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生”之痛及其纾解方式——读胡学文的《有生》

1893年，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应邀在牛津大学讲演，这份讲稿后来以《进化论与伦理学》为名出版，严复将其节译为《天演论》传入中国，其中有一句，“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物竞者，物争自存也。”“有生之类”这一说法在中国古代并不少见，“有生之类，无物不然”（朱熹），“水陆之物，有生之类，莫不高罗而卑网，山贡而海供”（方孝孺），“《西铭》谓以乾为父，坤为母，有生之类，无不皆然，所谓理一也”（张南轩）。胡学文从《天演论》中取“有生”二字为其小说名①，大概也是想写出一种“有生之类，无不皆然”的感受吧。

《有生》是胡学文费数年时间完成的一部长达五十万字的小说。从祖奶乔大梅出生的清末写起，跨越百年的历史，一直写到当下。历史跨度如此宽广，但《有生》的关注点不在复杂多变的历史事件，而在历史中普通人的命运。五十万字的篇幅，一半讲述祖奶乔大梅以及她身边的人的命运，一半讲述现实中宋庄人的故事。面对人的困境，历史和现实有相通之处，就此而言，写历史就是写现实，写现实也是在写历史。胡学文要直面的是，不论身处哪个历史时代的人都要面对的基本问题——生死、欲望、忧愁、哀伤、绝望。

胡学文的写作是有雄心的。他既想挑战百年家族史的写作，又想写好当下的现实，这两类题材之前写得好的作品不在少数，要想出新，并不容易。胡学文在《有生》中设计了一种“伞状”结构，以祖奶乔大梅的一生作为伞柄，其他五人的故事作为伞骨展开，讲述历史的伞柄作为主干撑起了整部小说，呈现现实的伞骨作为枝干向四周延展。在叙述上，第一人称回忆视角和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相互交错，在二十个章节里人物聚焦也不断变换，有些散点透视的意味。这种写法和那种由情节推动叙述的写法不太一样，“那种小说里，主导性人物，主导性情节，主导性情绪，一手遮天地独霸了作者和读者的视野，让人们无法旁顾。”②《有生》显然不是这样，尽管也有一条主线（祖奶乔大梅的一生），但这一主线并不独霸作者和读者的视野，小说中各条线索交织而行，每个人物轮流登场，自成风景。这样写的好处在于，作者和读者都不会只关注小说情节，只停留在故事层面，而会更加关注人物和他们自身的处境和命运，更自觉地勘探人物的内心世界，其目的是让小说超越讲故事的层面，进而揭示出生活内在的方面。

《有生》的写法是非常实证的、现实的。这一写法看似笨拙，却比那种纯粹的想象性写作更具难度。文学当然需要想象力，但想象也要有实证的基础。当下小说读者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从小说转向了别的叙事艺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作家们书写的生活越来越不可靠，读者对这种写作渐渐失去了信任。现在很多书写乡村的作家，其实已离开乡村多年，对乡村的认识和理解凭借的还是年少时的经验和见闻，他们对农民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都已很疏远，如何才能写出他们“灵魂的深”？城市和乡村的经验如此复杂，作家如果对某一群体的生活没有深入的观察和了解，写起来必然会漏洞百出，很多细节就会经不起推敲，很多人物的内心逻辑也会失真。王安忆说，“这个写实的世界，即我们现在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实际上是为我们这个心灵世界提供材料的”③，现实世界的材料若不结实，建造出来的小说世界定然是溃散的，许多时候，作家必须做足案头工作，下笨功夫去做找寻写作所需的材料，去雕刻作品中的细节，这样才能重建作品在读者心目中的信任感。

《有生》的扎实、细致，为作品建立起了很好的叙事基础。祖奶的部分，关于锢炉的工艺，在写到接生时涉及到的不同的生法及应对措施，那些作为背景和闲笔的张北城、营盘镇和宋庄发生的历史事件，可以见出作者是下了很多笨工夫的，作品中密布的许多真实细节也为小说建立起了可靠的实感。

比如小说写到：

那年冬天，宋庄发生了许多事。一个叫二蛮子的在营盘镇喝醉酒，回村走反方向。次日在滩里被寻见，人已经冻硬。他是蹲着的，烤火的架式，面前不过是几块鸡蛋大的石头。都说他出现了幻觉，把那几块石头当成火盆。也有人说那是鬼火石，专诱惑迷路的人。

住鼠屋的一户人家，傍晚疏忽，没及时把屋口盖住，一头觅食的黄羊掉进去。那家人穷得盖不起房，那一冬却吃足了肉，每隔三五日便有肉香飘出来。没风的日子，白气扶摇直上，常常招惹来老鹰。那些有猎枪的见白气就往外跑，不过，没一个将老鹰射下来。

最让人吃惊的是宋拐子的儿子宋矮子，竟在张家口大镜门外开了一家商铺，专营皮货。宋矮子是骆驼客，来往于张家口与库伦之间。因为个子矮，常被戏谑，说他骑在驼背上与两个驼峰一样高，所以他的另一个绰号是三肉锤。拉骆驼是苦营生，何况他比别人矮许多，三十多了始终未娶妻。谁能想到宋矮子摇身一变，成了万隆永商铺掌柜，还娶了另一位做茶叶咸盐生意的掌柜女儿，据说那女娃美若天仙。就算钱广万，也没在张家口弄个商铺，宋矮子是宋庄第一人。一向冷清的宋拐子家忽然间门庭若市，有的想在商铺谋份差事，有的想做骆驼客，求宋拐子指点。但都被宋拐子冷脸挡回去。宋拐子没落下好名，但再没人小瞧他。④

这些琐碎的历史断片，看似闲笔，但作家如果没有对历史的基本了解，笔触就无法如此滋润。而面对当下的乡村状况，胡学文也不陌生。小说写到乡村的各种人事关系时的熟悉与贴切，写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乡村生活变迁的准确和生动，都可见出胡学文具有丰富的乡村经验的底子。弗兰纳里·奥康纳说，小说是通过感官来“运作”的。他认为，人们觉得写故事很难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忘了把感官描写处理得让人信服是需要很多时间和耐心的。读者是不会在没有真切感受的情况下相信作者讲述的故事的。小说最重要和明显的特点，就是使读者通过在小说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尝、所触来了解现实。

二

书写20世纪历史的作品，无法忽视这一时期广大而深重的苦难。作家如何书写苦难，如何让他笔下的人物应对苦难，一定程度上也可看出一个作家看待世界和人生的态度，《有生》的一个书写重点，就是中国20世纪的苦难。主人公乔大梅生于清末民初，她的一生都是在苦难中过来的。乔大梅的一生，先后经历了十数次至亲之人的离去。十岁逃荒途中母亲因流产而去世；民国六年，出嫁前夕，和父亲去张北城置办嫁妆，父亲被流匪杀害，自己也被侵犯；第一任丈夫，老实憨厚的大旺在灾荒之年外出“捡宝”途中遭遇狼祸，只留下了残缺不全的尸骨；和第二任丈夫生下的第一个女儿白杏溺水而亡；女儿李桃嫁到夫家后不孕，最终不堪忍受冷言和白眼而自杀；叛逆的李春在随德王外逃途中中弹身亡；在接生途中忽略了刚出生不久的正在发着高烧的女儿白果，白果高烧而死；儿子李夏在拉骆驼途中遭遇高粱军的扫射中弹而亡；和第三任丈夫生下的第一个儿子乔秋因偷吃了近两亩地还未长成的土豆而活活撑死；女儿乔枝受了情伤而自杀；儿子乔冬在公社修水库时不幸被炸药炸死。最后只剩下乔冬老婆难产生下的儿子乔石头为伴。

如果单独看祖奶这些经历，会觉得在情节上与《活着》有诸多相似之处。乔大梅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死神的打击，但更为重要的是，乔大梅在遭受了这些打击之后，她的内心世界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她将如何继续面对自己的生活？她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面对苦难，常常选择忍耐、逆来顺受、沉默地接受现实。父亲的逝世是乔大梅人生中经历的第一次重大打击，孤身一人的她必须给自己找到活路，那就是嫁给她此前从来没有看上过的大旺。她是这样盘算的：“我已经是残破的花，与一头驴也难以等价。依某些人的标准，怕是驴皮也不值呢。那么在李富伯和大旺心里呢？我说不准，也许值也许不值。”⑤在还没有失身之前，乔大梅认为自己还是有一定“身价”的，这一“身价”可以配得上家里有包子铺的赵进元；失身后，自己已经“与一头驴也难以等价”，为了活下去，便只能嫁给憨厚得近乎呆傻的大旺了。在乔大梅此后的人生中，子女一个个先她而去，她似乎也是这样过来的，短暂的悲伤过后很快又开始新的生活，苦难似乎就这样被消解、遗忘了。

如果《有生》只停留在这里，那就与《活着》没什么不同了，甚至可以说近似于《活着》的苦难哲学了。《活着》的苦难哲学是忍受，就像余华对“活着”这个词的理解：“‘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⑥余华认为，他通过福贵忍受的一生“讲述了眼泪的宽广和丰富；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⑦。这种对人和苦难的理解多少是有点概念化了。《有生》没有止步于此，它想出示对生存和苦难更为深刻的看法。乔大梅在苦难面前不仅仅是忍耐，她有她反抗苦难的方式，而且是顽强的、锲而不舍的。

乔大梅反抗苦难、死亡的方式是不断地接生和生育。既然生命如此脆弱，既然死如此容易，那就不断地迎接新生，不断地创造新的生命。乔大梅想要成为一名接生婆，不是出于偶然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她看到了她生第一个小孩时接生婆黄师傅头上的“光”，更重要的是，她童年时目睹母亲难产而死时埋下了难忘的种子。乔大梅用了八天时间说服黄师傅收自己为徒，从此接生在自己生命中就有了重要的位置。昼夜不息，有求必应，只要有人上门，不论何时何地，不论家人支持还是反对，都奋不顾身地前往。在乔大梅眼中，所有的新生都代表着新的希望，都是对死亡的反抗。她对所有的孕妇一视同仁，无论贫富、无论亲疏、无论国族、无论是请着去的还是绑着去的，也无论给的喜费多少，乔大梅都一样对待。乔大梅要做的事只有一件，那就是把新的生命平平安安地迎接到这个世界上来。

产妇没有贵贱，没有不受疼痛的生产，我不会因为其富贵而特别照顾，改变程序，也不会因为是寻常百姓有意刁难或摆架子。哪怕是乞丐也同样对待。一对乞丐夫妇不知怎么打听到我，登门时女的行走已经很艰难，在我家炕上生下孩子，满月才离开。

土匪上门，我也照样跟着去。当然，我必须去，否则几条命也没了。和他们打交道，跟走钢丝一样，比兵老爷可难多了，特别是脾性差的。我多次出入土匪窝，并不是有些人形容的山洞树林，都是些村庄，黄土灰墙，不害怕是假的，但一见到产妇，恐惧便抛诸脑后。生与接生，关系突然变得简单。我不止一次望见黄师傅脑顶的光，不管他人是否看见，我脑顶也会有的，那是上苍赐予接生婆的德威、厚福与信心。⑧

反抗苦难和死亡最后成了乔大梅活着的动力。当父亲、第一任丈夫大旺、公爹、儿子李夏、女儿李桃、白杏、白花都离开了她，身边空无一人，生命中最脆弱的时候，她甚至没有了继续活下去的动力，死亡彻底压倒了她。这时，也是前来请她去接生的人的脚步声留住了她。

我若去了，那些婴儿怎么办？那是天命，我不能违抗。我没再犹豫，扯掉绳子跳下地。来人进院，我已经准备妥当。确实，是请我接生的。

一夜忙活，母子平安。那家人致谢，说我是菩萨现身。这样的话听得太多，我从未在意，但在那个早上，却如信念植入我的骨髓。我不能死，必须活下去，好好地活着。死去的亲人虽多，但我要接引更多的婴孩到世上。⑨

生育是乔大梅反抗死亡和苦难的另一种方式。在死神接连带走了乔大梅五个孩子后，她更加不认命了，她要反抗这一切，只是，这一反抗不是去迎接新生，而是自己创造新生，义无反顾地去创造新生。

在那个漫长的夜晚之后，准确地说，是第一缕阳光投射在窗棂上，一切发生了变化。我要生儿育女，那念头飘然而至。我不止生一个，要生两个三个四个……我尚未衰老，子宫仍然润盈。我没考虑能不能养活，似乎已经丧失理智，只是想生。死神夺走了五个，我要生更多的孩子。

东院住着任何一个单身男人，我都会嫁给他。生育的欲望强烈而又疯狂。那更像一场战斗，冲锋的号角已经吹响，我再没有退路。⑩

不轻易地向苦难妥协，一直反抗苦难；主动地承担苦难，而不是被动地忍受，这是《有生》比《活着》走得更远的地方。但我们要问的是，乔大梅对苦难的反抗是有效的吗？乔大梅的反抗当然没有抵消掉苦难，在艰难的时代，死亡作为一种无可逃脱的悲剧，一次又一次地走向乔大梅，死亡是如此沉重，但她没有一味忍耐，没有自我麻木以平复伤痛，她采取的是一种受难的姿态。“受难和忍耐是不同的，前者是主动的承担，后者是被动的忍受； 在苦难中前行和消解苦难也是不同的，前者相信意义将从苦难的深处崛现，并且坚持与苦难抗争，而后者则鼓励遗忘苦难、接受苦难，用现世的、短暂的欢乐来消解苦难的沉重面貌。”⑪在受难之后，她没有选择遗忘，而是拒绝遗忘、向往新生。在她不断的接生和生育中，我们看到了一种磅礴的勇气，一种巨大的生命的力量。

三

《有生》用了一半篇幅写乔大梅遭遇苦难与反抗苦难的历程，用另一半篇幅写了现实中的宋庄人内心遭遇的困境。困境和苦难同为人生中难以逃避的存在，但两者也有不同，后者一般是巨大的、从天而降的、突如其来的，前者则是缓慢的、从日常生活中生长出来、慢慢把人包裹住的；后者给人的打击是沉重的，但前者却是一点一点消耗人的意志和激情，最后让人陷入绝望。也就是说，困境比苦难更为隐蔽、持久，也更加磨人。

《有生》写到的这几个宋庄人，无一不深陷困境之中。如花失去了世界上唯一支持自己爱好的男人钱玉，连臆想中钱玉的化身、寄托自己所有生活下去的希望的乌鸦也被毛根不小心射杀。曾经孤傲、任性、冷硬，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不在乎的毛根在不经意间被宋慧唤醒了情欲，整个人彻底变了，陷入对方完全没有察觉的单相思中，爱而不得却又无处宣泄。罗包虽然豆腐做得好，生意也做得红火，但婚姻不幸，千疮百孔的婚姻犹如“狂风中的鸟窝，破散、寒冷，灰暗无光”。镇长杨一凡永远处在无名的焦虑和失眠之中，收到几条匿名短信后更是焦灼不已，他对抗这些的方法是写诗，但他“天资愚钝”，写出来的诗从妻子那里得来的评价永远都是善意的“不错”，这令他更感绝望；对父亲和弟弟都恨铁不成钢的喜鹊，她的愿望不过是“有尊严有底气地活着”，终于遇上一个强悍的男人黄板，但黄板却因牢狱生活而萎靡下去，像一只鼹鼠一样，终年沉迷于他那伟大的盗墓事业中。

他们都深陷于各种困境之中，无法自拔。这些困境，很多都出于个人原因，是内在的、无解的。胡学文没有为他们找到破解困境的方法。如花在心里始终没有放下钱玉的死，她盼着他能够转世，在他还没转世之前，她要为他守着，她相信，在黑暗中有人惦记，在尘世里有人眷恋，钱玉才有可能活过来。哪怕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理解她，她也不在乎；毛根最后在守卫胖女的坟墓时放下了对宋慧的执念，重新找到了活着的念想和生活的方向——那就是战斗，他心里只有一个声音，一定要守卫住胖女的墓地。那种迷恋宋慧时没着没落、魂不附体的感觉终于消失了，但此时在他内心升腾起的却不是安宁，而是另一种躁动和不安；罗包始终畏惧着麦香，麦香就像一个放在身边的定时炸弹，罗包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炸开，这个炸弹一天没有解除，他的内心就不会安定；杨一凡无名的焦虑终究没有得到平息，几条无来由的短信最终也没有找到源头……在小说中，所有人的故事都戛然而止，所有问题都无疾而终。这或许就是胡学文所理解的生活，这就是他对人的处境的看法——我们永远无法躲避苦痛，无论是什么身份，无论是什么地位，都要面对这一恒久的折磨与煎熬。

困境的根源到底是什么？胡学文在小说中借方鸿儒之口说出了他的答案：欲望。他将所有烦恼和忧愁归根于欲望，“纵观古今，纵观世界，人类自直立行走以来，从刀耕火种到机器革命，再到互联网时代，确实是突飞猛进，瞬间万变。生存环境、生活方式包括情感方式的变化，都是颠覆性的。但有一样至今没有改变，人类仍被欲望掌控，所谓名缰利锁，难以排遣恐惧、贪婪、悲痛、哀伤、恼怒，自然也有欢愉、爱慕、吸引，但往往也成为恐惧与仇恨的根源。就说你的焦虑症，唐朝没有吗？宋朝没有吗？古埃及那些国王可能比你更焦虑，为什么活着就要修墓室，打造纯金棺椁？那是对死亡的焦虑。当然差别还是有的，比如幸福感，不同文化、不同朝代、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人感受肯定不同，有的人丰衣足食就很满足，有的人住在皇宫也如同牢笼。人类几千年前就解决了基本生存问题，无论渔耕还是狩猎，但只有哀伤或焦虑，与人类形影不离，如同细菌无孔不入。”⑫在胡学文看来，困境无可逃脱，但在小说中，他设置了一个纾解困境的出口，那就是祖奶这一角色。祖奶接生了几乎整个宋庄的人，尽管在晚年已经如植物人般丧失了行动和说话的能力，但依然被奉若神明，宋庄人一旦有了什么苦恼忧愁，第一想起的就是祖奶，他们跑去祖奶那里倾诉，他们渴望在祖奶那里找到答案、得到指引，哪怕祖奶只是像一尊雕像一样坐在那里。

祖奶的唯一活跃的感觉是听觉，她可以“听见夏虫勾引配偶的啁啾，能听见冬日飞过天空的沙鸡扇动翅膀的鸣响，能听见村庄的呓语，亦能听见暗夜的叹息。”⑬她能“触摸到坐在床前的每个人的哀伤，但不能给他们片言只语的劝慰和安抚。我能做的，就是安安静静当个垃圾箱，让他们把自己的委屈、忧伤、悲愤和难解的心事倾倒出来。是的，我不是圣人不是神仙，就是垃圾箱而已。”⑭人们在祖奶这里倾诉完以后，很多人都变得通透宽广了。“他们把不幸的遭遇、被抛弃的痛苦、陷入困境的绝望、寻死的念头像垃圾一样倾倒出来，心变得平静了。心安静下来，感觉就会发生变化，整个人也会变得通透。其实什么都没变，但也可以说，什么都变了。”⑮所有的悲伤、愤怒、仇恨、苦闷、忧愁都在祖奶这里得到了平息，获得了安宁。

倾诉当然是一种有效的纾解方式，尽管没有在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至少可以让人活得不那么痛苦。胡学文无法给出关于人类困境完美的解决方法，但他探求这些本身是有意义的。他提醒我们，困境、烦恼、忧愁，乃至绝望才是人生的常态，提醒我们告别对人类生存状态浅薄的乐观态度。这令我想起鲁迅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鲁迅对人世怀着很深的悲观，他曾经试图用希望来抗拒空虚，“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希望》）到后来，他发现，所谓的希望，是虚妄的。但他又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希望》）鲁迅的坚韧之处就于此，他没有被沉重的绝望压倒，他将之视为虚妄，并进而去反抗它，“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致赵其文》）这就是鲁迅的生存哲学，虽然人世无处不弥漫着绝望，但人仍要在绝望的反抗中前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迅对生命的态度是积极的、乐观的，他的乐观建立在对所谓绝望的洞穿之上，就像郜元宝所说的，“他的积极和乐观绝不是廉价和盲目的，而是看穿了所谓悲观绝望的把戏，这才转向乐观和希望。他认为这才是生命应有的色调，这才是生命应有的意义。”⑯这种强悍、乐观的生命态度，或许正是胡学文所揭示的人生困境可能有的一种出路。

注释

①胡学文：《〈有生〉之赐》，《文艺报》2020年8月28日2版。

②韩少功：《马桥词典》，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68页。

③王安忆：《小说家的十三堂课》，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④⑤⑧⑨⑩⑫⑬⑭⑮胡学文：《有生》，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11-112页、190页、307-308页、834-835页、838-839页、782-783页、886页、280页、44页。

⑥⑦余华：《活着·韩文版自序》，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⑪谢有顺：《余华的生存哲学及其待解的问题》，《钟山》2002年第1期。

⑯郜元宝：《“易读鲁迅”专栏之四：反抗绝望》（外一篇），《天涯》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