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罪与罚的方法
这是路魆的小说《最后一次变形》。故事并不复杂，但因为“变形”的传奇性，让小说增添了强烈的个性，不过奇观和异化并非路魆想要表达的重点。他的笔触所深入的还是日常生活，是日常生活最为隐秘的地带，貌似超现实，却又是现实。他用最为深刻的隐喻，描述了现实的崩溃，揭示出人性的瓦解、腐朽与绝望。
现代小说诞生以来，“变形”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作家们不断把人内在的省思，通过“变形”的手法表现出来，“真实”被“虚假”解构，彰显出一种荒诞的景观，仿佛是真相的照妖镜，镜中人或者犹在镜中的我们，都看到了震慑、凝聚、凌越和忘我。但《最后一次变形》清晰得多，甚至让人觉得，小说本身就足够表达一切，它很直接，也很有力，似乎再多说什么已无必要。
直到我读了路魆写的创作谈《南方戈壁与肉体恐怖》，我才明白这篇小说产生的源头。我和他的一次旅行经历，成就了小说今天的模样。我还记得他在一块“出口”的指示路牌下拍过一张照片，身外是茫茫天涯的戈壁，身内是此消彼长的暗疾，而人生仿佛找不到出口。好吧，这不就是小说中的表哥吗？
我反过来想，如果不存在那次旅行，是否还能有《最后一次变形》这篇小说？如果不是因为孤城遥望的塞外风沙，小说的背景很可能是别的什么地方。我紧接着又想，如果我把小说换个发生地，它应该如何展开呢？也许它就是这样的——
在一座南方小城市的郊区，小明和他的妻子小红安静地生活着。某天，小明发现自己可以变形，于是开始变成各种东西，来满足妻子的需求。小红的胃口越来越大，小明不得不一次次铤而走险。小明累了，不想再当工具人，直到有一次发挥失败，被关进监狱。小红觉得小明故意为之，留下一家人让自己照顾，简直活受罪。她不得不外出工作挣钱养家，慢慢地和小刚产生了暧昧。多年以后，小明刑满释放。小红希望小明继续发挥变身技能，因为她想要豪宅、名车和奢侈品包包，但小明只想做回普通人。小红期待落空，和小刚远走高飞。为了挽回妻子，小明不得不又一次走向变身的不归路。
通过以上的变形，我不得不承认，仅仅是替换了小说的发生背景，即便是情节相似，这篇新的作品就已经沦落得烂俗不堪，很像网络流传的那些虚情假意的故事。看上去是轰轰烈烈的，其实到处充满漏洞，稍加推敲就能发现其中的幼稚、牵强、逻辑破绽。
小明突然拥有了超能力，家人怎么会没有任何质疑就接受了？作为妻子，小红对小明从无柔情蜜意，小明凭什么对她言听计从？导致小明入狱的事件，有没有可能是精心设计的圈套？小明入狱后，小红为什么不抛弃家庭和罪犯妻子的身份？
我想，任何一个有基本常识的人，都会提出更多类似的看法。因为这是基于我们习以为常的判断，是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它的每一个细节都应该是我们体会过的经验。所以，小明的“变形”本身就是不可能的，除非它是一个肤浅的童话。
但是，回到路魆的小说里，在那片茫茫戈壁的背景下，作品里的诡异、虚无、荒诞，一切显得如此顺理成章。这种置换产生的陌生感，并非仅仅只是故事发生地的简单转变。它还有视角和时空的拉长、扭曲、变形、错位，就好像从现实进入幻想，但这幻想又是确实存在的，这种差异性的内部所隐藏着的，正是文学的艺术。
艺术在此刻有着理所当然的魔力，它不动声色就能把人带入情境，毫不怀疑小说的真实性。正因为《最后一次变形》对于境遇的描摹是确实的，我们才能合理地进入这变形的世界，看到写作者试图指正给我们的那种现代世界的恐惧与绝望。顺着作家的追问，我们意识到自身的限度，并渴望实现对于存在的超越，免于被那个惊悚的世界吞噬。
我说过，路魆的这篇小说是直接的，变形如果是幻术，生活却是真实的。它让人相信了荒谬的存在。荒谬的世界颠倒黑白，看起来正常的现实往往是假的，扭曲变形的反而是真的。去伪存真是人类对现实的认知方式，同时也构成了艺术审美的基础。“真”让人觉得美好，“假”只能沦为丑恶。
而《最后一次变形》混淆了两者的边界，以实写虚，创造了一个精神的幻境，在作品的价值观上，更趋向于探索人内心的救赎。中国人很少有罪感意识，中国文学也几乎没有体现这一主题的作品。路魆的这篇小说发表在《收获》青年作家专号，不但对我们的文学传统是一种珍贵的叙事资源，对于他本人也很有意义。
通过变形，一个写作者呈现出了人的真实性，通过内在化的叙述，又使我们确信围绕这种变形的发生，其实具有普遍性。正如作品中的表哥，只有一次一次变形，把自己提供出去，变成任人寻欢作乐的工具，他才能得到亲人们的认同。而小说的奇崛就在于，当表哥被迫离开肉身时，也就意味着他撕开了内心。变与不变的痛苦挣扎，让表哥获得了某种超越，也向我们展示了普遍的人性。
作为读者，理想的阅读方式，是结合自己的经验，融入自己的体会，收获内心的丰盛。所以，尽管我私下认识路魆，但也不会去印证他写作的意图。好作品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有丰富的美学通路，能激发我们看到更多。从这个意义上说，杰出的文本是远远高于作家的。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