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带着真相上路，与脆弱共生
在东来的第二本小说集《奇迹之年》中，“光”的主题被复杂化了。我注意到两个迹象：首先，《奇迹之年》中的阿来，梦里听到一个声音，命令他“往西边去”。鲁迅《野草》中的“过客”也曾听从“那前面的声音叫我走”。这神秘的“声音”不能实体化，近乎至上而绝对的召唤、指引，昭示着一种纯粹的、非经验的精神向度。从视觉的“光”转化为听觉的“声音”，受此感召的又同是“追寻者”（《大河深处》中的路翎与“我”，《奇迹之年》中的阿来）。然而表面的相似却难掩深刻的区别，阿来周围渲染了一层明晰的反讽色彩，他本身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梦中的声音很可能只是“幻听”“癔症”，也就是说，恍如神迹的“光”/“声音”遇到了解构的危险，就好像他最终走向大漠深处不知所踪。其次，《南奔》中的“我”从事古戏台研究只是为了打发时间，“逃避一切具体的苦恼”，“伪装得像个真正的文保工作者”。这是当下青年文学中常见的人物造型，抑郁而颓废，主体无法身心充实进而稳妥安顿到生活与工作中；这是一群感受不到“光”、听不到内心“声音”的人。当真理绽放的时刻降临时，他们无法领受，只是在左躲右闪。东来两部小说集的变化兴许在这里：《大河深处》中的“光”来自天外，明亮、自在；《奇迹之年》中的“光”经受着风雨摧折，处于明暗摇曳之中……
上述这道看似下行的轨迹，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一位青年作家的涉世和成长，一段举步进入真实世界的旅程。《大河深处》中，路翎最后在山寨里建造的只是“一个人的教堂”，也许在暗示其传教事业绝非一帆风顺。但是在迎受“光”的过程中所遭遇的曲折与颠仆，并不在《大河深处》的前台，却成为了《奇迹之年》的主题。与此相关联的是，阅读《大河深处》时心境平和、沉静，但是阅读《奇迹之年》却不免焦虑、紧张感。为什么会这样？在作家的青春期，写作就像抖包袱，真理与真相的呈现也就意味着小说的收束。“五四”时代的新青年流行书写浪漫的“出走”故事，张爱玲忍不住讥诮：“小说戏剧做到男女主角出了迷津，走向光明去，即刻就完了——任是批评家怎么鞭笞责骂，也不得不完。”（《中国人的宗教》）仿佛慷慨“出走”，便从黑暗旧家庭一步登天到了阳光灿烂的新天地；实则“出走”只是一段未知旅程的开始，这段旅程可能饱含更多的艰难甚至危险。就好像《奇迹之年》中阿来走向大漠深处，吉凶难卜、一片混沌。所以在迈过青春期的下一个写作阶段，就必须处理洞察了生活的真相后——已经看穿了——如何继续进入生活。携带着生活真相上路，往往意味着冒险旅途开始了，因为真相、信念、承诺，在进入实际生活之后，会面临扭曲、发生冲突、遭遇挑战，这就需要领受“光”的人舍身到洪流之中，去求证、捍卫……人类在求证信念的同时，本身就伴随着关切、焦虑与紧张感，与脆弱共生。诚如纳斯鲍姆所言：“人性卓越之美，正是在于它的脆弱性。”（《善的脆弱性》）脆弱性本身不值得欢迎，但我们必须将它设定为追求善好生活的、不可避免的条件，愿意暴露在不明朗的世界中，通过与一切无常事物的纠缠来萃取出真正的善，就好比明暗摇曳的光经受时代风雨摧击。这种对于世界的开放性本身意味着人的成熟、卓越与自由。
东来笔下的“追寻者”家族，也是一群逃离生活常规的人。激情与理性、超越与日常、例外与常态、他方与此地……这群人无疑倾向于对立项的前者。《奇迹之年》中的阿来深陷八九十年代席卷中国大陆的特异功能狂潮，却在2012年12月21日这个“世界末日”中失去了异能。断代感如此决绝：特异功能的世界有趣、旁逸斜出，特异功能祛魅后的世界理性、功利，“2012年之后的世界，缩小了，超出常理的部分全部被剪除了，平滑得像块新草坪”。有意思的是，东来作品中又内生出强悍的自反性，揭穿特异功能狂潮中充斥谎言与骗局。一方面向消逝的、旁逸斜出的时代致敬，另一方面也警惕怀旧中的过滤与美化。比照、判断不同的时代，并不是将特殊境遇中的经验和价值唯一化、凝定为固定标准，而是在相对的历史脉络中打开与珍重各自存在的合理性。这种自反性同样标示出东来的渐趋成熟——携带着真相上路，与脆弱共生，“在复杂结构中感觉到并且回应来自四面八方的张力”。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