成吉汉”比起历史人物成吉思汗，少了一个“思”，似乎暗指人物缺乏反思的冲动性格。在他的统摄下，全体人物/全书笼罩着一种乐观又疯狂的危险气息。小说对他的性格本源作了揭示——他从小遭受父亲的压抑，因为一件小警服而遭到父亲的打骂；又被父亲逼迫练习钢琴，结果母亲在父亲坚持下开车带他前去学琴，途中遭遇车祸去世。这两个创伤性事件构成了他的复杂性格：因为母亲逝世，他与父亲同处于愧疚感的笼罩中。出于愧疚，父亲纵容他在工艺品厂为所欲为。他则因为母亲骤然去世而将痛苦转嫁成为对父亲的忤逆，加剧了对父亲的反叛。出于对母亲的怀恋，他将音乐当成自己生命中的头等大事；又出于对父亲打碎自己警察梦的憎恨，试图通过“见义勇为”来完成补偿。对母亲的怀恋与对父亲的反叛，是他对音乐与正义痴迷的背后根源。

小说潜在地借用精神分析理论来构造人物行为模式：个体由于童年创伤而形成造成心理能量的汇聚的“情结”（complex），在成年之后以过度补偿的形式完成对创伤性事件的不断回溯。拉康的欲望图示显示中，主体进入符号世界所失落的小客体a被永远留在实在界——这就是主体所遭遇的创伤性事件。这一创伤性事件不断对其产生的影响就是：主体在符号界不断追寻的欲望客体，其实都是小客体a留下的幻影。由于欲望客体与小客体a并非同一，所以主体在符号界只能不断追寻一个又一个欲望客体，一旦得手就兴味索然，不断寻找下一个欲望客体。8正因为小客体a永远停留在符号界之外，主体在符号界之内的追寻将永无止境——所以对创伤的补偿，是不断且过度的。

成吉汉对音乐的热爱，既疯狂又高调。他既喜欢音乐，又喜欢“喜欢音乐”这一行为。一上任厂长，他就升级了所有的广播系统，将全厂一百多个扬声器全部更新，办公室专门整出一间听音室。“一进大门，我们就像进入一个透明的、无形的音乐厅。我们一行不知道是走在夕阳浅金色的天地间，还是成吉汉布置的不可名状的奇异光辉中。在那音乐旋律里，在那小号引领的新年贺卡一样的根据地，一切被音乐描绘得如天国一样感人欲泪。”9显然，音乐与正义一样，只是他恋母心理的外在表现。

恋母与仇父结合在一起，音乐与正义如影随形。每当主人公们行侠仗义归来，小说文本总会配上辉煌的乐曲。在农贸市场口解决一起摩托车组合抢包案，保安队付出多人挂彩的代价后返回厂区，成吉汉等人心潮澎湃、壮怀激烈。“忽地，新年快乐四周的白色栅栏内，大小灯齐放光明，维纳斯喷泉狂飙。阿依达的超长小号在夜空穿云裂雾，连接天国。光辉而磅礴的音色，让小小厂区，神迹般壮丽辉煌。是的，整个厂区，高分贝地响起了威尔第的《凯旋进行曲》。”10在行侠仗义的瞬间，成吉汉因为正义伸张而兴奋，然而从更深层次看，是因为完成对父亲的忤逆与母亲的怀恋而感到满足。

由于行为本质带有错位性质，他的行为变成了缘木求鱼，走得越近，错得越远。在童年创伤的推动下，成吉汉的行为走向失控。猞猁在蜻蜓饭草的哀求下，决意帮助她弟弟小非洲走上正轨，挫败他和贾语文抢劫银行的计划。这一行动的难度在于既要挫败银行劫案、把危险人物贾语文扭送公安机关，又要适可而止吓跑小非洲，让他置身事外。谁知劫匪竟然携带真枪，藏在肘腋之下，成吉汉主动驾车追击，猞猁丧失了对成吉汉的制约。在文本走向终结处，正义与音乐给小说以及成吉汉带来了不受控制的高潮。“在音乐中，所有的光影、人形、景致、颠覆与离心力感，飞逝的街道，远方的山岚雾气，乃至抽象的事物，所有的一切，全部都在车行旋律中刷新、变形、升华，尤其是辅之以速度时，音乐绝对让成吉汉脑浆沸腾，血液狂飙。”11音乐与正义是成吉汉的致幻剂。当猞猁试图关闭音响时，成吉汉发出疯狂的叫喊：“小号！小号！你灭了一支灵魂的小号！”成吉汉进入了自己想象的激情人生，沉醉于疯狂，最终酿成车祸，导致猞猁的身亡。

当我们回溯成吉汉疯狂行为的原因，不可避免地想到了他与父亲的矛盾关系以及对母亲的怀恋。正是创伤构成了人物的欲望，从而推动了其行为——小说对于“创伤动力学”的使用并不仅在于成吉汉一个人物。第二个人物是边不亮。相对而言，边不亮的形象更传奇也更单面一些。

小说的叙述者认为，边不亮的加入改变了保安大队行为的意义——因为她的行侠仗义超出了个人私欲，而带有公共正义的性质。然而当我们回溯边不亮的过往却发现并不尽然。边不亮女扮男装加入保安队，源于童年所遭受的暴力。“边不亮”这一姓名寓意着背后的黑暗。她出身农村，父亲因为腰伤从货车司机岗位退休务农。小说明确点出这一家苦难的症结在于边不亮的母亲。母亲嗜赌如命，边不亮出事的原因就在于母亲擅自把全家唯一的自行车借给牌友，导致中学时的边不亮只能走路回家而遭到路人强暴。而后父亲与弟弟坚持骑车去接边不亮，却因雨天路滑发生车祸，弟弟身亡。父亲不久在给边不亮留下钱款和一把弹簧刀后自杀。赌徒母亲则卷走这贫困之家赖以生存的救命钱，不告而别。对此，边不亮的心理在小说中处理得相当快速，甚至有些过于流畅。“必须要有人代表所有的坏人——接我的刀！”边不亮对正义的执念，既源于自己童年遭遇的性暴力，更源于背后对母亲的仇恨。“读不了书之后，我最想做的是，找到她，找到那个叫母亲的女人，我亲手杀了她！为了我们这个家，为了爸爸为了弟弟，为了我自己。”12由此，边不亮女扮男装加入正义大军，隐藏女儿身，带着父亲留下的弹簧刀踏上复仇之路。

小说中最接近悲剧英雄的是猞猁。他出身闽西小城，父亲早逝，母亲是当地英语老师，他英文能力极佳，名校毕业后担任警察。前途原本一片光明，派驻国外前夕在KTV与两位啤酒推销小姐发生纠纷，醉后阴差阳错之下造成袭警、猥亵等事实，从警队除名。猞猁走投无路，沦为成吉汉的保镖与保安大队真正的灵魂人物，为这一支业余队伍不断规划航向，并护航到其生命终点。在私人生活方面，为了自保而参与诬告猞猁的啤酒小姐蜻蜓饭草，因为愧疚而找上猞猁，却与猞猁彼此坠入爱河，并将他拖入自己弟弟小非洲的抢劫事件之中。看来，他就像一个被死亡驱力（death drive）所控制的主体，天然地被种种致命的危险所诱惑着；又像一个命运与性格主宰的英雄人物，不可避免地最终走向深渊。猞猁的悲剧源于当警察时的醉后失态，此后境遇一落千丈。“好人的过失”造成了他“受难”的结局，引发观众对他的“怜悯”与“惋惜”13。

我们还能发现，因过失造成母亲逝世——这一创伤性事件对猞猁行为的推动。事变之后，体弱多病的母亲与他陷入冷战，又在半年后中风离世。“他在那个补课小黑板上，用英语，给母亲写了满满一黑板的话，然后浇上汽油随母亲衣物一起烧了。”14母亲的离世让他深深愧疚，与蜻蜓饭草的恋爱又加剧了他对母亲的愧疚。他通过行侠仗义，想象性地恢复自己的“警察”身份，缓解对母亲的愧疚。

须一瓜以其敏锐的目光，透射人性幽微之处，以“创伤”支撑了这三个主要人物的行为逻辑，形成了整个文本的内在动力学结构。这些人物之外，从郑富了、郑贵了到厨娘阿四这些人物由于并未被赋予创伤性内核，人物面目更为模糊，居于舞台的边缘位置。

三、“创伤动力学”的谱系：从《太阳黑子》到《白口罩》

纵览须一瓜2010年以后的长篇小说，在创伤动力学的名义之下，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谱系。

长篇小说《太阳黑子》15讲述三位主人公陈比觉、辛小丰、杨自道年轻时因为冲动犯罪杀死一家五口，流窜到城市隐姓埋名十多年，并收养弃婴“尾巴”的故事。小女孩“尾巴”极具症候性：她出生日期刚好是他们三人犯下滔天大罪的日子，由此小女孩“尾巴”变成了他们救赎的希望，也成为他们身份暴露的“尾巴”。为了不断赎罪，他们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尾巴”寻医问药。“尾巴”的先天性心脏病，正是三个人的“心病”——灭门惨案的惨烈图景在他们心头时刻萦绕，成为他们生命中的创伤性事件。在灭门——创伤性事件的推动下，他们不断忏悔、赎罪，而这样的忏悔与赎罪显然又于事无补，唯有死刑的来临能让这一创伤结束。

长篇小说《五月与阿德》16是关于“身体”的叙事，更是一个关于“创伤与创伤之后”的叙事。故事讲述乡村姑娘、身怀脊柱侧弯的五月进城之旅。她童年遭遇山货客的诱骗与侵害，进城后在丝丝美美发店和东方之珠足浴城上班，并结识了从仪仗队退休的阿德，而后住进对方家里并在他的规训下成长、结婚生子，最后跳楼身亡。两个主人公各有其伤。五月因为童年创伤而渴望城市。阿德入伍时曾因自己的轻度罗圈腿而自卑，后刻苦矫正加入仪仗队，又因为腰伤丧失了男性功能。在这样的创伤下，他通过规训五月完成自我男性力量的想象性恢复。

描绘放射性装置遗失从而引发全城“疫情”恐慌的长篇小说《白口罩》，可以视为《致新年快乐》的影子小说，也是后者的深入版与放大版。小说以明城一起不明来历的凶猛疫情为肇始，以正义、冲动而又脆弱的女记者小麦为叙述者，描绘了康朝为首的精卫民间救援队的困境与壮举。不明怪病来袭，各种传言如甲流、禽流感、毒气泄漏等纷至沓来，全城陷入一片恐慌，满城尽戴白口罩。女记者小麦为救援队首领、潇洒不羁的康朝所吸引，并深入救援队的内部。康朝在全城疫情之时执行着自己的前妻——明城副市长向京的秘密搜寻任务。为了救援队的身份与资金，康朝与前妻向京做了交易。而肺癌晚期的向京为了明城的GDP，不得不隐瞒真相，对找寻任务的危险性秘而不宣，最终造成了康朝的死亡。小说抵达终点，康朝与向京几乎同时不治身亡，真相大白——原来所谓“疫情”根源在于一个放射源的遗失。

《白口罩》17与《致新年快乐》的相似性不仅在于同以急公好义的民间组织为题材，而在于其内在的动力结构。《白口罩》同样以音乐为重要的文本装置。“他们最喜欢在激越的小号中，奔赴危机和急难。……小号让大家容易感到，靠近光、向着光出发。”这样的音乐，自然是灵魂人物康朝的最爱。小麦敏锐地觉察，他其实是不断在这样激越的旋律中，汲取能量与人造的激情。音乐似乎象征着康朝蓬勃的精神力量。小说原文中，康朝认为小麦的“内在力量不够”，那么他的内在力量源于何处？他与前妻向京貌合神离，与救援队的女孩兜兜有了感情。在被前妻捉奸后，女孩兜兜毅然出走。或许出于自尊、犹豫或对爱情的不确定等原因，他并未挽留前往大西北支援的兜兜。女孩兜兜随即在赈济雪灾时车祸身亡。女孩兜兜的死对于他是一个创伤性事件，围绕这一事件，形成了他的“内在力量”。创伤使主体不断以各种形式回到创伤现场，他更加义无反顾投入救援，既是追怀女友，又带有赎罪的意味。从那一刻起，他的状态更加“向死而生”，也果然在搜寻放射源的过程中获得精神解脱。

由此我们发现，须一瓜近期长篇小说中的人性，既复杂又有迹可循。小说以社会新闻、法律卷宗为素材，主人公往往“急公好义”，以执拗的人格追求理想性的“共同善”，从而形成小说奇崛的走势。在小说主线情节之外，我们往往能够发现一条“创伤-补偿”的隐藏模式。非常人，行非常事。借助惨烈的创伤，形成人物特立独行的形象和持续不断的性格内驱力——这或许就是须一瓜长篇小说的内在发动机。

须一瓜或许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长篇小说《别人》18与“创伤动力学”的关系最远，也最为微妙。小说通过女记者庞贝的视角去直面食品安全、医患矛盾、言论自由、信任危机、金钱至上等诸多问题。与《致新年快乐》一样，主人公也是一个“高贵的傻瓜”。在报业危机背景下，《日子报》喜欢酗酒的女记者庞贝被启用为“食品安全报道组”成员，一大批食品安全问题浮出水面。由于触怒官商利益集团，阻力日益增大，政府监管部门不作为又官官相护，报社深受政治与市场意识形态钳制。女记者与《日子报》的关注点随即转到医疗卫生领域，医疗黑幕被曝光出来——公立的酉州医院巧立名目进行创收，私立的尚仁医院对无辜群众恶意骗诊。小说更深层的意蕴在于揭露当代社会的精神疾患：个体异化为冷漠割裂的唯我论的存在状态，与主体构成息息相关的他者也沦为单方面为我所用、为我所取的“别人”。小说中，关于灵魂人物女记者庞贝“溢美之词很多，诸如：才情盖世，不可收买的毒蛇，酉州报业不可复制的名片；同样的，她的名字是和醉酒放荡、自由散漫、漠视规矩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庞贝是天生没有安全感的人，她的笑意，实质是对人、对环境的习惯性讨好”。同事“小名达娃”曝光完黑心4S店后即遭车祸，同车的记者段恺心车祸后锐气全失、形同废人，记者的生活与危险、压力步步相随，战友伙伴或离世或离开。长期精神压力让庞贝有了酗酒的问题，酒后的她才能意气风发、神采飞扬，从一次次打击当中恢复。小说并没有过多讲述庞贝的个人史，她的过往也隐藏暗处，但我们或可以“酗酒”为症候，间接推断出她的精神创伤。

更进一步追问，我们该如何理解一个人物超出普通人的“激情”。这种对于“公义”执念如何在自我经验的土壤当中扎根？在得到小说家给我们的答案之后，我们是否还能追问一句——对于共同体、共同善的追求是否必然需要经由“创伤”事件才能与个人内在形成紧密结合？为什么必须是“非常人”才能做到这样的“义薄云天”？除去对于创伤性人格的想象，在当代中国我们还能否设想一种更完整、更温和，也更具有集体视野的“常人”，去肩负本由须一瓜小说主人公们去承担的道义关怀？

“创伤动力学”意味着对情节、故事的高度追求，然而这并不是须一瓜的全貌。小说家在都市书写中固然形成了相对稳定和成熟的模式，我们却并不应对那些不太具有“须一瓜式”特色的作品视若无睹。小说家自己也在试图摆脱“路径依赖”，例如短篇《小学生黄博浩文档选》以对话体的方式、欢脱的叙事声音完成对小学生生活的状态描述，而近作《灰鲸》则在“灰鲸”的理想象征之外，入木三分地描画出了中年夫妇的“疲倦感”。抛弃了对奇崛的追求、对尾条新闻和创伤性人格的熟练使用，这位擅长“故事”的作家还留下了许多对于“状态”的书写：对普通生命不同阶段的现象学描述。我们有理由期待，须一瓜在“非常人”之外再添“常人”形象，对“人性”有更深刻通透的开掘。

注释：

1 孟繁华：《都市深处的魔咒与魅力——评须一瓜的小说创作》，《时代文学》（上半月）2013年第9期。

2 须一瓜、梁鸿：《尊重人性的复杂，是社会成熟的表现——关于须一瓜长篇小说〈双眼台风〉的谈话》，《北京日报》2018年9月13日。

3 申霞艳强调：“案件、卷宗只是她的桥梁，她的目的地仍在寸心，在欲望的多与灵魂的深。”见申霞艳《人生就在这黑暗和光芒之间摇曳》，《中华读书报》2019年4月10日。

4 《致新年快乐》首发于《收获》长篇专号2020年春卷，并由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

5 [英]戴维·洛奇：《小说艺术》，卢丽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81页。

6 7 [美]罗伯特·麦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制作的原理》，周铁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44页。

8 居飞：《拉康的客体小a：自身差异的客体》，《世界哲学》2013年第6期。

9 10 11 12 14 须一瓜：《致新年快乐》，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1、65、231、143、173页。

13 “这种惋惜感在悲剧怜悯情感中占主要地位。不管你叫它‘怜悯’或者‘悲观’或者别的什么名字，它在大多数伟大悲剧里都是存在的。”参见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张隆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9页。

15 《太阳黑子》由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出版。

16 《五月与阿德》，发表于《收获》2019年长篇专号（秋卷）。

17 《白口罩》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出版。

18 《别人》由作家出版社201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