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梅：《森林沉默》中的文化路径思考
一、站在十字路口的现代
在后现代社会语境之中，去讨论《森林沉默》这样的小说，其实是一件冒险的事。现代文明已经抛弃了渔猎文明、农耕文明，包括工业文明，也正在被数字文明所取代，人类社会正在加速度进入智能化时代。面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叠加的社会文化形态，我们并不缺乏辩证地去看待现代性自反性的能力，我们缺乏的是一种真正的理性信仰，明确地知道我们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人类究竟在追求什么。这个话题，在今天这样的时代语境中，显得尤为重要。现代性追求可控的理性，而人类面临的不确定性正变得越来越多。吉登斯和贝克对此都有过相应论述。后现代社会生存表现为个人主义和离散性，而技术专制主义倾向于把人作为客体，确定在社会总机器的精密齿轮上，这一发展趋向构成了对世界的重新认知，以及对人的重新定位。从现代乡土小说，到当代新乡土小说，新农村非虚构文本，始终是作家观照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最主要选择。乡土中国的几次变革转型，包含着历史的进步性，也包含着文化的破坏性。所以，当下知识分子在思想领域和现实问题上的所有追问，都是一种与历史及未来对话的尝试。回顾当代中国经历的思想文化路径，拖着前现代的阴影，带着对现代性的质疑，怀着对后现代性的沉溺，在这样复杂的时代语境之中，秉持真正的理性，反思我们面临的文化伦理困境，《森林沉默》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
1．挖出深渊还是填平沟壑
《森林沉默》思考和呈现的问题包括：乡村开发，生态破坏，生命与自然，现代性与反现代性，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自然主义与技术主义，民间文化，伦理道德，爱欲，土地信仰，农村的出路等等。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面对乡村发展的两难选择，并不只是生态破坏，人伦异变，在现代化的路上，并没有文化的飞地和真正意义上的自然乌托邦，发展不是必然以破坏为代价，而远离中心圈的贫穷落后地区同样有权力进入现代文明社会，所以这里面的主动性和被动性，在社会学层面，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森林沉默》，其实有着非常明显的现代性焦虑。传统乡土文明不断消逝与现代城市化的急剧扩张之间，究竟暗含着怎样的发展悖论，不仅仅涉及到个体的生存形态和生存观念的改变，还关乎人类社会的整体。陈应松在自己的写作中，不仅强调形而上的精神信仰追问，同样关注柴米油盐的现实、制度、历史，以及个体的人在深度解放意义上面临的迷惑、困扰和种种失败。《森林沉默》值得我们讨论的话题，包括小说美学、生命诗学和自然哲学层面的很多问题，都具有前沿性和延展性；其中不能回避的，还有关于现代性的种种追问，代表传统生活理想和原始生命力的森林，正在被开发改造而面目全非，代之以飞机场、手机、互联网等现代交通传媒与外界相连，打开封闭落后的部落化生活空间，原本寂静的森林被大机器和飞机的轰鸣取代，原本百鸟齐鸣的森林生物圈，正在慢慢陷入沉寂。那些诗意的鸣唱，山谷里的回音，被现代化的喧嚣打破。应该如何选择才符合人道主义？
陈应松在小说中设置了两个空间，一个是森林和村落；一个是飞机场和城市。当然，这里面有先验的主体判断，或者说陈应松在小说中预设了自己的价值立场。我们在这两个空间对照中，看到了城市生活的浮躁和伪善，丛林世界真实而强大的原始生命力。这两个维度提供的话题首先是文化意义上的，也就是说，小说把森林作为人类社会的参照物，森林中各种动植物有自己的生长方式和自然秩序；人类对森林的探索开发利用，包括干预破坏，都在现代性这一理性范畴之中，只不过是基于价值衡量和利益取舍而已。当森林作为一个独立的世界存在，陈应松不是把人类降格为普通生物体，去探究人类存续的生物学意义；而是在无限放大自然诗意浪漫的同时，反观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走向，博士，教授，知识分子都是利欲熏心的人渣，开发脱贫，寂静的山村变得喧哗与躁动，那么，就算致富了，咕噜山区的人们连同他们的生活就完整进入现代社会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从铁凝的《哦，香雪》开始，乡村就在寻找通往城市的路径，火车，铅笔盒，都是抵达外面世界的方式，从地理位置的移动，到社会身份的转变，对城市的向往意味着对文明社会的认同。作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叙事母题，我们不要忘了另一个指向，那就是对都市文化不遗余力的批判，以及文人知识分子的浓重乡愁，这一精神还乡的主题之中，其实并不包含现代性的自我否定，乡愁表达的隐含价值，往往是对双重权力的占有。即在物质和超物质层面，同时拥有绝对的主体性。《森林沉默》中，打破咕噜山区平静的是天音梁子建飞机场，要削平九座山头，填平九条峡谷，村里争取到的项目是孔子沟建设垃圾填埋场，国家每年补助村里十万，“以后咱们就吃垃圾了”这句话有多重意味。赵德发长篇小说《人类世》中有一个类似表达，那个巨大的深坑是人类欲望的深渊，深渊始终存在，那些垃圾村，生活着世代以捡垃圾为生的村民。被垃圾包围的致富，与青山绿水的贫困，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改革总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要舍小家，顾大家。”这些话听起来无比熟悉，同样包含着权力的道德优越感。种地，打猎，这些原住民依托的生活方式，在现代性面前，有着滞后性和被动性，如果我们依然信赖现代性，这一切被打破，甚至被取代就是在所难免的。雷平阳在谈到基诺山文化时，也表达了相似的拒绝姿态；张炜在《刺猬歌》中，同样批判资本对人性和土地的双重改造。那么，困扰我们的究竟是现代性，还是建立在权力和欲望基础上的现代化进程？咕噜山区是乡土中国的原型和缩影，乡土中国正在城市化进程之中，百年来，其实也一直在西化（现代化）的过程之中。新冠疫情改变了全球化进程，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不得不接受全球化的逆转，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倒退回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回到自耕农时代？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乡愁泛滥的现代性反思，并没有意义。蜂落一章，村民纷纷质问：家都没有了，致个什么富？致哪门子富？这里的家园毁坏是生存意义上的，也是心理意义上的，陈应松在这部小说中质疑的不是现代性，而是现代化进程中，被权力扭曲和绑架的社会文化撕裂。
2．能否在现代性里转身
我们面对的生活其实是不断新变和剧变的。早期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对机器抱有崇拜以及神秘感，因为对机器文明的好奇，所以文学表现出来的审美，包含了都市文明、机器文明和物质主义倾向；但是，工业社会的标准化和可复制性，对于个体的生命体验和自由选择，逐渐形成一种严重的禁锢。神农架也好，基诺山也好，从文化体验来说，肯定是独特的，但是，那里终究贫穷闭塞，我们选择怎样的价值尺度，去代替一种文化决定它的未来命运，是因为现代事物不能够为我们提供带有神秘性的审美，我们回过头又去原始森林中寻找那些我们不了解的事物，反工业化，反城市化，后面是什么呢？当然，我们在很多科幻电影之中，看到一座座城市倾覆，瞬间天崩地陷，这种危机寓言会阻止人们奔向那个灯红酒绿的美丽新世界吗？答案是不会。森林沉默也好，呼啸也好，都无法构成置身于后现代性惊涛骇浪中的人类的着陆点。
丁帆说：我始终认为“现代主义者”所表达的“现代性”内涵更多的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异化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浪高过一浪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新潮中,人们满以为“后现代主义”一定是要替代“现代主义”而进入一个新世纪的理论框架之中,孰料“现代性”却是一个打不死的“未亡者”,因为在中国,它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像植物一样缓慢地成长”,它的幽灵与“后现代性”不仅在欧美游荡着,同样也在中国弥散着,并久久不能散去,也许它游荡的历史还不会短暂,我们如何看待这个幽灵在现代与后现代/历史与当下之间关联性的悖论呢?尤其是它在中国文学艺术领域里呈现出的各种各样的形态,似乎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它的存在价值和反“后现代性”“祛魅”功能的利弊。所有这些构成的复杂性,足以让我们对照“未完成的现代性”来检视四十年来中国文学艺术的理论范式与文本呈现。之所以引用这么长一段话，是因为丁帆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论析，给我们重新认识和评价四十年中国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提供了一个有效阐释的理论背景。
飞机轰鸣，森林沉默，桤木被藤蔓缠绕，忍受近乎窒息的一生。所有生死在森林里时时刻刻都在发生，无声无息，无人关注。花仙的抑郁症，幻听症，广场综合症，是现代都市人普遍的疾病，快节奏、超级物化和机械化的都市生活，在作家笔下成为各种精神疾病的根源。玃是遗传返祖白痴弱智，还是天赋异禀拥有超能力的异人，在这片广袤到无边无际的大森林里，真的有那么重要吗？花仙坚持要玃读书识字，证明这个毛孩是一个现代人，这是现代性的社会改造惯性和理性专制。她是作为现代性的代言人，作为启蒙者进入山区的。这一点很有意思。她首先是个病人，来寻求自我精神分裂的解药；同时她又作为一个启蒙者，试图给山区带来现代文明的光亮。城市中的个人奋斗，名利追逐，让她厌倦而自闭，她在咕噜山能够够找回自我吗？她的局限不在于身份认同危机，而是情感危机。说到底，这并不是一个彻底的人物，当然也不是治好精神疾患后，候补到外地做官的狂人，她死在了山里，而且是自杀的。所有治疗都是失败的，西药，中药，茶饮，大自然，森林浴，欲望释放，报复式的性爱，科学实验，博士论文，都没有能够拯救她，包括可能出生的孩子，同样是她不能面对的。所以，如果说陈应松在花仙这个人物身上，附加了理想化色彩，那不过是诗人的浪漫情怀。而这个人物所包含的全部复杂隐喻，才是作家所要表达的核心旨归。
二、自由人性与自然伦理的审美陷阱
乡土为什么有着更饱满的情感，更大的情感可能性，是因为我们情感之根在土地深处吗？在城市化进程中有被抛离的隐忧，有被吞噬的恐慌，然而又趋之若鹜地奔向城市，这种心理与行为的反向之中，矛盾焦虑之中，包含着怎样的现实压力和伦理困扰？麻古热爱土地，是一种生活方式选择，近乎于精神信仰，但是这里面有某种虚幻性。在现实意义上，农村生活没有什么值得美化的。美化乡村的有两种情形，一是文人乡愁笼罩下的理想乌托邦，二是消费主义以物为媒介的农家乐园。无论后现代如何想象乡村，对于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一代孩子来说，乡村不是诗和远方，也不是理想国，农村就是底层和消费对象。百年乡土叙事，作家习惯于在文化立场上，把乡村设定为城市文化负面的参照系，似乎回归了乡村，就可以去除城市中的贪婪、物化、机械化和程序化。除非只是在审美的立场上，以原始自然野性去对照城市中人性的委顿，以丰富多样的生命形态去对照单调生硬的城市景观，人和机器才可能成为相互延伸的转化形态。在陈应松的“荆州系列小说”中，乡村的败坏是更彻底的。当机器文明已经不能够再为我们提供新的审美故事，越过乡村，进入到人迹罕至的大森林，回归自然虽然并不能解除彼此的界限，但是作为反异化的可能性，自然伦理仍旧可以重新厘定人类生存的文化根基。
1．我们仍旧向往自然伦理
小说扉页上，陈应松引用了“草木榛榛，鹿豕狉狉”。这句话出自柳宗元《封建论》：“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人类在原始阶段跟万物一起生存，野草树木杂乱丛生，野兽成群四处奔走，人不能像禽兽那样生存……有智慧又明白事理的人为众人所拥戴，教育，惩戒，畏惧，于是君长、刑法、政令就产生了。陈应松取的应该不仅仅是“草木榛榛，鹿豕狉狉”的表层之意，当然更不是要回到“草木榛榛，鹿豕狉狉”的原始阶段，人类社会起源于大自然，当人类社会演变成原始丛林，现代人像野兽一样追逐自己眼中的猎物，这里面包含着的双重悖论，同样是陈应松写作这部小说的心结。
小说第一章白辛树，起笔就是向卡尔维诺的致敬。叔叔麻古和孔不留争夺豹皮，割了豹尾，会飞的豹尾像彗星，像月亮山精的舌头，像鞭子，豹魂，豹魄，豹目珠，陈应松给大山里的寻常事物披上了魔幻外衣。玃在惊扰之下从此夜宿树上。白辛树是家族的象征，玃是自由的象征，夜宿树上是在黑暗中洞悉人世的象征。在卡尔维诺笔下，“地上的生活”意味着平庸和世俗，“树上的生活”则代表理想和超越性。柯希莫爬到树上不是后退，是抵抗，想看清尘世就应同它保持必要的距离。玃选择先人坟前的大白辛树，逃离的姿态里隐含着守护现世，同时向历史寻求庇护的双重意味。与《森林沉默》这一非正常人视角相似的是关仁山的长篇小说《日头》。《日头》中的毛嘎子，也像个猴子，宿在唯一的一棵大菩提树上，俯视人间的悲欢离合和残酷斗争。那么，当代作家除了受到卡尔维诺的影响，这种相似的叙述视角选择，有着怎样复杂纠结的文化心理呢？
逃离都市，回归自然；进而逃离人群，回归丛林，作为一种文化想象，不具有现实意义。玃逃到白辛树上，摆脱豹尾追逐，是惧怕世俗的贪欲；花仙子逃到咕噜山区，摆脱师兄给她的噩梦，也是厌倦世俗的贪婪。据此，陈应松的伦理观是明晰的。树上树下的狂欢，并不能治愈文化的抑郁症，性爱也不能成为真正的救赎。放弃一部分人类世界的规则，回归原始丛林，作为世俗生活和丛林世界的中间桥梁，徘徊于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间，这一段的价值观里其实既包含着超越性，也包含着矛盾性。上树，是对抗，是逃逸，是寻找；下树，是回归，是认同，是归属。一切伦理行为的最高意义在于：人承担起自己的使命，按照绝对无条件者所颁布的道德法则行为。不论其行为关涉者为何，人总应该从自身的尊严出发来行为，这样康德的道德命题：“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一个普遍立法的原则。”就应该被拓展为，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同时成为把一切自然物均纳入伦理关涉者的普遍的自然伦理法则。所以，脱离族群生活和智人世界，是对人类世界的降格以求，无论怎样反思绝对理性和技术主义对人类的劫持，这一选项都并不在人类文明序列中。
2.理想人性与诗意的历史观
陈应松是个诗人，这部数十万字的《森林沉默》几乎可以看成是一首有关生命的璀璨长诗。第二章中讲述了一头小熊的故事，少年与熊在山林里相依为命相互温暖。关于少年与狼，少年和老虎，少年和狮子的电影很多，多半是成长主题，动物扮演的是引领者角色。小说中，陈应松用了不少笔墨渲染熊的情感，但并没有将其过度人格化。背后还是人，人的残忍，贪婪，孱弱。小熊被孔不留打伤，失去睾丸，之后反复受伤；母熊被诱骗电击死亡，小熊吃掉了母熊的眼睛；不想小熊被别人打死吃肉，不想小熊孤苦无依在森林里无依无靠的游荡，迫于压力，玃想亲自杀死小熊，下了狠手。小熊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又活了过来，对玃依然信赖。小熊被打伤，母熊被诱骗，小熊分食母熊，玃对小熊的遗弃、背叛和残害，小熊自始至终的信赖，这些情节设定，与电影《猩球崛起》一样，都是有关人类社会的警世寓言。
表面上看，《森林沉默》由一只豹子，一头小熊，一棵树，一只戴胜，一群蜜蜂构建了一个自然乌托邦。然而就像雨果在《九三年》中写到的那样：“大自然是无情的。它不肯在人类的丑恶行为面前收回它的鲜花、音乐、芳香和阳光。它用天赋的美丽和社会的丑恶的鲜明对比来谴责人类。”人类世界利欲熏心，尔虞我诈，花仙和麻古，殊途同归坚守自我，折射的是陈应松内心的理想之光。在这两个人物身上，他难得地保持了不偏不倚，没有什么性别倾向，也没有对有无学识文化加以区分。花仙对待理想人格和学术坚守，与叔叔麻古对待庄稼和土地一样，这两个人物其实构成了一个闭合视角，两个人都活在自己世界里，当然最终都是失败者。获得救赎和自由了吗？都没有。花仙失去了导师和孩子，启蒙者生命实验和精神升华的可能性都丧失了。叔叔失去了庄稼和土地，无论农耕文明还是工业文明，他都是一个被抛弃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小说依旧可以看作是一个关于正在逝去的世界的挽歌。
《森林沉默》最后一章是玃漫游奇境，与前面几章有些游离。深山里的神神鬼鬼，奇异风俗，都是日常性的。漫游奇境近似于科幻片中地球人大战外星生物。不是传奇，不是神话，是寓言，也是预言。后现代行为艺术营造了真实的幻觉世界，在这个异度空间中，生活着现实的人，祈求原谅的，借机复仇的，揭竿而起的，听天由命的，众生百态。天空中的一切，与大地上的一切，互为镜像。“獲漫游奇境”可以与“爱丽丝漫游仙境”比对。除了云上漫步那一段，不同之处是玃的旅程充满了恐惧，暴力，惊悚，丑恶和杀戮；而那些民歌，鲜花，炊烟，麦浪，亲人，不愿意堕落的灵魂，超越坟墓的晦暗和沉积，这一天惠的旅程并不是真实人生的空中历险记。至此，小说形成又一个新的闭环。玃再次栽种下一个白辛树，与小说开头完美呼应。生命，历史，人类，地球，无始无终的时间，浩瀚无垠的空间，一切都是轮回。
三、“说出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与文化一样，我们对文明的理解同样是多元的、进化的。只不过文化是多样性的，是相对的，而文明的尺度是普世性的。关于人类文明，这是一个宏大的话题。而在新冠疫情之年，这样的追问尤其意义重大。我们面对的世界正在日新月异的创新创造之中，也在不断瓦解和崩坏之中。新冠疫情，再次突显人类面对的严峻考验和生死抉择。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和众多西方哲学家关于疫情论战的焦点在于，人类应该如何共同生活。阿甘本有关“神圣人”和“赤裸生命”的提法，针对的是“例外状态”下被政治弃置的人的处境。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则认为，真正有益的政治反思应该针对全球化。新冠疫情显然已经超出了政治、文化、医学等领域，成为全球所有人共同面对的生活事件。后危机时代的全球化趋向于萎缩已是必然，面对全球经济衰退，政治秩序重构，如何在人类文明秩序中明确自己的方向和道路，是摆在每一个国家面前的重大难题。
1.能否克服启蒙幻觉
哈拉维在《与忧患并存》中，讨论的是人类如何在地球上成为主导力量，从不同的尺度影响地球，包括环境和景观，以及地球内部的地质化学活动。人类有一天可能成为别的星球的主宰，而地球正在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全球变暖，污染严重，生物多样化下降，能源危机等等。花仙在日记中，写到玃眼里渴求现代知识的光，这看起来多少有些启蒙者的一厢情愿。她对高喊知识分子担当和真理的人，做了最严苛的审判：内心里只有苍蝇飞舞，蛆虫爬行；谎言、欺诈、荒淫、攀附、偏执、无聊、自私；那些所谓的专家教授内心何其龌龊肮脏；没有灵魂的人大谈灵魂，卑鄙的人才谈崇高……。看到这一段，想起沈从文。无论是反现代性，还是超越现代性，沈从文营造的湘西理想国都是虚幻的。有意思的是，师兄牛冰攰引诱花仙，不是展示博学，而是关于灵魂的追问。花仙作为医学院大四学生，可以熟练解剖人体，却从未想过人的灵魂在哪里，牛冰攰用山歌和灵魂打动了花仙；而这个没有灵魂，没有诗意，没有精神信仰的人，在世俗名利深渊中摸爬滚打的人，是花仙眼中众生的真相。也就是说，与《边城》中附着在山歌和性灵之上的理想人性不同，花仙的文化态度是双向的怀疑和不信任。陈应松在这部小说中表达的文化态度非常复杂，甚至不乏矛盾之处，正因为如此，《森林沉默》给我们提供了多维视角的文化路径思考。
在一些地区，戴胜被视为不祥之兆。因它有时出没于人烟稀少的破旧坟头、枯朽棺木之间，所以也被称作“棺材鸟”。小说中，花仙救治了一只眼睛受伤的戴胜，花仙脚踝扭伤，戴胜眼睛流血，这一处细节颇有反讽意味，花仙被骗，被伤害，是因为她没有看清楚师兄牛冰攰的真面目。花仙子来到咕噜山区，和玃在一起，她试图唤醒沉浸在大自然之中自由自在的玃，给他知识，让他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拥有更丰富的人生。这里面的价值取舍，正如前文所说，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但花仙并不是独立知识分子，她依然习惯借助权力来对付村长。花仙自我拯救的路径是逃离城市和知识分子群体，躲进大森林唤醒自己的内心。而来到咕噜山区之后，她除了身体欲望的放纵和满足之外，并没有被改造和唤醒。老师飞机失事，花仙喝了安眠药，孩子也死了。陈应松其实没有为自然主义和自由人性留下虚假的希望。导师谭三木的死同样具有象征意义。启蒙者难以对抗外界的所有变化，在邪恶的世俗利益面前，反抗和战斗都显得无力。师兄牛冰攰这样的人倒是游刃有余活得春风得意。相反，叔叔在鹰嘴岩上开出土地，种植苞谷，结果暴雨雷电导致山体滑坡，叔叔日夜悲号，杜鹃啼血，却挽回不了脚下正在坍塌的土地。陈应松是悲观的，或者说，他并不认为这种坚守有着实现的可能，注定会被巨大的时代浪潮吞噬，小说在漫山遍野的诗意和想象力的狂欢之外，也就多了悲壮意味。人类社会不断地翻越进化的山脊，也不断跌入自设的深渊。玃的灵魂在树上，叔叔的灵魂在土地里，这两个寓意对照，是陈应松为后人类社会预留的回归方向。
建设天音梁子机场，村长说，咕噜山区人民从此脱贫致富奔小康。玃在宜昌景区被当作野人展览，火车声汽车声让他无法入睡；在武汉，核磁共振检查认定他不是人类；在回咕噜山区的飞机上，他感觉飞机就是一个铁屋子；回到咕噜山区，飞机降落在机场，也就是叔叔麻古的田里。玃的城市之行，与花仙的森林之行，是陈应松试图反向解开的同一个谜团。现代性旨在建构，后现代主义以现代性的方式，解构现代性，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人类社会陷入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叠加的平行时空。神奇瑰丽的大自然，古老陈旧的山村，拥有各种先进设备的医学实验室，云上凝滞不动的飞机，城市也好，乡村也好，在想象的共同体内部，社会提供的血缘、地缘和精神认同是均等的，在想象的共同体外部，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均质化社会。森林醇厚，鸟鸣悠远，花仙这个外来者介入异质文化空间的路径有两个，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性爱。受伤的不是脚踝，而是心，疗救的过程，无非两个字，放下。日本高僧弘法大师有诗写三宝鸟：“闲林独坐草堂晓，三宝之声闻一鸟，一鸟有声人有心，声心云水俱了了。”可惜，小说中的所有人，没有一个具有超越性。从这一点上，陈应松既没有设计一个超越过去和现在的道德超人，也没有提供一个往来于城乡之间的智者，没有人格矮化，也没有人格神话。把魔幻带进现实，把现实魔幻化。但玃并不是真正的弱智，他代表一种原始神秘的力量，这是一个民间与精英阶层试图彼此救赎、最终失败的故事。咕噜山区，古老村庄，崭新的飞机场，引擎的轰鸣声，包含着当代技术对生活的改变，对记忆的改变，改变不了的是社会分层和等级身份。小说以超现实主义的表现形式，意识流、幻觉、巫术，提供了一个真实而又虚幻的飞机内部小社会，云上的理想国并不存在，存在的是周而复始的幻觉。
2.与危机相伴生长
飞机场上的苞谷，意味着现代性长长的尾巴，就像袁劲梅在《罗坎村》中写到的那样：这个长长的婚姻生下了太多的孩子，包括，猪大肠，黄梅戏，好新癖……还有“春江水暖鸭先知”。《森林沉默》不乏陈应松内在情怀的释放，诗意的放飞，也不乏他个人郁结的纾解，但我们仍旧在小说中感受到了尖锐的问题意识。那些沉重的现实忧患，抽象的精神追问，与山林里众多知名不知名的飞扬灵动的花花草草飞禽走兽一样，吸引我们，感染我们。从小说美学角度，这部丛林小说价值独特，陈应松提供的丛林生物志，饱含着磅礴诗意，给了我们全新的审美体验和血液澎湃的力量。而从文化反思角度看，这部小说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文明危机，并不是某一个领域的话题，人类文明正在面临新的可能和新的挑战。众多科幻电影，银护系列，星际系列，包括《流浪地球》等灾难片，片尾通常归结为人性的温暖和宽容的大自然拯救了人类。这当然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表达。人类文明不是必然永续的，文明也不会自我进化。在不断累积层递的文明进程中，人类也在不断遗弃、破坏和摧毁之中。那么， 面对文明可能消亡我们前置了什么？应对文明转型我们又预设了什么？对于人类而言，政治，经济，道德，在后人类社会中，会呈现出不同形态，人的价值判断，人类的社会秩序，人的行为，是否仍旧构成整个世界意义的起点？未来社会法则是人，自然，还是技术？生存环境的改变，生命共同体的新形态，我们是否有能力重新理解并阐释这一切，我们如何去想象一个关于未来的世界？
关于《森林沉默》的创作初衷和写作过程，陈应松在《后记》里都记述得很清楚，读者和研究者的阅读理解，无非是个人思考和情感的投射。我们应该更信赖作家的自白：“让小说充满使人心旌摇荡的激情和力量。为生活增加勇气，用魔力的语言、魔法的故事、跃动的血性，冲击人们对人类前途和归宿的思考，用文字创造一个鸟语花香、百兽奔跑、苔藓肥厚的世界。”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