狙击训练般的写作
一、“间距”：旁观者的视角
创作者的修辞与其观看世界的角度密切相关。动物题材在散文创作中并不罕见，创作者站在何种角度理解动物，或许是决定其中差异的关键因素之一。周晓枫《幻兽之吻》中动物书写的特殊之处在于，面对“动物”这一群体，她既不作为狩猎者抓捕，也不作为驯养者抒情，而是作为观察者旁观。这一视角，在《野猫记》中“我”面对野猫们的情状中可窥一斑：“我什么也没干，只是近切观察了一会儿那些可爱的小家伙。真的没有碰触，我只是隔着几十厘米近距离问候。”“停留了大概几十秒，我快速后撤，怕留下自己的气味，惊扰到它们多疑的母亲。”“我没有留下踪迹，我几乎倒退着走在自己来时的脚印上。”
“快速后撤”“隔着几十厘米近距离问候”“倒退着走”，这类夸张到略显滑稽的举动很容易使读者体会到“我”的谨慎态度。较之亲昵的抚摸、养育，“观察”显示出“我”与面前这些小动物们似乎始终维持着一个被小心计算出来的间距。
我认为，正是这“间距”，赋予了周晓枫的散文一份紧致的冷感：作为观察者，她不“介入”。在本书中，周晓枫一边对小动物们怀有深挚的情感，一边却仿佛在用极大的意志力抑制自己靠近的冲动。——这在矛盾之下构成的张力，使“我”与动物们之间形成了一道无形的“玻璃幕墙”。譬如在《野猫记》《男左女右》中，尽管共处一室，“我”与小动物们却似乎身处两个世界：“我”一面隔着“玻璃幕墙”，对另一个世界展开细致的观察，一面又常常游离在外，审视自己的行为，对是否进入另一世界犹疑不决。放眼全书，周晓枫将或好奇，或热烈，或温情，或警惕的目光投向“动物”这一群体，在她的目光下，动物所在的生活空间被强调和放大。如同《幻兽之吻》中“我”与蚁群的相遇：蚁群“像是隆重的抬棺队伍”，猎物肉虫被蚁群高高抬起，它们在宽广的街道上快速行进，“体型极小，蚁流保持一厘米左右的宽度，数蚁并行，速度很快，像摄影机下六车道的高速公路”，在整本书所呈现的动物世界中，周晓枫不断与各种动物相遇，围绕着某一对象，她往往能展开极尽精微的描写与思辨。那些原不引人注目的生物在她笔下被成倍放大，在她显微镜般的注视下，我们可以看到，原本指尖就能摧毁的微小身躯如何翻滚腾跳、跃至半空，气势汹汹。
二、自省：宇宙之“大”与自我之“小”
周晓枫为什么会使用“观察者”这一视角？如同“若即若离”易被误解为“高傲”，在部分读者看来，字句中渗出的冷感几乎滤净了她散文中的所有水分，以至于假若没有耐心多次进入文本，读者会怀疑这扇繁复而厚重的大门简直像是门后那个“高傲”的作者故意为人设置的障碍。但我认为，应该将周晓枫散文的“精湛”与外壳华美而内质空虚的“精致”区分开。在其细密繁复的外表之下，有着精准计算且一以贯之的秩序——其基底是怀疑，对自身情感的怀疑，对纯粹的“善”的怀疑，也是对“爱”这一概念的怀疑：这怀疑，基于周晓枫对万物本质平等，以及事物内部复杂性的体察与理解——“体察与理解”，我不再狂妄而无知地称之为“爱”。
是怀疑而非爱欲，赋予周晓枫的动物散文智性而非单纯的感性。何为“感性”？当无法破解（或说压根无视）动物的语言时，我们以主人的身份侵入它们的生活——这在周晓枫看来是一种以“爱”为名的侵犯：“所谓的爱，依然是一种误解，是最爱它们的人带给它们最严重的伤害”。当她说“我不是一个理想的主人”时，其潜台词或许是，“我不是任何动物的主人”。“主人”与“宠物”二词提示着所有者与所属物的关系，但在周晓枫这里，人与动物二者的关系显然远远不是如此。“半兽人”——或许可以如此概括周晓枫对自身的认识：“我们自身的角色，是主人亦是宠物。或者说，我们既是宠物样的人——奴隶，我们也是人样的动物——禽兽。”
可以看出，对于人与动物之间关系的认识，周晓枫并不着眼于二者外在特征是人是兽，而更关注差异性背后的同一性，即，共同存在于二者身上的“人性”和“兽性”。在“半兽人”这一身份认知下，她不再满足于对“动物”这一群体进行简单的记录和描摹。在《幻兽之吻》中，周晓枫写动物的生动可爱，写与动物生活的温存，也写自己看似关爱的行为对它们造成的伤害，反思自己对动物们的真实态度；在《野猫记》中，“我”喂养门前的猫，引来了越来越多的喜鹊。“我”试图兼顾两者，却发现自己这一行为背后的两难处境：“当倾心捕食者，就没办法同时倾心猎物”，“我”的爱猫，可能同时为喜鹊带来灭顶之灾。而自己“尤其害怕喜鹊死在眼前，死在门口，我怕寓意上的不吉利乃至凶险。我的善念与真正的慈悲，貌合神离”。
从具体情境中抽离出来反思自身，是周晓枫散文的特点之一。即，她的散文写作有着强大的自省系统作为基底。她的旁观，不仅是对于书写对象的观察，也是分裂出另一个自我，对当下自我的旁观。“统治苍生的大神，面对困局或许同样难解。当我们说命运残忍，也许正因为神在给予他者慈爱；我们也难说，神，在空降的爱意和美意里，是否潜藏了未来的灾难。”（《野猫记》）“神”是一个频频出现在周晓枫散文中的词。这或许暗示着她观看世界的角度——当她将目光投向整个宇宙，她的眼中便不再只有自我和作为他者的动物。正是因为察觉到悬置人类与兽类脑后的永恒秩序——神，察觉到以驯养为基础的“爱”的狭隘，才会有“若即若离”的态度，以及相伴而生的修辞的冷感。在她眼中，动物远非动物本身，而是上帝造物时与人共生的另一群灵物。人类与兽类，二者同为“上帝的子民”，共享同一套秩序。人即是兽，兽即是人，人有动物性，而动物也有人性。因此，面对动物，除人性自身的易感和占有欲之外，周晓枫多了一分警惕和敬畏：她对自己的警惕就是对人性内部劣根性的警惕，对动物的敬畏就是对神的敬畏，她敬畏另一群上帝的子民。也正是这“敬畏”，构成其散文中自省意识的来源。
三、紧致的修辞：在平衡中抵达准确
于是便不难理解，周晓枫的散文何以有种拧紧的力：紧致的冷感，源于她在广度、深度和精度方面的多重追求。在广度上，她写美好也写残酷，写纯净也写血污，不仅写为人喜爱的猫咪、土拨鼠，也写令人惧怕的虫、食人鱼和狮虎兽；在深度和精度上，她以刻刀般的笔触精准刻下动物群像，在纸面上完成生物链条的建构，又从中抽离、反观自身，完成对人与动物之间关系的反思。
因此周晓枫的《幻兽之吻》兼具人的理性和兽的野性，有着并行不悖的谨慎和大胆。她的大胆出于对世界蓬勃的好奇心和对真相的渴求，她的谨慎出自广阔的视野和视野之下对自身渺小的认识。这认识，使她在叙述中施行着一种严格的自我控制：她屏息凝神，一边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与书写对象之间的间距，一边不动声色地控制着修辞的温度。她的目光探照灯般射向丛林深处，深入黑暗中的另一个群体。于是动物也显了灵，它们从夜色中走出，用眼神和动作开口说话，诉说它们的欢乐、痛苦、挣扎和对自由的渴望。而作为旁观者的周晓枫写下这一切，她语言的靶心在万物之上游离，瞄准，又转而对准自己——她开枪，毫不避讳，甚至毫不留情：“养猫还可以满足人类潜在的虚荣心：看，世界上最凶猛的狮虎那样的猫科动物，等比例缩小为人类的玩偶……这就是我们懦弱而自欺的勇气”（《野猫记》）……
在这个意义上，周晓枫为人所熟知的“华丽”修辞，与其说出于对美的需要，不如说出于对准确和真实的追求。语言和字句在她，不仅是自我表达的扬声器，更是自我确认的锤和钉。她写兽性就是在写人性，写他者就是在写自身，在《幻兽之吻》中，她以动物、童话人物、女作家乃至路上偶遇的陌生人为钉，铸成一面面镜子，在与他者关系的观照中，发掘出事物内部的复杂和人性深处的矛盾、脆弱和胆怯，照亮内心为“爱”“美”“善”等概念遮蔽的那部分。
“真正不怯懦的人才能看到自己的怯懦。”（《思想等待思想者》，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如果我们抛弃以“美”或“共情”与否这类判断散文好坏的单一标准，就会在缝隙中窥见周晓枫的可贵：不仅是“美”，更是“真”；不仅是“纯”，更是看透事物暗面后依然选择道出真相的“勇”；不是“愚勇”，而是大声道出看法又敢于自我修正的“智勇”。她的“智勇”，不是针对外界的攻击和宣泄，也不是智慧与勇气的简单相加，而是平衡木上的一个恰当的支点，是两种相反的作用力之间达成的微妙制衡：她柔软，但当她决然地捍卫柔软时，她变得坚实；她怯懦，但当她无情地揭露怯懦时，她变得勇敢。她的散文，声调不高却响，词语密集而有重量，一字一句凿在纸上。而《幻兽之吻》，像是周晓枫以散文方式完成的一个凝视世界的动作，专注使她发现，她用智慧而非蛮力将自己缩小，聚焦于狙击枪瞄准镜后的一个眼神——于是我们看到，一个世界如何在她锥形的笔尖下铺展开来。如同万花筒，周晓枫不厌其烦地将世界塞进筒中转了又转，写了又写，为的是能看清隐没在角落中的、为人习焉不察的真相——并以此照见自身的真相。
“修辞立其诚”，也许可以这么说：自开始创作以来，以“诚”为基准线，以自省意识为底，周晓枫始终在践行一种狙击训练般的写作。在这训练中，她大胆又谦逊，率真又自律，植物般冷血又野兽般热血——就是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特质能够毫不违和地存在于她身上。也许矛盾两端的反复摇摆也曾使她短暂迷失，但好在，在《幻兽之吻》中，她已不再是早先那个密林中漫游的孩童——此时的周晓枫，已是文字丛林中的猎手，在一次次背叛与修正中，她不断颠覆自己，逼近真相。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