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实的自然，隐喻的自然
《春山谣》是一部好看而不好谈的小说。在这部长篇小说里，张柠先生对待广大读者是友善的（小说的叙事舒缓流畅、细节也鲜活丰满），对待小说人物是温柔的（顾秋林和陆伊们的命运固然泥泞、却永远不失盼望），对待摩拳擦掌的评论者们，却多少有些无情——我们似乎很难从小说中找到确凿的“关键词抓手”，借以去攀登并开凿那些熟稔而宏大的阐释。抓手并非没有，但往往显得可疑：这部作品写到了“历史”，然而并未专究；写到了“苦难”，然而并未痛陈；写到了“人性”，然而既不赤裸也不极端……说到底，《春山谣》只是写了一群年轻人，他们胸中揣着代代相似的火，在一个有些特别的时代、去到一个未曾料想的地方，经历了一段偏离常态的生活。
此事可大可小。可大，指的是“偏离常态”，偏离总有原因，而世间的原因但凡较劲总都可大谈特谈、上纲上线。可小，指的是“经历生活”，生活本是寻常的、也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至于它被归入哪一类人间的指称——在上海逛街或者在江西伐木——或许没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是那些源自生活的“差别”、却又超越了“差别心”的事物，诸如忍耐，诸如希望，诸如成长，诸如爱。这些永恒的、江海般宏阔的话题，就像有缩骨术或遁地法一样，蛰伏在小小的、寻常的生活体内。《春山谣》的取径是事情“小”的一路。它没有那么多惊心动魄、没有那么多争斗曲折、甚至没有那么多刨根问底，只是把生活的卷轴缓缓打开、只是让年轻的男女哭了又笑来了又走，书脊下悄然沉积的种种，却不可谓不大、不重——这是管中窥豹，是小孔成像式的投射，它通过细窄的不规则的穿孔，把小小的火焰投射成大大的光明。
在此意义上，《春山谣》颇有几分“道法自然”的意味。这里的“自然”，既是写实的、也是隐喻的。小说中大部分的内容，都关乎人对土地和森林的重新接近，人要在缓慢的、质朴的、近乎前现代式的自然环境中，重新打量自己的生活乃至生存。“自然”在此，是明确的、实体化的对象，它是林场里的乔木、水田里的蚂蟥、空气中弥散的稻花与粪便的气味、是荒山野岭野兔豪猪野鸡鹧鸪。《春山谣》对这样的自然从来不吝笔墨。“大路两边是起伏的山丘。路旁刚从冬眠中苏醒过来的灌木蓄势待发。水田里的泥巴和野草根茎，在中午的阳光照射下，散发出一种躁动不安的气息。”这是知青们初到春山岭时的“直观冲击印象”。这样的细致的笔墨和荡漾的情感，使我想起屠格涅夫笔下的乡间风光、也想起中国古典田园诗或民歌里的句子，此类描写借助了知青们的眼睛，进而无疑是知青们内心震颤的投射：“对于陆伊而言，眼前这些景物和人物，此前只是在书本上见过，如今却近在咫尺。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真的像是绘在图画之中一样啊！”
不同于其他很多知青题材小说，《春山谣》没有简单地把那段生活讲述成“激情燃烧的岁月”、同时也并不急于让故事变得苦难深重涕泗横流。对自然——以及紧紧依托自然存在的农耕生活——的细腻感知，在小说中获得了很从容的铺展延续。知青们迅速投入到生产之中，虽然时常遇到小的意外和阻挠（例如被蚂蟥叮咬、不能习惯粪肥、长期吃不到肉食等），但总体上都能够跨越克服。事实上，直到小说大约三分之二的篇幅处，知青们的“回归自然之旅”依然总体顺利，他们都还在平静甚至不失热情地操持着辛劳的农村生产生活。甚至我们看到，幽深强大的自然悄悄改变了这些年轻人的性格——在西岭沟无人山洼里待了几个月后，顾秋林“像换了个人似的”，变得沉默、强硬、坚定。自然与人的内心形成了对话、并相互浸染，它的强大力量逐渐显现出来；自然不仅仅是外在的对象、也时常作为内化的“我”的一部分而出现，并由此不断接近“青春”与“成长”的故事内核。与此同时，在另一群人眼中，这自然始终是亲切的、抒情的，例如本地的孩子们。与自然有关的愉悦，始终环绕着马欢笑、王力亮及其兄弟姐妹们。自然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诗性的。反诗的是叛离了自然、明显已不再天真的成人世界（父母辈的世界）。
小说里，年轻人们“上山下乡”，形式上是对人造的、充满意识和观念固习的都市文明的逃离，它呈现为一个回归至农耕文明、也即自然世界的梦幻式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或者说这样一种社会实践，之所以能够如此大规模地展开，一方面存在着的历史运动的外力因素，另一方面，同样也有知识青年自身的理想主义情结在起作用——倘若说，下乡一事于顾秋林而言还带有某种难以明言的无奈成分，那么陆伊选择投身农村，则属于完全主动的个人选择。有趣的是，这种从人造世界向自然世界的逃逸冲动，本身是人造世界观念高度繁衍增殖的产物。在这些年轻人看来，不直接从事生产劳作是不光彩的，高度精细化的社会分工是具有腐蚀性的，只有亲手种出自己的粮食、亲手盖起自己的房子、在习性乃至样貌上尽可能地与土地同一，这才是英雄的行为——抛开真实历史中的意图背景不谈，至少在现象层面，结构复杂的现代革命话语，同最质朴的古典诗性理想，在这群年轻人开赴乡间的队列中重叠了起来。
然而，这种回归在相当程度上只能是虚幻的。就在此前的引文中，出现了美丽的紫云英。然而，它们是“即将成为绿肥”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在分类学和现实理性的冲击下瓦解了，田园风光固然美丽，但其中的某些风光终究只能被用来沤肥。而肥料无非是帮助庄稼生长，到底是为了满足人的生存需要，既然如此，为何又要离开上海到乡下来呢？亲手种出的粮食，同城市里精细分工之下获得的商品粮，究竟又有何本质区别？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一场对历史逻辑的颠覆，依然被强大的历史逻辑以更加隐秘的方式捕获。因此，在小说的后三分之一部分，辛劳、单调、自力更生的乡村生活终于变得难以忍受，“闯进乡下”的青年们，又急切地渴望“逃回城市”。矛盾冲突随之多了起来，有人机关算尽，有人造化捉弄，有人疯了，有人想死。在与城市生活的对照中，自然和乡村生活，逐渐他者化、甚至隐喻化。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反向逃回”的部分中，《春山谣》的叙述也依然是节制、从容甚至松弛的。矛盾很多，冲突不少，但没有出现什么真正的坏人：知青群体中固然有人搞阴谋诡计，但这在我们看来多少有值得同情的成分，甚至阴谋诡计的最终结果也往往是“未能如愿”甚至“适得其反”；负责林场工作的当地干部彭击修，看起来最像是“反派人物”的模子，其实也并不算飞扬跋扈、草菅人命的角色，相反，他其实也是个满腹苦水有情感有悲伤的倒霉蛋。《春山谣》里不乏悲苦，但不特别强调苦难；有人变坏，但很少见完全意义上的恶人；流泪流血，但并不一味地“问责”“控诉”。无论如何，生活依然在继续，它看起来就像几千年间所习惯的一样正常，所有的难题依然要放在这只筐子里慢慢寻求解决。这是《春山谣》一书的沉稳松弛，是叙事本身的“自然”风格。
在这种自然的、平静的叙事之中，我们逐渐意识到，春山林场的生活是苦的，甚至有些记忆还很悲伤，但人性的考验在这里并不明显殊异于其他地方，生命的成长在这里并不比在别处夭折得更多，情感的盛开和淬炼也并不因一时一地的特殊处境而变得有本质不同。在救起试图自杀的陆伊后，顾秋林沉痛地进行了反思：“到底是什么把我们都变成这样了？”幻想中的乌托邦彻底垮塌了。这瓦解或许根源于个体成长和人性深处的某种必然，它只不过是同春山林场特定的、略显极端的历史和现实处境发生了一些化合反应。
回归上海后的十几年中，顾秋林每天都做着同样的事，卖香烟、想陆伊、写诗歌。“那是三件很小的事，但也可以说是三件很大的事。”说到底，发生在春山岭的所有故事，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边的故事，不也都与这三件事有关吗？它们是当下、记忆和永恒，或者说，是现实、理想和爱。
又是很多年过去，顾秋林所关心的这三件事情，在时过境迁后的春山岭，借助“纪念馆”的躯壳再次进入我们的视线——虽然，依旧是“有些懂，有些不懂”。甚至，跳出《春山谣》这部小说之外，再是很多年过去，在与顾秋林有密切血缘关系的子辈们的生活中，这三件“可大可小”的事情依然牵引着年轻生命的轨迹起伏与内心潮涌——那是另一个故事，在先前出版的《三城记》中，“80后”青年顾明笛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古老命题在新的时代语境中的重新阐释。在王力亮们的记忆中，顾秋林们“神仙一样突然从天而降……几年之后又突然消失无踪”。但是人、但是青春，真的能够突然消失无踪、就像在梦里一样吗？在顾秋林的风琴声里，在《春山谣》诗句的朗诵声中，古老的命题将被再次叩问，一本书将要接续起另外一本。
就像这部小说的题目——《春山谣》，山是恒久的，而春草年年茂盛，然后它们枯黄、它们凋萎，它们重新成为大地的一部分。这是寻常的，是“自然”的。顾秋林们是这寻常中的一部分，甚至那风琴里飞出的谣曲、那些比人活得更久的诗，也终究是山的一部分、是春的一部分。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然而，当它们被意识到、被写下、被读到和听到，却又注定将非比寻常——并且，注定投射出无限绵延的回响。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