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内心自由赋形：何向阳的诗歌和多栖之义
向阳调任北京中国作协工作后，因为参加作协活动，我和她渐渐多了交往的机会。但我仍一直把她看作为纯粹的批评家。终于，不知什么缘故，我明白了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多栖作家。甚至应该这样说，何向阳的文学原生才能就是多栖写作，并非由文学批评而兼顾文学创作。甚至，向阳的文学写作都是由她的诗歌而激发的。这和其他批评家很有些不同。
她是诗人。向阳首先是个诗人。诗歌对于向阳的一个重大意义在于，能使她将溢出批评文章的情思才华有了安放和表达的方式。不仅于此，诗歌是向阳有可能从容安顿全部自我的一种最适宜的方式——在写作文体中，诗歌是向阳最适宜的文体。
这是我近年才明确的对于向阳的新认识。此前在读她的评论、理论、散文文章时，虽然钦佩于她的不羁文采集浪漫想象与思辨逻辑于一体，但也时时会生出一点若有所失之感。总感觉她另有点意犹未尽的语感语义还没有完全释放。也许是一种女性写作的含蓄或节制？直到前几年，我读到了她先后出版的两部诗集，才一下子明白了，原来我此前不知道或没有意识到，她其实是个诗人。她的秘密应该是在她的诗歌写作中。也就在她的诗歌中，我对向阳的写作有了一种文体间的对比认识：散文需要行文章法，小说需要故事情节，批评理论需要逻辑演绎或归纳提炼，它们都需要形式上的圆满。只有诗歌才能在形式上直接体现出一种想象性的可能。诗歌以无限赋形的可能使世界获得自身的充分表达。可以说，诗歌的无限敞开性、穿越性成就了这种文体的包容性、想象性。抽象地说，只有诗歌才是活跃的、活着的、生命进行时般的文体。或者说，诗歌就是一种形而上的文体。我明白了我对向阳写作的若有所失之感：一切都在不确定的诗歌里才能落定，诗歌的不确定才能成为她理想的合适文体。别有所限的文体规定性，限制的是无限性的想象和表达。向阳需要的却是就这样在诗歌里、用诗歌写下一切的一切。
而且更重要的是，向阳的诗歌写作让我顿悟到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的方式。向阳是个理想主义者。对于这个世界，她有自己的温情想象，也有尖锐的进入，有时她需要沉默和静思。此在的方式不能满足于她的多种情愫。未来或无穷之远的遐想，天边奔腾的晚霞，如果只落定在一种方式或对象上，那是无法安顿的。就像一个有着丰饶爱情的女性，没有一个男人能够接得住她的满心欢喜或忧愁究竟缘何而生。在她的多栖写作中，正蕴含了一种多面向、不确定、想像性的精神指向。一切都有待落实，一切又都正在落实。这只有她的诗歌才能承担。
追溯她的文学写作史，我不能说向阳的文学书写始于张承志的研究。在那之前，她已经是个写作者，一个诗歌写作者了。但有关张承志的研究无疑契合、或使她找到了一种能够自觉表达自己写作意图的明确方式。在此意义上，始于张承志的书写，就是始于个人想象漫游的书写、始于精神和思想自觉的书写。归根到底，这是始于诗歌的个人理想书写。《青衿》和《锦瑟》，使我明白始于诗歌书写对于向阳的特殊意义，这是从文体到内心的一种获得自由的过程。文体有形而心游无极，诗歌给了向阳一种灵动的赋形方式。我以为这是诗歌之于向阳写作人生的根本意义。
我在谈论李洱时说过这样的话，他的小说就是现代寓言。寓言这种文体的特点，在于用实际的日常通俗故事达成一个意在言外的表达效果，是从具体到普遍的一个弥漫过程。因此，寓言（小说）都需要特殊的说法。讲究的说法才能使教义有其实在的依托和支持。但小说或寓言，也就因此有了形式上的限制，它的意义很容易被遗漏。小说家不得不用不停的讲述来弥补这种遗漏。这在技术上是对小说家的极大考验。《应物兄》或许就是李洱的回应方式。而诗歌的介入则在激发人们跃出形式限制的想象。想象是填补遗漏、或与遗漏抗争的最好方式。换言之，一个写作者的无限可能性，就看有没有找到自己的合适文体、并在这种文体中实现自己的种种可能性。多栖写作的功能是给写作者提供实现自己的文体形式。向阳的诗歌和多栖写作，无形中使我有了一种文体文学史与写作意义的追溯研究兴趣。多栖写作的源头应该就在（广义的）诗歌或小说之中。而且，诗歌和小说应是源同而流异罢了。但文体的背后是想象力和思想价值观。这对现代文体研究而言倒是巨大的挑战。我不清楚同时身为理论批评家的何向阳，又如何看待自己的多栖写作及其文学研究的意义。本期同栏的作家自述也许就是一个回应。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