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学智：叶炜和他的“三部曲”
关键词：叶炜 三部曲 现代性
2015年青岛出版社出版了叶炜的“乡土中国三部曲”，包括《富矿》《后土》《福地》；2019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又推出了他的“转型时代三部曲”，分别是《踯躅》《裂变》《天择》。短短几年连续创作出版两组长河小说，约200万字，猛一看这信息，说实在的，真是吓一跳，这得多大能量啊！我也知道，叶炜工作、生活在高校，主业是文学教学研究与学术刊物编辑，另撰有学术专著《叶圣陶家族的文脉传奇》和《自清芙蓉：朱自清传》及其他大量研究论文等。这样驳杂而多重身份的人，我一度不敢相信他能一组一组地推出长河小说来。以前浏览众多长篇小说作家创作谈留下的印象是，长篇小说作者其实是非常抵触文学“理论”与“知识”的，他们警惕的原因无非是想拥有一个相对纯粹的自我认知体系与捍卫一个相对自由的感性世界。然而，叶炜打破了这样一个惯例，他的小说世界里没有任性的荒诞，没有狂妄的想象，没有匪夷所思的非理性，当然更没有颠覆人正常思维的人性异数，有的是清晰思想照射下的谨严与理性，属于典型的知识分子写作。他像一辆攻城略地的坦克，一五一十攻略“乡土中国”，运用典型环境论叙事方法，化宏大为细微，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探微烛照“转型时代”，典型人物牵一发而动全局，亦能条分缕析丝丝入扣，学院内部肌理跃然纸上。其叙事雄心之大、叙述范围之广之杂，体量之宏巨，实在堪称文学写作楷模。面对这样一个创作者，无论如何都值得花费些时间来研究。
一
我看到许多“乡土中国三部曲”的论评者在撰文时，总是把“新”作为当然立论来阐释三部长篇小说。意思是叶炜写出了“新”的农民、“新”的时代和“新”的问题。在阐述各种“新”时，他们自然也界定了自己“新”的内涵，如果不读小说文本，那种旨在发现“新”的评论，当然也是自圆其说的。不过，读了小说文本，情况的确不是论评者说的那么回事儿。《富矿》中的麻庄人，的确为了钱，为了煤矿，不惜村毁屋塌；当发现过度开发而环境恶化时，也不惜以极端的方式来抗拒、阻碍乡村经济发展的节奏。这就产生了所谓传统与现代或者愚昧与文明的冲突问题。这是现代性问题吗？肯定不是。但是论评者想当然地认为是现代化以及现代性过程中的必然结果。《后土》有一个极有趣的情节，就是村人对小龙河的改造会影响麻庄表达了罕见认同，于是论评者依着作者的叙述信息得出结论认为，民间民俗文化中的“土地庙”崇拜大概是乡村精神失落及乡愁发生的根源。单纯从精神寄托看，也许有道理，可实质上这种“信仰”恐怕不见得与现代性有多少联系吧！更加之小说叙事之信仰，那是需要用反语来解释的现象学，如果叙述了什么就认定作者思想就是什么，无异于误读。《福地》中麻庄乡贤万仁义看起来穷极全部心力守住了村庄的传统伦理与道德秩序，可是这只是就传统来看传统的结论，倘若用现代性眼光看过去，该小说叙事可能正好表达的是村庄传统文化必然走向终结的命运。由此可见，迷恋乃至迷信“新”，对于叙事文学来说，其实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特别是对叙事文学作者的思想意图，很可能还是一种善意的剿杀。主观上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生活与人生一夜之间能全然一新，但真正的观念之新、价值理念之新、生活方式及意义机制之新，恐怕没那么容易。也就是说，按照某种理论或想象写“新”是容易的，但写之所以不“新”或因“旧”始终盘踞在世界中心因而“新”显得暗淡是不容易的。叶炜“乡土中国三部曲”的总的叙事旨趣，显而易见在后者，写到最后一部《福地》也不是为了得出一个类似社会学调查报告一样的乡村治理结论，而是从乡村文化的再生可能与既有乡村文化的内部厮磨、角逐中，让人们在反讽式、隐喻式叙事中体验到一种意味深长的忧患和沉思。
以上回顾，不是为了重评“乡土中国三部曲”，是为着提醒读者注意，叶炜其实是一个颇具自觉现代性意识和知识经验储备的小说家，他已经不再满足于通过故事的大冲突、情节的偶然性和人性的不确定性来叙述现代性处境了；也不再满足通过对某个人物封闭的内心猜测来证明人性的丰富与复杂，或对荷尔蒙的肆意放纵来撰写被认为是表征现代性首选要素的“孤独”主题。他的长河叙事中，像《平凡的世界》那样，社会性内容始终是支持人物命运转折的坚实基础，高校运转机制始终是成就人或者毁坏人的必然土壤和空气。语感看似朴实无华、云淡风轻，其轻描淡写背后实则埋藏着重重危机，这才是接近现代社会机制本身的叙事。因为，只有任何不正常都被认为是习以为常，那么，习以为常本身的问题，才显得触目惊心。我认为，“转型时代三部曲”正是在这样的思维基础上产生的，其思想既连通着“乡土中国三部曲”，又有了新的积累与深化。
“乡土中国三部曲”以苏北鲁南地区的麻庄为“乡土中国”的缩影，来形象地呈现中国农村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变迁和人们的思维观念变化，表面看起来叙事遵循的逻辑是改变—冲突—回归的模式，因为那个地区也基本符合现代性观照条件。一是穷，落后；二是曾经干净，纯粹；三是有保存相对完整的传统元素，具备一般所谓坚守的资本。但实际上这个三段论正好构成了否定—肯定—否定或者否定之否定的思想过程。也就是说，当叙事越完备、天衣无缝之时，它的生命力、前景可能越灰暗。叶炜在《福地》中对万仁义所注入的期望，正如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对朱先生的叙事，都是一种反讽的大隐喻和大修辞，是向前无路可寻的后视式“回光返照”，让这部单部长篇收官“乡土中国三部曲”，叙事思想指向也就意味深长了。到了“转型时代三部曲”，因为叙写的对象一下变成了高校生活，写作方法和叙述技巧以及聚焦的视点人物，也就需跟着有所调整和深化处理。比如，《踯躅》章节标题运用雅致古典的修辞，方便于表现农裔身份知识分子心灵经历突变时的异常矛盾感受；《裂变》章节变而为事件中心，故事与故事之间形成了叠加与相互推进相互深化的效果，有利于把本来异样的高校学术流程叙事得正常化、常态化，突出强烈体验反差；《天择》章节标题则又一改前两者惯性，以主要人物一直使用或曾经长期使用的物件为名，强化了物见证人事无端的寓言化色彩，使一直处于阴暗处、私密处的内容变得普遍可感可知。如此等等，这些形式上的新鲜探索，对叙事的进一步深化，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感染效果，有效地彰显了他观察对象、叙述对象、审视对象的日常生活现代性意图。
二
名为“转型时代”，在叶炜处，其实是今天时代知识分子在知识环境中成长、蜕变以及被磨光磨平磨滑的整个知识生产环节和维持其生产的机制结构。传统乡土的“超稳定”被打破，新的文化秩序却又好像不停地在变化，始终找不到落脚点，只能以谁抓住的东西最“新”为当然的参照标准。表面追“新”逐“异”，背后却仍然老葫芦旧酒。要透视与呈现这个世界里的人生世相，《儒林外史》（吴敬梓）式的背景、《围城》（钱锺书）式的知识、《灵与肉》（张贤亮）式的遭遇和《曾在天涯》（阎真）式的经历等，叶炜或许都有所欠缺，他当然也不可能再去写一组高级模仿之作。他为文的真诚和朴素，对文学叙事的坦诚与原始，也就体现在这里。他理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的确有别于前面几部作品对其的刻画、塑造乃至定型。他笔下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可以大致分为三段历程来理解。第一历程是如何从乡土传统文化及其所构造的无处不在的日常生活惯性、伦理生活惯性、情感生活惯性和价值生活惯性中，像蛇蜕那样一点一滴摆脱出来，而且每一点每一滴都需背负“背叛”“大逆不道”乃至“当代陈世美”的骂名。等把庞大的根系、盘根错节的文化纠结甩在身后，开始正儿八经走上知识之路时，蓦然发现，长期的乡土“浸濡”，无法把文本知识与高校实际知识运行惯例结合起来，后两者已然不是站在乡土的角度看上去那么纯美、那么纯粹。非但如此，它们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乡土经验与城镇市井趣味经过经济主义自私自利价值选择精心打造后的混合物。这时候，农裔的脐带尚未剪断，城镇的世俗法则已经鱼贯而入了。摆在面前的便只有数得着的两条路，要么随风俯仰，潘多拉瓶子打开，来者不拒；要么故步自封，自卑、胆小、缩手缩脚、张不开嘴迈不开腿，以至于坐失良机。“转型时代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踯躅》写的就是这个。那个叫陈敌的人在25万字的《踯躅》中出出进进几十趟，到最后泥腿子的身份似乎变了，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学生，但他和别的大学生不一样，身后没那么干净利索，在农村还有“油瓶”拖着后腿呢！红颜和乐乐是他上大学之前留在农村的“后缀”。表面上，他好像颇善男欢女爱之事，游刃有余地周旋在郭聪与李巧之间，即便在一直写毕业论文的叙述人“我”眼里，陈敌俨然一成熟大学生，该有的都有了。其实不然，我们读过不少仗义执言、为民请命或者虚与委蛇、王顾左右的知识分子叙述，马二（《儒林外史》）、林震（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方鸿渐（《围城》）、池大为（《沧浪之水》）等，却还没有一个起点如此之低、实际也活得如此之不堪的知识分子。这就可以解释何谓“转型”了，至少在第一历程中，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从受教育、经济状况、家庭情况以及社会文化氛围来看，多数实际上是陈敌这样的人。一开始他们就被抛到了个人主义、经济主义价值追逐大潮中，一开始也就染上了一百年前阿Q老兄“想要什么就是什么”的“理想生活”幻景，时代转型塞给他们的不是价值机制，而是一路的狂奔和追逐——这种个人主义，之所以很容易与后来的经济主义价值观结合，主要原因就在于正中了人性中自私自利的下怀，起点上已然不是现代法治意义上文化自觉的现代性个体了。
第二历程是知识个体如何转进知识体系，或知识体系怎样消化处理知识个体的问题。陈敌这类人被大量补充进高校知识生产关键环节，这是社会结构变革的重要成果之一，那时候社会阶层之间还保留着互相流动的小小渠道。正如前面所提，当《踯躅》中的陈敌成长为《裂变》中青年知识骨干的史真时，他选择的和能够选择的路子好像只有后者，即从故步自封、自卑、胆小、缩手缩脚、张不开嘴迈不开腿等，进化而成为执着、坚定、仗义执言和为民请命。这其中的原因需要解释一下。在史真所在的高校化合物实验室，有着巨大的“油水”，而项目主持人又是校相关领导挂名，就是说，史真只有相对独立的项目经费使用权，但没有支配权。那么，传闻中这个实验室的所谓“铊中毒”事件，其实撕开的是高校项目管理、财务制度与学术个体之间的矛盾。只要没完没了中止研究，才能没完没了追加项目经费，项目的真正受益者也才能够不断创造出腐败的空间和资本，这是埋藏在高校学术背后的一干人所共知的利益经济链，经久不息。关键问题在于，史真不知从哪里携带而来的价值体系、学术体系，与之格格不入。有的人或许会把这个问题解释为学者个人操守与整个学术环境之间的错位，那么，《裂变》便很容易被理解成一部一般意义的学术腐败小说了。之所以史真选择了他该选择的路子，在史真那里，并不是不要名不要利，他要的是合理的名合法的利。这是与传统知识分子完全不同的一个形象。史真绝非“朝闻道夕死可矣”，也绝非庄老一路来的假清高之流。他与整个高校项目化学术体系的根本矛盾是，他身上所照射出的现代知识分子的逻辑思路，不能见容于经济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学术价值最大化的知识生产机制。
这就牵涉农裔出身了。从陈敌那里开始，他身上的确还有传统乡村文化的若干非常优秀的东西，但这东西一经现代大学中莫名其妙的末流流行文化渣子打扮，再经量化学术体制巩固甚至机制化处理，俨然成了代表所谓现代学术的规范和标准了。那么，史真的遭遇其实正是陈敌身上未被异化的传统乡村文化与已经被机制化了的现代大学学术体制之间水火不容的交锋，这与利不利、义不义，乃至谁舍利，谁又取义，没有半点关系，也与学者个人操守与学术环境矛盾没有直接关系。它的本质仅仅是叶炜所叙事的大学及其整个学术环境越来越江湖化，而不是越来越现代性的问题。
可见，《裂变》中的“转型”也仍然面临着一大难题，要么学者个人主动剿灭自己的学术操守，把学术只看作一种谋生手段；要么知识生产环境进一步优化，取消完全经济主义的运作机制。然而从小说叙事看，史真被挤对走，意味着项目化追求利益最大化已然是那所高校及其评估体系所认可的所谓现代学术规范流程。所以，理解史真，不能割裂开认为是个人品质，总指望冒出来一两个这样的人能牛犊顶橡树，总有人冒死去顶就觉得坚守成功了。这是痴人说梦。史真走了，他到了另外的大学，他的学术也将继续。不同大学的宽容度虽然不同，但在经济社会要拥有自己的社会份额，进一步将遭遇相同的瓶颈，这便是《天择》的主要叙事对象，那就是高校权力话语与学术话语、学术话语行规与个体学术良知之间的摩擦问题了。
牛万象是《天择》中一路见证、参与、策划古彭大学申博工作的一个人，他带着《踯躅》中陈敌的“狡黠”与“圆滑”，也带着《裂变》中史真的“较真”与“坚持”。他当然也带着陈敌同时游戏于众多美女学生之间的本领，亦带着史真“贼大胆小”的一系列不可告人的私人秘密。但终归牛万象还是牛万象，在古彭大学申博的整个过程中，他寄身在古彭大学宣传部，这是最接近高校权力话语的一个地方。因此，叶炜所谓“转型”，此处便指高校权力话语与民意之间的错位。古彭大学前前后后几次申博失败，所牵动的无非权力话语圈内部与整个学术评价体系之间的对峙，读《天择》，这种长久对峙被一一细化成了论文生产圈、新闻生产圈、政治话语生产圈和用人惯例圈。分开来时，它们各自为政、自成体系；合起来，它们相互勾连、镶嵌交织。无论哪种占上风，被随意用来用去的棋子，始终是学术及相关学术代表，个体学术良知的代表尤其最容易被利用。
这样的高校环境，是不能简单用龌龊或无耻来形容的，因为本不是个体的事，也本不是单纯道德伦理问题。然而对一个知识人的成长而言，它可能就是绕不过去的第三次历程。因为，第一，个体学者不能摆脱高校权力话语圈而独立存在；第二，个体学者不可能摆脱不同圈知识构造的重新打扮；第三，个体学术生产的流通最终还得仰仗各种圈的认可。所以，《天择》通过高校权力部门的叙事，所出示的难题是统揽性的。一边系着《踯躅》，照应了陈敌初入学术体系，他的所作所为也都能从《天择》中找到源头；一边扯着《裂变》，史真的压抑经历也都早在《天择》中埋下了伏笔。总而言之，整体来说，“转型时代三部曲”实质上构成了反讽意义上的封闭循环。所谓“转型”，只能向别处寻找借鉴，而不是自恋式自我确认或乌托邦式指望某个传统力量包治百病。
这无疑是整体性眼光，而不是局部的或某些细节的自觉问题，叶炜自觉的现代性思想意识就体现在这里，无疑也给评判同类小说叙事提供了审视的参照经验。
三
当然，通读完“转型时代三部曲”，单就文学叙事和叙述看，个人觉得还有好好挤一挤水分的余地。百万字三部曲，如果压缩成一部，结构会更加紧凑，反讽力度会更强，也未尝不可。蹊跷的是，创作大部头超长度小说，似乎并非叶炜一个人的追求，长河小说创作好像已经成了今天的一个热潮，作家一边骂没人读书，一边却动辄上百万乃至几百万字地制造阅读“怪兽”，不知这种分裂究竟出在哪里，藏着怎样的市场机密？另外，“同居时代”这一情节线索在三部长篇小说叙述中不时出现，每到关节点一定是人物在男女之事中太随便了，那么，有没有可能把无须用“性”来推动的情节，转换成用故事内部机制所需来推动？如此，“转型”则会更加具有社会性。如此等等，细细说来，“转型时代三部曲”的确还存在一些不足。不过，瑕不掩瑜，在如此庞大的体量中，叶炜能以融入血液的现代性意识和经验，来整体呈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成长、成型乃至走样、变调的普遍性知识生产环境与氛围，而且留下了陈敌、史真、牛万象等完全有别于前辈或同辈作家的知识分子人物形象，仅此一端，叶炜的思考与实践无疑早已在全国小说创作的前沿位置了。
（本文系宁夏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当代社会分层与重要作家文学叙事思想研究”阶段性成果（19NXBZW02）；也系2018年宁夏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领军人才”工程培养经费支持阶段性成果。）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