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反叛、我的自由和我的激情”
事实上，也只有在认真读完小说，再回头仔细观察这一赫然醒目的题记之时，我方才幡然醒悟，却原来是“此中有真意”啊！根据我个人的阅读体验，《人间值得》毫无疑问是一部充满后现代主义意味的小说，而作者黄孝阳也是一位深受后现代主义思想影响的作家。虽然黄孝阳曾经自称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只是他所理解的现实世界和别人理解的有所不同罢了，但这却并不影响我的判断。如此一种结论的得出，并非出自我个人的凭空想象或者妄自猜测，而是既有着来自于其他学者的研究与判断，更有着可信度极高的文本依据。我们注意到，关于黄孝阳的小说创作风格及其文学观，他的生前好友，苏州大学文学院房伟教授曾经有过专门的论述：“这几年与孝阳的交往，让我看到了一个有‘赤子之心’与很高艺术追求的文学家。他的文学观有着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在我理解之中，他的《众生：迷宫》《众生：设计师》《人间世》《乱世》《人间值得》等小说，传统线性小说时空观、小说人物观、小说语言观、小说故事观，都被进行了彻底拆解和戏仿。”①房伟教授列举的以上几部作品，毫无疑问是黄孝阳的代表作，无论是对传统小说的“彻底拆解”，还是“戏仿”，我们都可以看到他对文学那份近乎狂热的痴迷，那份把文学与生命等量齐观的大爱。也正因为这大爱，他经常对文学发出近乎刻薄的、吹毛求疵的“长嗥”：“我们要懂得什么是结构，懂得整体与部分，核心与衍散，黄金分割率。简单地说，要找到秩序感”②。在如此巨大的、如野兽般疯狂的叙事野心的驱使下，他试图通过对传统小说的推翻、颠覆，来构建一种新的小说美学。关于这一新的小说美学产生的必然性，黄孝阳曾有过如下论断：“我们在进入一个卡尔·波普尔所预言的开放社会，‘一个蜂巢似的有机体’。这是一个比《百年孤独》还要魔幻百倍的匪夷所思的新现实。它还在不断加速，且每一秒都比刚流逝的那一秒更快一点。我把这个新现实称之为知识社会。一个知识生产呈指数级增长的块茎结构，一个人可能真正获得主体性（自由）的个人时刻，一个充满不确定性与戏剧性的现代性景观，一个‘技术奇点’随时可能爆发的前夜。”③此外，黄孝阳还进一步把这种新质小说看成是在量子力学的影响下形成的“量子文学”。在这里，我们要想了解所谓的“量子文学”，就不得不对量子力学进行一番简单的了解，而了解量子力学又必须建立在了解经典力学基础上。经典力学是为了区别于量子力学而提出来的一个物理概念，经典力学反映的是物理规律的机械特征，其中时间仅仅是一个刻度参量，如平稳流淌的河水一样，是线性的。这正如传统的文学理论和小说创作一样，遵循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这样的线性模式，可以说，经典力学分娩了传统文学，并一直主导着传统文学的创作规范。但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今天，当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横空出世已经打破了经典力学的沉寂时，文学或小说的形态也已经远远超出了经典力学的规范，而更多的受到了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影响。在这里，时间不再是单一的线性结构，时间和空间也不再是彼此独立、互不关联的关系了，空间甚至可以看做是时间的产物。而在这样的物理体系影响下产生的文学，也必定是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区别于传统小说的。毫无疑问，黄孝阳所持有的如此一种量子文学观念，与后现代主义的小说特征是不谋而合的。
按照我的理解，黄孝阳《人间值得》的后现代主义叙事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元小说”叙事模式的精妙使用。对“元小说”的出现和兴起，黄贺教授曾有过精辟的论断：“元小说通过暴露小说自身的虚构成分和创作过程，不仅凸显了其自身的文本虚构性，也昭示了作品外部世界的文本性和不可表现性。其出现和兴起，既是后现代主义小说家面对旧有文学样式和可能性的枯竭求新求变、努力寻找新型文学语言和艺术范式的结果，也同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冲击和当代文化氛围息息相关。”④所谓“元小说”，最简单直观的一种理解，就是“小说的小说”，即作者一边进行小说创作，一边探讨小说的创作艺术，把小说的创作过程或者对小说的评价，当做小说的一部分。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小说叙述者兼具了小说评论者的功能，把小说的创作过程“小说化”，达到一种“小说谈自己”的文学效果。在《人间值得》中，既是小说人物，又是小说叙述者的张三，就曾在作品中交代过自己的创作原由，出版情况以及对作品的评价。“还是先说说李芳吧。……如果不是她，我也不会在电脑前坐下，反复敲打键盘。”“我打算出本书，你今晚就帮我增删润色下。”“我带着这份稿件，拜访过省城一本著名文学刊物里的一个蓬头垢面的男编辑。”“这篇文章写的不好，比起刘启明的生花妙笔差十万八千里。……光污还不打紧，还多是阴暗面、丑陋面。”综合以上这些叙事话语，把《人间值得》看成是一部具有“元小说”意味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就是一种切合文本事实的审美判断。二是通过对经典片段的“戏仿”“戏释”，从而达到消解与颠覆传统，最终表达出作者对世界、人生、人性的独到感悟与认识。在《人间值得》中，最引人入胜的地方之一，毫无疑问是那些“特立独行”的“张三哲学”。因为这些“哲学”是小说的叙述者张三，通过对古今中外经典片段的戏仿或复制后的“戏释”而得来的，所以，我们姑且将其称之为“张三哲学”。比如，“人生如戏，全靠演技。演技不够，拿钱来凑”，“人生如戏”本来是一句富含哲思的生命哲学，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通过对生命本质的认识而总结出来的，更多地是要告诫后人生命的一种无常与不确定，从而学会珍惜、看淡得失，抵达超越一己之悲喜的生命境界。张三却把它与充满铜臭味的物质世界联系起来，进而达到了一种对金钱至上社会现实的某种讽喻效果。再比如，“玄牝之门，是为天地根”，按照老子的意思，“玄牝”应该是指滋生万物的本源，是道，张三却把它“戏释”为女人，在鞭辟有力地消解男尊女卑的传统社会价值观的同时，更是发出了“尊重女性，不分年龄，不分场合，不分职业”的呐喊，因为“她们是屋外云层里的闪电与雷声，是人的起源与终结，也是人类得以确认自身形象的唯一法门。”三是运用一种“时间游戏”，突破时间臣服于故事的传统模式，达到故事为时间服务的艺术效果。《人间值得》突破了传统线性叙事的模式，没有固定的时间顺序，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统一的中心思想。看完小说，我们很难对其进行一个故事梗概的提要，而且能够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并引发深刻思考的，往往也并不是书中的故事情节，而是作者的叙事技巧和语言风格。因为《人间值得》故事情节的种类并不丰富，大多是同一种情节的重复性处理。它们对读者构成的强烈吸引力，并非因为故事本身的生动曲折，而很明显是作者对故事情节巧妙转换与灵活改写的结果。这一方面的一个显著例证，就是张三和朱明霞、女老师、小羽、李芳、许姜、鹿野、朱璇、吴倩等一系列女性之间的情感纠葛。从根本上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无非不过就是爱恨情仇四个字，但作者却给每一段感情纠葛都安排了不同的情节和意想不到的结局：李芳进了神经病院；女老师为了保护“我”而牺牲了自我；朱明霞与自己的姐夫一起私奔；那个同样因“我”而牺牲的发廊少女小羽，为了与父亲赌气而辍学出来打工，把自己辛苦赚来的钱寄给希望小学，她是矛盾而善良的。一方面，她不管怎么样都无法饶恕亲生父亲给自己造成的伤害，另一方面，她却又可以对从未谋面的那些希望小学的孩子们给予无私的援助；还有许姜，本以为被张三伤害就是她的最终结局，但整部小说却又出人意料地以张三对许姜的赎罪来终结。正是通过这些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作者把我们带入一个巨大的叙事迷宫之中。在这个迷宫中，现实和回忆，过去和未来不断交替，平行的、交叉的，融汇的时间之网包含了多种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又造就了叙事作品虚实再现的特异功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并不存在；在某些时间，有你而没有我；在另一些时间，有我而没有你；再有一些时间，你我都存在。”⑤而这些错综复杂的时间，又指向无数的未来。正如博尔赫斯把世界比作一座迷宫一样，黄孝阳借张三之口，把空无一人的房间比作“黑洞视界的边缘”，认为在那个房间里，“什么也没有，连‘什么也没有’亦会在某个时间里消失。”其实博尔赫斯也好，黄孝阳也罢，都试图在相对永恒的时间里，思考人物与事件在时间中的无限可能性，进而探寻表达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时间哲学。
在我的理解中，黄孝阳之所以要在小说文本中充分地借鉴、运用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技巧，就是要最终使《人间值得》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之书，激情之书。具体来说，这一点，突出不过地表现在张三这样一个带有明显叛逆精神的现代青年形象的刻画与塑造上。张三，这位同样出生于1974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黄孝阳化身的叛逆青年，毫无疑问隶属于吴晓东教授曾经描述过的20世纪80年代末那批深受加缪思想影响的青年群体。在一篇文章中，吴晓东教授曾经指出：“那是一个反叛和激情的年代，一代敏感而躁动的青年人在反叛中寻找到了挥霍青春激情的方式。从对父权的反叛，到对政治的反叛，继而过渡到对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文化的反叛，反叛作为无可替代的主旋律伴随了一代人的青春历程。”⑥细细地打量张三这一青年形象，就不难发现，他的叛逆精神乃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怀疑和批判。正如批评家王春林在关于黄孝阳的一篇文章中所论述的那样，《人间值得》是一部具有突出“批判现代主义”特点的长篇小说：“与那些闪烁其词式的先锋派小说相比较，如同黄孝阳《人间值得》这样一种深度介入中国社会现实的批判性姿态，无论如何都是难以想象的。一提及文学深度介入社会现实的批判性，我们马上就会联想到一个耳熟能详的文学术语，那就是所谓的批判现实主义。如此一种联想带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文学的批判性，似乎天然地就跟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联系在一起。但其实，这是一种明显不过的错觉。之所以要这么说，主要因为在对黄孝阳《人间值得》先后两次的认真阅读过程中，我个人真切地体会到，通过现代主义或者说先锋派的一种写作方式，作家们也一样可以抵达深度批判社会现实的思想艺术意图。由此而进一步联想开去，实际上也并不只是黄孝阳的这部《人间值得》，只要将我们的视野扩大至二十世纪以来西方的整个现代主义文学，即不难发现，这些文学作品不仅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而且也有着不容轻易忽视的批判性。也因此，倘若说批判现实主义已经是一种广有影响的说法，那么，同样也可以成立的说法，就应该是批判现代主义。所谓‘批判现代主义’，也即以一种现代主义的或者说先锋派的艺术方式来积极有效地实现一种深度介入批判社会现实的思想意图。如果‘批判现代主义’的说法的确可以成立的话，那么，黄孝阳的《人间值得》，就应该被看作是这一方面的一部代表性作品。”⑦小说对社会秩序的怀疑与批判，集中表现在张三好友余招福的不幸人生遭遇上。余招福，不仅是张三的同学，而且还同时入伍与退伍。但退伍后由于没有张三那样一种颇为强势的家庭背景，所以，只能万般无奈到县里一家印刷厂当工人，以糊纸盒的方式勉力谋生。随后不久，余招福与同厂女工结婚生子，他婚后的生活，虽然谈不上有多么富裕，却也算是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只可惜好景不长，没过了多久，他所在的工厂，就因厂长的赌博输掉巨额公款而被迫宣告倒闭。他和老婆，因此而双双下岗。好在余招福当过几年兵，脑子还算灵活，很快就凑钱买了中巴，以及一条客运线路，跑起了运输。没想到的是，这场交易却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出乎余招福意料之外的是，他所购买的这一条客运线路，早已欠下了高达七八万的规费，需要补齐欠款后才能正常运营。由于无法及时交出欠款，崭新的中巴车只能被交通局扣下。问题在于，等他后来好不容易凑齐款项去交通局领车时，却发现车子不仅早已经面目全非，而且连同车子的发动机都已经“不翼而飞”。面对如此一种状况，余招福在与交通局的工作人员因发动机丢失问题交涉未果的情况下，只能和交通局对簿公堂。一方面，虽然第一次判决余招福胜诉，但拒不接受判决结果的交通局却提起反诉，指控余招福天天去交通局，严重干扰了他们的正常办公，试图追究其刑事责任。另一方面，就在打官司期间，余招福的老婆，竟然也弃他不顾，而随同别人私奔。就这样，在来自家庭与社会的双重打击下，“余招福把判决书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买了桶汽油，跑到仍停在交通局大院里自己那辆已经报废，像一堆狗屎的中巴车上，在嘴里叼上一根烟，用打火机点燃”，最终让自己与那辆破败不堪的中巴车一起同归于尽。自杀，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余招福唯一可能的人生结局。因为面对千疮百孔的现实，他实在已经无力回天。这样一来，作家在借助张三的口吻指责余招福不懂变通，骂他“蠢”和“冗余”的同时，也把批判矛头指向了残酷的社会现实。
其二，是对自我和父权的双重反叛。《人间值得》中，黄孝阳以一种充满着亵渎色彩的解构口吻，为我们展示了张三这样一位“混世魔王”的成长史。之前读《红楼梦》，曾见贾母、贾政称宝玉为“孽障”“混世魔王”。读了《人间值得》，才发现既是小说的叙述者，又是小说核心人物的张三，才同样称得上是一个十足的孽障、混世魔王。对此，张三自己也曾毫不羞愧地在叙述中多次自我自白：“我是一个满脑子荷尔蒙的退伍兵，小瘪三，阴沟里的泥鳅，连地痞流氓都没资格。”“我不是一个好人，我得承认。”“我可以调皮、可以捣蛋，可以上课睡觉，可以干一切我所能想到的坏事，不必受任何惩罚。”把自己类比那个因无知而说出“何不食肉糜”的司马衷。他玩世不恭、放荡不羁、游戏人间，亲情、爱情、友情似乎都可以成为他玩弄的对象。总之的一点就是，在他眼里，一切美好的、坚固的东西都走向了自身的对立面。他不仅把女人当做满足性欲的工具和金钱的奴隶，而且还会用一种不屑的语词和自己的父亲谈论改姓的问题，让老人家“改姓王，名八蛋”。很大程度上，张三的这种自我的反叛，也可以被看做是黄孝阳“赎罪心理”的曲折体现。因为父亲手中的权力，在那个不公平的黑暗现实中，张三其实常常处于一种“吃人”的位置。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这种自我反叛，其实可以被看作是“原罪意识”的觉醒，是对自己与“吃人”的社会现实之间无法割裂的深层维系的一种悲剧性体认。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的是，张三对父亲的反叛行为中，毫无疑问也潜藏着一种俄狄浦斯式的“弑父”心理。这一点，突出不过地体现在小说中对父亲的那些大不敬语词上。“疯子得到惩罚。我爸这个疯子却没有人敢把他扭送到政府从快从重。”“张负重是我爸的大名，他成畜生不奇怪，我好奇的是他成一只什么样的畜生。”“爸爸，我爱你，我也恨你。你是狗屎，我是一摊狗屎的儿子。”更有甚者，面对着吴主任，张三竟然也会这样质问自己的父亲：“爸，你肚子这么大，是不是里面装满民脂民膏？”需要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对父亲的反叛与否定，并不仅仅只是为了否定本身。黄孝阳借助于张三的“弑父”行为，意欲达到的一种艺术意图，就是对传统父权社会的质疑与否定。他认为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都是在“父亲”的注视下铸就的，“父亲”既是晚辈的源，也是他们的前浪。而青年一代要想前行，“就得有这个勇气把前浪拍在沙滩上。才可能有一个以星辰大海为舞台的澎湃未来。”尤其是在当下这个脑力取代体力的时代，传统的父权为主的社会体系即将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女性将崛起，将主宰，将构建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成为新结构的奠基者，新规则的制定者，新律法的阐述者，新秩序的捍卫者。”如此一来，摆脱“父权”的庇佑，就既是人类自身前进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只要我们认真地细读文本，就不难发现其中隐隐相对的两条结构线索，那就是在女性意识觉醒的同时，传统男权的不断被瓦解。如果说从朱明霞、女老师、小羽、李芳、许姜、鹿野，一直到朱璇，这些女性形象的被充分认可，可以被看作是女性意识自我觉醒的渐进式显现，那么如同“张负重”“吴主任”他们由权力的掌控者到生活的落魄者的转换，就可以被看作是传统男权社会的不断瓦解。
其三，张三的反叛还体现在对精英文化的“去蔽”式打击上。比如，在张三和刘启明一起谈论基因决定论时，刘启明对基因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论述：“基因是自私的。自私不是恶。今天的社会伦理体系是一个极端的湍流体系，汝之蜜糖，彼之砒霜。”“道德是一个时间概念与一个地理名词。人们说移风易俗，就是说道德的嬗变。道德有它的‘永流传’，如忒修斯之船。如果说道德是实然的集合，美德即是应然，如‘标月之指’，时光，打在这实然上，使它弥漫出光晕，具有一种魅惑面貌。它落在人的具体阶层（骑士的美德）与职业结构（比如医生的美貌）就有了各自的内涵与特定表达……”对于刘启明的这一番喋喋不休，张三的本能反应是，让他闭嘴，并学了几声狗叫，心里才舒坦了一些。再比如，小说的叙事明明可以从“康德黑格尔罗尔斯霍布斯洛克休谟维特根斯坦斯宾诺莎萨特福柯叔本华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阿尔都塞”谈起，却偏偏要从“李芳的屁股”开始，从而为自己高雅的灵魂套上了一件地痞流氓的外套。质言之，只要能够达到反叛的目的，张三完全可以做到“粉身碎骨”，乃至于无所顾忌地亵渎、消解一切的“精英文化”。
然而，“真正的反叛并不是对一切思想和信仰的虚无主义式的任意唾弃，也非‘垮掉的一代’式的反社会反文化的颓废行为。”“真正的反叛恰恰是一种以决裂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执着和热爱。反叛意味着弃绝之后的眷恋。”⑧黄孝阳运用他的反叛哲学，最终是为了抵达一种自由的精神境界，一种对人类存在充满期望和激情的生命姿态。就如同那个受诸神惩罚的西西弗斯，周而复始地一次次把石头推向山顶。每一次的努力，既是对荒谬的生存处境的反叛，也是自我价值的一次实现。反叛是因为热爱，因为激情，否则反叛将成为漫无目的的宣泄和毫无意义的抱怨。但是如果没有反叛和抗争，热爱和激情也会堕落为生活的奴隶，失去其本有的生命力和价值。这反叛的背后，折射着作者对生命和世界一种更真切的理解与把握，在其中，我们所充分感受到的是作家一种发自内心的激情。“激情”是《人间值得》中一个重要的范畴，他使我们了解到那个“混世魔王”张三，也曾认认真真生活过，内心里也充满着对生命的热忱。反叛是他存在的方式，激情才是他对生活的态度。
很大程度上，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细细品味一下本书的书名“人间值得”这四个沉重的字眼，不禁会联想到玛格丽特那幅一只烟斗的“现实主义”绘画，尤其是在烟斗的旁边，那句不无滑稽的“这不是一只烟斗”的题词。毫无疑问，小说《人间值得》也有异曲同工之处，作者明明在书中写了一堆荒诞的“人间不值得”的生命历程，却偏偏要把书名反过来确定为“人间值得”。无论如何，这都应该被理解为是一种后现代主义艺术特质在黄孝阳小说创作中的突出表现，它所充分凸显出来的，一方面是隐藏于故事情节背后的现实，另一方面更是故事情节本身的“虚构性”。
注释
①房伟：《巨大的“诗心”：在宇宙的量子雨中跳舞》，《文艺报》2021年2月5日第003版。
②转引自弋舟：《小说家之于设计师》，《文艺报》2016年7月22日第002版。
③黄孝阳：《新现实中的“量子文学”》，中国作家网。
④黄贺：《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新型元小说创作手法》，《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0年第1期。
⑤［阿根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小径分叉的花园》，王永年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
⑥⑧吴晓东：《如此愉悦，如此忧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65页、67页。
⑦王春林：《先锋实验、社会批判与精神勘探》，《东吴学术》2020年第6期。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