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鸟兽之名》：大山深处的安提戈涅
在这个被称作“山林三部曲”的集子里，神秘、幽微、深邃得甚至有些恐怖的“阳关山”，是三部曲搬演的舞台。它就像索福克勒斯笔下蕴藏着卡德摩斯家族一切隐秘与悲剧的忒拜城，成为当代人心灵境遇与命运的巨大隐喻。曾经一年四季以土豆为主食、把土豆当作“山地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的山民们被整体搬迁到山下平原的县城，却始终与平原的生活格格不入，患上所谓的“平原综合征”（《以鸟兽之名》）。有人怀抱“在山里哪有活不下去的”的信念，坚持在早已停水停电的山间木材厂里生活；更有人“逆流上山”，认为山里的生活比在外打工“舒坦”，“反正也饿不死”，没事就打鼓玩，在这群近乎“无怀氏之民”“葛天氏之民”的人里甚至还有自诩为“喜欢自在散澹”者（《骑白马者》）。还有一些人则把目光投向了大山里积淀丰厚的文物遗存，或倒卖，或造假，极端者则以盗墓为生（《天物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映射出被加速前进的时代步伐甩开的芸芸众生的复杂心理，有无奈，有不甘，但终究是与往昔的日子渐行渐远。
孙频对于宏大、庄严事物的痴迷，对深邃、黑暗的敬畏，以及对光明、灿烂的渴望，在“山林三部曲”中随处可见，俯拾皆是；而这一切都聚焦于白昼与黑夜交替的一刹那，从而使她小说中的黄昏现出别样的风采。曾几何时，“庄严”“肃穆”“深邃”“璀璨”“苍茫”“辽阔”……这些“大”词，因为天然地带有一种“宏大叙事”的意味，与日渐碎片化、平面化的当代日常生活格格不入，而被作家们视作洪水猛兽；然而，它们却构成了“山林三部曲”的底色，或曰情感基调，成为孙频写作的出发点与归宿。她对此毫不讳言，甚至借小说中人物之口告诉我们：人都需要躲进一个更大的东西里来庇护自己，而只有在万物沉入黑暗、月光落在身上的时刻，人才能真正体会到那种来自宇宙间的巨大庇护。
从荷尔德林、施莱格尔到黑格尔，三位几乎同时代的德国哲人都不约而同地将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视作从古至今最优秀的悲剧作品。安提戈涅以高度的主体精神捍卫了人格尊严，维护了伦理理想（以及民主原则），正如别林斯基在阐释古希腊艺术精神时所说的那样，“没有跌倒在这可怕的幻影面前，却通过对命运进行英勇而骄傲的斗争找到了出路，用这斗争的悲剧的壮伟照亮了生活的阴沉的一面；命运可以剥夺他的幸福，可以把他打倒，却不能把他征服”（《智慧的痛苦》）。而在我看来，“山林三部曲”中的“巨大庇护”，正是这种“斗争的悲剧的壮伟”。孙频在三篇小说中塑造了一群大山深处的安提戈涅式的形象，尽管他们都在坚硬的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但这堵高墙的阴影却难以遮掩他们身上的理想主义光芒。
《以鸟兽之名》里的游小龙，仰慕古代隐士式的“风雅”之人，以“慎独”作为对自己起码的道德要求，从来到县城上高中那天起就试图“给自己创造出一个理想的人格”。他的一生，也便是追求理想人格、以及竭力同自己背离理想人格的念头与行为斗争的过程。《骑白马者》中那个始终没有露面、只存在于人们口口相传中的“田利生”，白手起家进城打工，挣到大钱后回阳关山建起了寄托自己理想的“听泉山庄”，却又很快败落，不知所终，身后留下的只有人们的传说、抱怨和詈骂。《天物墟》中“似乎很少睡觉，也很少吃东西”、不似凡间之人的老元，将一辈子心血倾注到文物的搜集、研究和保护工作之中。他对文物价值的理解迥异于旁人，更不会借文物牟利，因而备受山民嘲讽乃至敌视……游小龙、老元、田利生的所作所为，恰似挑战克瑞翁律法的安提戈涅，谨守着传统伦理最后的荣光。他们的遭遇不符合最正统的“悲剧”定义，但却因此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典型的“悲剧”。
在收入《以鸟兽之名》的三篇小说中，贯串着孙频对“时间”这头巨兽的独特认知。它体现于方言中积淀的几千年前的远古文明，体现于“听泉山庄”和山间庙宇的废墟，体现于阳关山上沧海桑田的变换，体现于大山里层层累积下来的沉积岩以及岩层间的化石，更体现于“天之高，星辰之远，而人事渺茫”。星河浩瀚恒久，人世荣辱转瞬即逝，但与这星河恒久共存的，是游小龙们安提戈涅式的荣光。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