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的潜水艇》：重建自我的写作
陈春成以他超然的叙述语调为我们打开了宇宙和人自身的种种可能。如果说人的肉身只能停驻于有限的时空之内，那么人的想象则可以超越肉身的局限而任意游走。《夜晚的潜水艇》中，那个耽于幻想的“我”不啻为作家本人的强烈写照。“我”被过度生长的幻想所缠绕，无法专心做任何事情，而其中“最让我着迷，也是最危险的一个游戏”是主人公在头脑中造了一艘潜水艇。每天夜晚，“我”想象自己驾驶着潜水艇在海底探险，还搭救了一艘名为阿莱夫号的潜艇。但是，这些过多的幻想不仅毫无用处，还有损于适应社会的能力。就在这些幻想渐入佳境之时，父母及时阻止了“我”的行为，“我”不得不放弃“海底探险”，重新回到“正常人”的生活轨道中来。《夜晚的潜水艇》由此成为个体步入社会的残酷寓言：从幻想少年到泯然众人，适应社会规则的代价是想象力的萎缩，更成为“自我”消失的隐喻。
《夜晚的潜水艇》借助幻想游离于虚构与现实之间，带有似真似幻的艺术效果。但在陈春成这里，幻想并不必然地指向虚构，毋宁说是通过消弭虚构与现实的方式，来试图打开世界的多重维度。《裁云记》《传彩笔》也都极尽浪漫幻想之能事。前者虚构的“云彩修剪站”固然同样有着消弭个性的含义，但陈春成又颠覆性地改写了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它不再成为人类认识世界的有限性，反而成了通向自我的各种可能性。后者甚至另辟蹊径地解读了江郎才尽的故事——江淹得了传彩笔后，成了真正的天才，却因为写出的作品无法示人，因此被误解为才尽。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中，有曲径幽深的荫蔽之所，有难以言说的梦幻仙境，有归于沉寂后的大道皆空。
陈春成的小说固然发挥了作家天才般的想象力，却也在炽热的情感与安宁的内心之间寻求某种精妙的平衡。《竹峰寺》写得舒缓、细密、扎实耐读，有着文人小品般的闲适幽默与冲淡平和。如果偏要找出小说的情节主线，那么藏匿钥匙的行为或许可以看作小说的主要情节，不仅构成叙事上的线索，更被赋予了主人公寻求安宁的别样意义。小说中，面对故乡的剧变和老屋的消失，“我”瞬间失去了生活的隐秘支点，怀着惆怅的心绪再度拜访竹峰寺，决定把钥匙这个承载着“我”对老屋乃至故乡全部记忆的物件藏于寺中，以求得内心的慰藉。“我总希望一切事物都按既定的秩序运行下去，不喜欢骤然的变更。”一旦既定的秩序遭到破坏，“藏东西，是我惯用的一种自我疗法”，因为“确定无疑的事情有这么一两桩，也就足以抵御世间的种种无常了”。由此看来，《竹峰寺》成了一个如何在动荡世界中寻求内心安定的故事，却也在闲适的氛围中隐约透露出些许恍然与怅惘。
这种恍然与怅惘成为陈春成小说想象力爆发后的某种剩余物。由此，我们方得知，看似古朴宁静的竹峰寺只是藏于深山之中而无人问津，直至成为与外界自行阻隔的幽僻之处，唯有心绪不宁的县城青年尚可借此消磨（《竹峰寺》）；李茵在匿园树池边的恍惚，并非宇宙间有什么隐秘的牵连，而是“记忆所引起的情绪还隐藏在某些细节中”，是当那些美好的童年不再，唯有将其定格成闪亮的日子，才能回忆起“八九十年代独有的粗糙与晶莹”（《李茵的湖》）；更不要说拥有超凡天赋的音乐家古廖夫，因外界环境无法从事艺术创造，造成身心的极度异化，这才有了幻想中的演奏会，“用音乐引发的幻觉，来抵御恐惧引发的幻觉”（《音乐家》）。
不妨说，陈春成小说的张力正发生在既定秩序动摇的时刻。一方面，他所耽溺的幻想正在那个消沉的时刻，当事物的意义开始弥散，祛除任何附加而回归其本初的形态之后，那广大的消沉接通了天地人的灵明，幻化成自我内面的某种力量。这种看似神秘主义的背后是陈春成通过剥离现实与其特定功用的联系，悬置了原有的行为和对立模式，从而开启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心之所向的诗词、典籍、庙宇等古代艺术文化，并非呈现出作为物自身的属性，而成了超然物外的情感依托。陈春成一方面赋予常之物以通灵的神性和超凡的鬼魅，甚至不惜在神秘之境言说，为的就是挣脱现实社会既定的秩序规则；另一方面又渴望在意义弥散之际重新找到确定的事情，哪怕是想象性地召回某种象征秩序，来寻求内心的安宁。
不过，尽管小说呈现出内在的紧张，但它并不影响陈春成小说特有的迷人气质。陈春成的小说是唯美的，他以敏感的内心捕捉到天地宇宙间极其细微的颤动，在小说最动人的时刻，陈春成将不堪一击的生命取样，在纯澈的欢乐中消解肉身的形态，幻化成宿命般的魅影传奇，却也在消失的瞬间弥散入万物的永恒。
这种唯美动人的抒情话语，可以追溯到汪曾祺、废名等现代小说家的行列；也有人称之为幻想文学，以凸显其打破历史线性叙述的可能性。这些说法都不无道理，但我更愿意把陈春成的小说归入浪漫主义的写作脉络之中，因为浪漫主义在彰显自我抒情的同时，还意味着写作方式的转型，背后则是时代精神的变革。当人们沉醉在“宁静中回忆的感情”，而非此刻我们身处的现实，陈春成的浪漫幻想就只能通往不断向内的“自我”。陈春成小说中的“我”，符合了浪漫主义文学主人公的全部特征——情感充沛、耽于幻想、极度敏感。这既不是现代社会精于计算的过于理性的个体，也不是后人类主义者宣称的被技术算法支配的“动物机器人”，而是建立在人文主义传统之上，有着无限可能的主体形象。
这并不是说陈春成的小说没有触及到我们时代的根本问题，恰恰相反，这种“退行式”的写作成为年轻作家想象“自我”和“世界”的方式本身，实则隐藏了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当我们无法建构起足以支撑自身存在的价值感的时候，就只能退回到古典时代对人的自由想象当中，借助抒情主人公的无限幻想来实现主体的自由。陈春成用人的内心生活来替代外在现实，却也在天马行空的幻想中暴露了年轻人漂泊无依的精神状况。不妨说，陈春成虽然有几分汪曾祺的淡然闲适，却唯独少了汪曾祺的坚守执著，少了历经磨难和委屈之后，依然对人的种种葆有的信心。当然，陈春成还是以他特有的方式提供给我们那些抚慰人心的时刻，尽管故乡逝去的县城青年无法抵御这个世界的无常，但他还是把带有温度的记忆，永远存放在竹峰寺的青苔之下，留给我们对人的“可能性”的永久期待。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