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记忆与文学书写的当代思考

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本期特邀军旅文学评论家朱向前、徐艺嘉，军旅作家陶纯，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妥佳宁等专家，结合军事史和战争题材文学创作，畅谈战争记忆与文学书写的当代思考。

军事文学创作的底气何在

陶纯

翻一翻世界历史和中国史，你会发现，战争是其中最为主要和重要的内容，尤其是改朝换代的阶段，更是战乱不止，灾祸连连。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无疑是一部庞大而复杂的战争史，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甲午海战，再到军阀混战、土地革命战争，乃至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抗美援朝，100年左右的时间里，战争是常态。战争改写了历史，无数仁人志士的流血牺牲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文学是现实世界的艺术映射，古往今来、古今中外，关于战争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希腊神话故事主要是战争故事；我国的四大文学名著中，《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属于典型的军事文学。文学史告诉我们，从古至今，战争文学一直占据文学的半壁江山。反过来说，战争是文学的富矿，值得一代又一代作家前赴后继，深挖细掘。

上世纪70年代末期，我在山东省偏远的乡下偶然读到了《苦菜花》《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几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由此狂热地爱上文学，并且在高考中榜后选择了从军之路。40余年过去，我仍在军旅，也写了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大部分是军事文学，所阅读的作品，也是偏爱军事文学。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地球上的战争难以计数，自小说这个文学门类诞生以来，正面描写战争的作品虽然有很多，但是让我一直难以忘却的却又不是太多。在公认的世界名著中，《战争与和平》写1812年的俄国卫国战争，《飘》写美国南北战争，海明威有几部作品写一战和西班牙内战，苏联有不少作品正面写二战苏德战场，人称“战壕文学”，但是现在似乎已经渐渐无人提及。我们国家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从规模到战绩历史罕见，可是正面描写它们的优秀长篇小说却让你说不出来。

其实，真正好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基本上都是那些打战争“擦边球”的作品，这类的好作品实在太多，比如我本人喜欢、并且大多数读者都认可的《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铁皮鼓》等作品。《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社会剧烈动荡下的俄罗斯（苏联）大地上人们的奋斗、苦难与创伤，前者写顿河岸边哥萨克人的战斗生活，后者写动荡年代莫斯科知识分子的内心困惑的世界；《铁皮鼓》主要写二战前后战争阴影下边缘小人物的生活，借一个总也长不大的侏儒奥斯卡的眼睛透视成年人世界的丑恶。它们不论从题材开掘还是人物的塑造上，都超越了战争本身，超越了前人的作品，获得了巨大的艺术上的成功。所以我更喜欢这三部作品，认为它们才是世界战争文学的代表性作品。

事实上，对于小说家而言，正面写战争往往出力不讨好。主人公不一定非要写拿枪的人，更不一定非要写英雄。从本质上说，小说家所写的通常是特异的、不正常的人物或事件，太常规、太高大的人物还是让报告文学作家来写更好。因此，正面战争由报告文学作家去表现效果一定更佳，比如中国近现代的几场革命战争，军旅作家王树增几乎都有涉及，他先后写出《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远东朝鲜战争》等大部头纪实作品，满足了普通读者的需求，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说到底，小说是作家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或者写照，它不是史书，它的任务也不是事无巨细地记述战役的具体过程和真人真事，而是塑造典型人物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百年孤独》《羊脂球》《白鹿原》《红高粱》《丰乳肥臀》等这一类名著，都用较大篇幅写到战争或者战斗行动，主要人物是在战争状态下，或者说是在战争年代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我愿意把它们称之为“泛军事文学”。也就是说，以文学的形式书写战争，不一定需要正面强攻，从侧面来展示，艺术效果也许更好——这类作品对我们的重要启示正是在这里。

中国现当代文学最重量级的小说家如鲁迅、茅盾、巴金、老舍等人以及一批同时代的作家，他们曾经一度生活在战争时期及动荡年代，但是他们都没有写出正面涉及战争的文学作品，很可能与他们没有亲身经历战争、体验战争有一定关系。如老舍的《四世同堂》主要写抗战时期北平的市民生活，而巴金在解放以后仅写过一个抗美援朝的中篇小说《团圆》，后改编为电影《英雄儿女》。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的前十七年，是红色经典创作的鼎盛时期，那些早年影响过我的重要作品，基本上都是那个时期出现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的变迁，有些作品已逐渐淡出人民视野。社会发展到今天，当代作家再回头去深入历史，重新反思历史、战争和人性，用新的创作手法拿出适合当代人阅读的作品，写出它的当代性，丰富感，进而映射现实，我认为早该是时候了。

写战争，就得深入地研究战争，把军史装到脑袋里，仔细地消化它，从历史的隙缝里挖掘出有艺术价值的人物形象。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近年来描写战争的中国当代小说日渐稀少，这或许与作家缺少对战争的兴趣、体验和研究有关，大多数作家都是写自己眼皮子底下的琐事，这样既省事又不冒风险。影视剧倒是一如既往地对战争和谍战感兴趣，但是有不少是“雷剧”，粗制滥造、内容重复的居多，很多影视作品连基本的故事情节都编不圆，同时也反映出缺乏厚实的文学作品所支撑的影视剧创作少有精品佳构。

不过，近来有两部作品让我印象深刻，一是迟子建前年发表的描写抗联战斗生活的短篇小说《炖马靴》，作品细节之绝妙，让人过目难忘；二是英国作家肯·福莱特的“世纪三部曲”——《巨人的陨落》《世界的凛冬》《永恒的边缘》，作者以不同国家的几个家庭的经历，串联起100多年的世界历史，构思独特，结构宏大，细微处令人动容，很多战争场面给人与众不同的艺术享受。当然我们更期待中国作家将来写出《静静的顿河》《铁皮鼓》这样的顶级重量作品。人们常说，死亡和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我们的前辈所经历的如此庞杂丰沛的战乱岁月，可以说是一座很大的文学富矿，它多层面、多角度地涵盖了这一永恒主题，很值得后世作家们反复去开掘。实际上，军事文学如果用心经营，更容易出现黄钟大吕般的作品。

如今人们生活在一个富足、和平、安逸的国度，但是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和平并非一劳永逸，也许战争就在不远处等着我们。作为普通的读者来说，从文学作品中了解战争，体验战争，进而做到珍惜当下，洞察未来，何乐而不为呢？

抵近更阔达的文学天空

朱向前 徐艺嘉

写童书这件事距离印象中的王棵好像有点遥远。此前，他带给我们的故事大多是围绕军人生活展开的纯文学作品，记忆中尤为难得的，是他的《守礁关键词》曾入选中华文学基金会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在对作者本人没有任何接触和了解的情况下，笔者作为评委先被他劲道而老练的语言所折服。那些写守礁军人生活的小说有坚实而又无奈的沉重感，真正抵近了军人的生存本相，在同类作品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据作家王棵说，他已经很久没有用如此蜗牛般的速度完成一篇不到10万字的小说了。新作《风筝是会飞的鱼》是他首次试笔儿童文学的成果，也是2020年一整年耗费他心力最多的精神结晶。如今，我们乍遇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老友，不免怀着兴奋和期待，很想知道与他的文字久别重逢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带着好奇和疑问，我们进入了《风筝是会飞的鱼》的阅读，并将其新作特质作出如下几个方面的归纳：

首先，王棵写给少儿读者的文字没有因读者的低龄化而自降作品标准，仍然努力维护着严肃文学的尊严，并使之传递出坚实的、向上的精神力量。这部小说显然不是为了凑趣而作，它有着纯文学的品格与风骨，像一首温情的爱的赞美诗——小说表达了一个“爱的救赎”主题：故事中两个核心人物，一个是因父母双亡而对现实世界的觉知有些滞后的小男孩艾齐，一个是处于南沙极端环境、为守卫祖国而牺牲小我的军人冯太阳，两个人物通过爱心救助连接在一起，以复杂而微妙的“心理反射”形成了类似父子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再通过一个中间人——男孩夏树的串联，相互把现实中缺失的爱寄托于对方，得到一种“大爱”的连接，而获得彼此内心的充盈与满足，完成双方的爱的救赎。在这部儿童文学作品中，作家除了关注孩子，同时还关注到了成人内心的成长，且这种成长是多向的、流动的、无功利目的的，从而为作品注入一股温情脉脉的，然而又是不容忽视的正能量。书中穿插描写的南沙风情、守礁军人生活，又为广大青少年了解南沙、了解军人打开了一扇窗，让更广阔的群体看到一群最可爱的人在和平年代如何无私地奉献，在艰苦中顽强抵御内心的寂寞与孤独，凸显当代军人的铁血柔肠。这对大部分读者来说，都会带来一种别具魅力的“陌生化”审美体验。书中椰子树顽强生长的故事，冯太阳去世后战友接替他资助艾齐传递爱的故事，都彰显了一种深层人性美的高贵品格，为小说注入了“精魂”，也由此升华了全书的艺术格局。

其次，《风筝是会飞的鱼》无处不蕴含着作家扎实的内在体验。字里行间，我们仍然看到了那个熟悉的、浑身裹挟着粗粝海风的军旅作家形象。小说带着浓重的作家过去生活的影子。王棵从《守礁关键词》的一片蔚蓝汪洋中潜水而行，登陆上岸后没有停歇，扛上背包，抓起行囊，继续一刻不停地向前奔袭。于是在首部儿童文学作品中，出现了烙在他生命体验深处的南沙守礁生活的延续，一并带来的还有伴随着南沙的海风吹拂而来的醇正文学气息。文学如同运动一样，会形成肌肉记忆，对于这项高度活跃的精神运动来说，可能称之为“大脑记忆”更为合适。故事在对新兵夏树第一次坐军舰去往南沙的叙述中徐徐铺陈展开，在“一块基底是深蓝色、表面敷着薄薄一层炼乳的大玻璃”的海面上，王棵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奇特而又如此翔实、具体、鲜活的蓝色国土，军舰、海豚、身披霞光的飞鱼、珊瑚礁随之热热闹闹地轮番登场，这些具有高度南沙特性的写实风景，不恰是王棵最能下意识输出的“大脑记忆”吗？也因此，这种自然流淌的生命体验成为这部新作的最大亮点。作品的文字富有张力，作家运用了生活积累，并尽力将之提纯化、浪漫化，比如书中多处写到几年前艾齐和夏树对于南沙的想象，将天、地、海想象成一体的奇幻描写，显示了作家向童心皈依的努力，达到了儿童文学一直在追求的故事性与文学性的平衡。

最后结合这部作品来谈谈儿童文学的精髓问题——回归童心。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需要有儿童的视角，需要作家返回到儿童的状态和心理，写出童心、童趣、童言。而这恰恰是最考验作家的难点。成人与儿童之间不仅是年龄的差距，还横亘着心理上的巨大鸿沟，儿童文学的深层意义便是作家以成熟的心态和经验，用文学的方式返回童年，从而为童年弥合、抚平内心的伤与痛，滋养、呵护、引导年幼心灵的健康成长。王棵试笔儿童文学创作，想必也是有此愿景的。毕竟，一个业已成熟的作家转而写童书，应是人生行走途中由“厚积”引发，重启遗漏在时光之中的记忆密码，以此来重构新的个人化文学版图。我们也看到了作家的努力成果，王棵对待这部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态度极为严谨，他数易其稿，又多次修改细节，语言的张力、细节的密度让这部小说葆有纯文学的底色和厚度。同时，作家试图突破传统文学的羁绊，向更阔达的“大文学”的天空抵近。我们对这种试图超越自我的文学姿态表示赞赏。当然，作家如何更好地把遗落在时光深处的童心完全召唤回来，完全回到童心、童趣和童言，这是每一个儿童文学创作者一生的功课，也是初涉儿童文学创作的王棵今后仍需继续精进的方向。

我们希望未来能有更多优秀儿童文学出现，尤其是战争军事题材的精品力作。目前无论是作家，还是市场，对儿童文学的认识与重视依然不足，导致好作家投入其中的力度还远远不够。明天出版社和裘山山、王棵等作家已经为我们开了一个好头，我们衷心地期待着有更多更好的作家们能够参与到童书创作中来，为少年儿童带来更为丰富优质的精神食粮。

在文史之间穿梭

妥佳宁

今天的读者似乎更喜欢“甜点”式的阅读体验，简单而有趣。而以往许多文人读书则随性而至，在浩如烟海的杂书中任意遨游。两种阅读方式都不是完全成体系的，也不是专业的学术训练，却都是对个人阅读兴趣极佳的培养方式。不过，即便是倡导写小品文的“文抄公”，其阅读也不是“小品”式的。可见读书不妨视野开阔些，不必专于一类。

喜欢读杂书的文人有许多，譬如为人所熟悉的小说家金庸，读书就很杂。金庸读史尤其多。金庸小说涉及许多历史事件，尤其是政治史军事史。如果以为金庸只是专门查找资料来写历史故事，那未免小觑了这位哲学博士。以金庸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为例，其中就写到了乾隆大帝的“十全武功”。尤其是对“黑水营之围”的描绘，显示了金庸对中亚史完全不同于顾颉刚的理解。而这不仅需要更具现代视野的史观，还需要对军事史的充分了解。这部小说所用的史料，不单纯来自哪一部史书，而是兼采众家，无论稗官野史还是小说笔记，都化在了金庸笔下。而这部小说除了吸纳金庸本人家乡海宁民间传说和北京民间传说之外，其实还受到叶尔羌汗国时期中亚历史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波斯文史书《拉失德史》的影响。而这一点，很长一段时间都未被发现。

在中亚史尤其是战争史方面，《拉失德史》是一部无法绕开的史书。而《拉失德史》又不单纯描绘战争，书中还穿插了许多民间故事，许多都被金庸化用在《书剑恩仇录》当中。例如小说中写“黑水营之围”战事之前，就写到下战书时的一段故事，与《拉失德史》中的另一个历史时空中的故事极为相似：《书剑恩仇录》中江南义士首领陈家洛前往霍青桐部报信，扮作其部少年阿密特，正巧在舞会上遇到前来下战书的敌人。敌人信使傲慢无比，手下四名随从皆为巨人，徒手提起骆驼，以震慑霍青桐部。而最终看似瘦小的少年阿密特与四名巨人比武，不仅战胜了对方，更令对方心悦诚服。一场傲慢的挑衅，最终化为以武会友的订交。日后四名巨人在阿密特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助其逃走，却因此违反军法而被关押，直到“黑水营之围”战事之后，霍青桐部才解救了这四名被关押的巨人，放其回乡。而在《拉失德史》中，东察合台汗国的蒙古汗王秃黑鲁帖木儿劝导其下属蒙古大臣札剌思时，札剌思要求长老札马鲁丁之子黑的马特与他手下一名能提起两岁骆驼的巨人大力士比武，但最终巨人被黑的马特降服。《拉失德史》中的察合台汗国传说，被金庸化用于描绘四个世纪之后乾隆时期的战时故事，可见金庸写作并不受历史资料的局限，而是将自己阅读过的许多杂书统统熔于一炉。

有趣的是，金庸对《拉失德史》的兴趣似乎十分浓厚，《书剑恩仇录》中不止一处化用了这部中亚史中的民间故事。再举一例，小说中陈家洛与霍青桐姐妹来到传说中被风沙掩埋的古城，发现空无一人而器物尚未腐坏的情节，也与《拉失德史》中长老札马鲁丁离开古城罗布·怯台后，追随其离开的穆艾净回城时发现全城被天降沙土掩埋的传说相似：“这座城镇直到现在依然埋在沙土之中……一阵大风吹过，会使一所房舍露出来，走进去时就会看到每件东西都井井有条，只是主人已成白骨，无生命物却没受到任何损伤。”事实上，天降沙土掩埋城池的故事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已经出现，但未曾出现古城空无一人而器物尚未腐坏的情节。金庸小说中并未详写天降沙土，而实写无人古城，显然与《大唐西域记》或更早的《洛阳伽蓝记》的佛像故事并不直接相关，而与《拉失德史》所写有密切的承接关系。

然而这部重要的中亚史著作在金庸撰写小说的年代，仅有波斯文抄本和突厥文译本传抄于世，尚无汉文译本，惟1895年罗斯的英译本可供金庸参照。直到1983年，王治来校注的汉译本《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新疆人民出版社）才问世。《拉失德史》成书于16世纪40年代，作者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是叶尔羌汗国人，该书是献给叶尔羌汗国的拉失德汗的。该书被认为是叶尔羌汗国惟一流传于世的史书，其史料价值自然不低。而这部史书虽然留下了大量珍稀的第一手史料，却也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金庸化用这部史书时，或许就受其史观一定程度的影响。

若要更加客观而系统地了解中亚史，尤其是叶尔羌汗国及其源头东察合台汗国的军事史政治史，可以找来刘迎胜的《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一阅。然而刻意系统地阅读某一地区的军事史政治史，恐怕不符合一般读者随性而至的阅读兴趣。况且系统的察合台汗国史研究，未必在史料方面胜于古人流传至今的史书。

而对中亚军事史政治史缺乏了解，也是许多中国读者较为常见的情况。事实上中国对周边国家地区政治军事的了解，远不及周边国家地区对中国政治军事的了解程度，在战时尤为突出。例如明代史书中对屡次造成威胁的蒙古政治军事就十分不了解，多次出现“小王子”之称，而不明其具体为何人。甚至于连达延汗都曾被明代史书以“小王子”这一泛称来指代。反过来周边国家地区在战时对中国政治军事的了解程度，则到达了令人吃惊的细致程度。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在蒙疆地区122户家庭的调查报告，甚至包括一年内每个家庭外出及来访者的具体时间事由等。而战时中方尤其是重庆国民政府对日本政治军事的了解则甚浅。相对较好的是中共西工委编的《抗战中的绥远》，算是对沦陷区政治军事较为细致的情报汇总，具体到日伪在各地每年的植树数量，虽非对日本本土的政治军事研究，但至少是对沦陷区的调查。这些情报看似琐碎，实则在战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战时情报流传到日后，则可成为军事史的史料。一国当年对周边国家地区的政治军事是否了解，后人只需读一读关于周边国家地区的史书，或许就可以看出一二。

当然，今天的读者没有义务替史学工作者去关注周边国家地区，但不妨像金庸那样，在自己并不特别熟悉的领域里多读一些杂书。中亚政治史军事史这样冷门的书，在没有汉译本的情况下，都可以成为金庸写小说时信手拈来的故事源泉，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打开视野在文史之间穿梭，让自己的阅读边界不断扩展，从古今军事史中获取更多关于人和世界的理解？到那时再去读《书剑恩仇录》，或许会对这位已经去世的金大侠有更多的理解，发出会心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