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辉《午时三刻》：知识分子写作的一种可能与方式
朱辉的小说显然从来都不是为那些只把阅读小说做消食消遣功用的读者预备的，尽管他的作品从不缺少烟火气，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的作品其实比我们周遭一些被论家惯常贴上“好看”“耐读”等标签的作家的作品更接地气。但他的写作却是特立独行的，至少在我看来，朱辉所秉承的“现实主义”创作方式是一种有别于多数作家的带有鲜明作家个人风格的创作方式。事实上朱辉讲述小说的方法并不艰涩，并且拥有较强的辨识度，但他与我们耳熟能详的许多以“关注当下”“关照现实”而著称的作家依旧显得十分不同。他的小说尤其是他的短篇小说，总是令你无法凭借所谓多年的阅读经验进而做到“一目十行”，甚至难以忽略掉哪怕字里行间的一个细节，这是我在读其他许多作家作品时所不曾遇到过的。这些年来，当我们辨识了某个作家的创作路数，熟稔了某个作家结构故事的底数，基本上在读了开头的几段后，你就会了解他接下来要如何写，下一段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节与桥段，我相信这也是很多评论家之所以能够在短短数日内就有能力“消化”掉大量小说作品并给它们排序、归类、列出名次的“秘笈”。但读朱辉的小说不行，你很难略过他不紧不慢的那些描述，有些貌似是不经意的“一笔带过”，却往往因应了小说最终想要凸显的意蕴以及主题。
如果我们可以把知识分子写作单独作为一种写作类型的话，那么我以为朱辉可算做当下国内知识分子写作中的佼佼者。尽管所谓“知识分子写作”在中国文坛往往雷声大雨点小，提法多落地少。在当下，知识分子或许早已在熙来攘往的俗世由所谓的“灵魂工程师”无奈地一步步退守为“学术民工”，因而其骨子里也往往是普通的个体，很多无疑也是同普通人并无二致的小人物罢了，他们的生活中已然被鸡零狗碎、林林总总的俗物所充斥并紧紧缠绕，甚至已同多数所谓“非知识”群体混为一谈。但朱辉的处理依然不同，他从不回避这些“俗物”与“缠绕”，他的写作多少带有某种对现实生活正面强攻的姿态，直面的方式面对我们庸常生活里所面临的各种难题。貌似心平气和云淡风轻地讲述故事，实则常常于最后砰的一击，令读者回味悠长。比如《紫霞湖》，三个男人，于紫霞湖畔，喝酒，吹牛，继而百无聊赖，然而，最终，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周遭一些人熟悉的面孔，被抓痒的是我们日常漏洞百出的情感与弱不禁风的生活肌理。——“手机里声音大起来，阿山阿林都听到，那声音带了哭音：这死人离家两天了，还留了一封信！老二说：信？这年头还有人写信啊？他拿着手机，转身面对着阿林，挤眉弄眼。阿林竖起指头直在嘴边摇。老二听着那边的哭诉，脸色凝重了，疑惑了。遗书？你说他留了遗书？！阿林叹气摇头，一屁股坐在草坪上。”“阿山说，还遗书哩。你比我更倒霉吗？老二说：你们两个有我倒霉吗？”事实上一直读到这里，我的心才像是狠狠被人拍了一掌，我想，这就是我们自己吧！对阿林来说，他或许因了自己妻子对他的眷恋又重新感到了某种“人间值得”，但过了今天呢？紫霞湖还是紫霞湖，生活实则并没有变得就此阳光灿烂甚至根本没有改变，离开紫霞湖，三个男人的生活大概率将一如既往，这种感觉我只在阅读索尔·贝娄的一些作品时曾经有过。
我其实一直觉得朱辉的创作与美国作家索尔·贝娄有一定相似处，这在《午时三刻》所收录的作品里表现尤为明显，同样是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相互交流的叙述风格与追求。贝娄作为美国知识分子写作的典型代表，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曾对回避现实、专门描写抽象的人类生存条件的作家提出质疑：“现代作家擅长于写作古怪的事物，他们现在或许应该对现实中有别于那些古怪的事物感兴趣了。” 贝娄又说：“我发现，我们时代中一些使我激动和困惑、而且有时的确使我震惊的事情，同时也使许多人感到了激动、困惑和震惊。作为一个作家，我的职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尽我所能达到戏剧性和准确性，使我们大家都感觉道德那种痛苦与困惑并获得一种文学的表现形式。”朱辉的小说恰恰从不缺少戏剧性，而其小说的戏剧性冲突往往又是建筑在其严谨的准确性之上的，我以为这或许与朱辉系理工科出身有关。
而在《放生记》中，源自西南的“野生王八”来到了秦淮金陵，作为礼品送到了高校马姓女教师家中。甲鱼出现种种神秘乃至灵异现象，夫妻二人遂以此为由将其交给两学生小亿和小炳拿走放生。于是甲鱼被两个学生带着前去玄武湖。关键是期间的过程，两位学生想要给领导送礼和讨好丈母娘，便商定再买一只，抓阄后一人一只。而在此途中被摊贩夫妇设计卖出（大概率没有卖出），给予其一只非野生甲鱼和一些资金补偿。此时，原先的“野生甲鱼”早已远离故事而被掉包为另一只甲鱼。两学生也因怕被调包的甲鱼被领导与丈母娘识破，带着沮丧的心情将其释放，释放后却发现身上的钱又不翼而飞。而这一连串故事，使作品仿佛一串栩栩如生的市井画卷，而“放生”往往是与“有所求”的内心需求有关的，原本基于对某种不可知的敬畏，却被世俗重重裹挟。作品最后两学生将放生甲鱼场景用手机拍摄后发给马老师，而马老师将其发至自己的朋友圈并配上“劝君不捕三月鱼，万千鱼子在腹中。劝君不打三月鸟，子在巢中待亲归。”的文字说明，得到的尽是“好老师！身体力行！”“善哉善哉”的留言，颇有些黑色幽默的感觉，对早已市民化的所谓知识分子群体也达到了较强的讽刺意味。
在小说《午时三刻》中，主人公秦梦媞的整容倒更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另类标本。——“‘打一针，全麻；睡一觉，好了’王晴的强调带点口音，整容整不掉这个，”“一个不美丽的人生，失去知觉几小时，算损失吗？哪怕就此死了，不也是带着美丽的希望死了？这才是真正的安乐死啊！”而所谓“午时三刻”，倘若这不是生父杜撰的一个虚拟的时间，那本身就暗喻了宿命的强大和不可违。秦梦媞某年某月某日的“午时三刻”，仿佛命中注定，她的容颜，也一如无法逃脱这个宿命的、民间认为“不吉利”的杀人时刻，无法更改。她渴望婚姻与生育来改变命运，但以失败告终，只得不断通过“整容”来改变自身命运，无疑形成了对既存事实的颠覆或“解构”的虚妄，同时，“整容”也是对固有家庭血缘关系和家庭与社会传统关系的一种重构乃至祛魅。
朱辉是“60后”作家中特殊的一位，在群星璀璨的江苏作家中如此，在全国作家中亦如是。说其为异数，主要是体现在其创作的异质性上。朱辉从立志写作始，似乎从来就没有想去要刻意迎合某一种潮流、某一些论家的法眼，这一点但凡看过他作品尤其是他获得鲁奖前的大量作品的人都能了解。事实上朱辉的异质性中还有很重要一环，那便是他始终没有主动抑或被动地卷入由很多评论家尤其是学院派评论家所精心建筑而成的所谓“代际”游戏。作为“60后”作家，朱辉应该是本能地对这种流于轻率的代际保持着警惕。这令他在写作的选择和判断上从容而镇定，他只是在一丝不苟地处理好自己的个人经验，而非急火火地卷入所谓的“时代命题”、急于追寻属于60后作家貌似应该承揽于笔下的宏大叙事。即令是他获得鲁奖的作品《七层宝塔》，被多数论家赋予了大而庞杂的“时代特色”与诸般意象，但在我看来，其并未脱离朱辉一贯的叙事节奏。那虽是朱辉“深扎”之产物，但他并未刻意逢迎抑或讨巧，似乎可以这样说，朱辉的小说即使被“命题作文”依然会带着他鲜明的个人风格，这一点他倒是颇像沈从文以及他里下河地区的文学老乡汪曾祺先生。代际命名无疑属于如假包换的中国特色，源于庞大的学院派文学研究群体的惯性归类及文学期刊的集体无意识般的附和。但即使没有“代际”一说，朱辉同样是一位难以“归类”、不好轻易界定其风格的作家。他作品涉及的题材范畴、主题取向、叙述结构、文体面貌和话语情境，既迥异于许多同代作家，也很难追索其承传的脉络，倒不如说朱辉所坚守抑或说确立的就是当代中国文学知识分子写作的一种可能与方式。
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成长的话题是具备某种经典性的，作家对如何表现所身处的这个急剧变动、迅猛发展的时代有着各自的思考，多元并存的文化观和价值观丰富着大家的认知视野，但汹涌的信息浪潮也使作家更需要定力有去辨别这个世界真相的才华。如何与现实对接，如何倾听现实的声音，从而开拓出属于自己的文学疆域，变得尤为重要。在《午时三刻》中，《如梦令》《小跑的黑白》《岁枯荣》等诸多篇什都牵涉成长话题，几篇小说里如梦似幻的文字令我看到了朱辉的自我突围与超拔。在《岁枯荣》中，儿子远赴重洋，由此勾连起东西方两种宗教。奶奶和孙子在某一瞬间，达成了理解。这是情节发展的必然结果。值得一提的是，在《岁枯荣》中，人物仿佛都是戴着面具登场，他们话不多，但他们用小说的方式做出表达——之所以戴着面具，或许是因为小说需要克制，叙事不可太过直白；戴上面具可以掩盖过于激烈的表情。——“奶奶就会说：好啦，你就当是我弄坏的，好了吧？它吃饭时一直来讨肉吃，人立起来，扒桌边，一块一块的，妻子有点烦，也有点舍不得，奶奶就会说：你就当我多吃了一块吧。” 这种于平凡叙说中闪现出来的温情，不止在《岁枯荣》中，在朱辉的其他小说中亦频频体现，尤其是与狗狗“克拉”相关的时候。
《如梦令》初看有点像沈从文先生的某些作品，《如梦令》一上来就是“五岁的孩子头脑里有雾。”这便框定了整篇作品的基调。虽然男孩并非只有一个亲人，但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是一个父亲与男孩在“水边”生活的故事。但读下去，看父亲那种毅力以及教育男孩的方式，有点令人想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指南针”在小说里是说不清楚的某种存在，但它最后确认第二主角（最后出现的老人与小伙子）做了直接指证。它好像并非是作为现实存在的指南针而出现于小说中，而是小说自身的指南针。《午时三刻》中的小说多次写道“梦境”——“如梦的行程还在继续。天色向晚，在太阳消失前，他们到达了大堤的起点。”（《如梦令》）；在《小跑的黑白》开头：“傍晚时分，大雾有起来了。雾是看不见的细雨，它不是朝下落，是到处飘。四处钻。雾是从河里升上来的，这是小跑的看法。可阳阳不这么看，他说雾就是天上落下来的云。” 虚虚实实，似梦似幻，而论及“虚幻”，《彼岸》写得更为极致，甚至不啻为“玄幻”，彼岸中的七个女子，似有若无，与主人公若即若离。这的确为朱辉的文字增添了某种“陌生感”，无疑也是作家在营造小说意象追求小说意境方面的一种有益尝试。
我曾经在之前的评论文章中对朱辉小说有过两个判断，一是“被低估”，二是“慢热”。而这两个判断随着朱辉获得以鲁迅文学奖为代表的一系列文学奖项而终被“拨乱反正”。那么通过《午时三刻》，我对朱辉又有了一种认知，那便是“大器晚成”。他在写作资源和激发机制上无疑已经具备了相当丰厚的积累，同时也蓄养了足够的能量，并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内在经验。虽然朱辉的小说依然呈现了某种经验型小说家的气质——生活体验深厚；但实际上，我以为朱辉应是阅读型小说家与经验型小说家的组合。朱辉的阅读史十分漫长，甚至有相当多的非文学类书籍阅读基础。而且朱辉对文学的态度认真且踏实。柳青说过，“文学是愚人的事业”“作家是六十年为一个单元的”。王安忆也曾将小说定性为“心灵世界”，她说：“小说的产生是一个人的，绝对是一个人的，”好小说“是一个绝对的心灵的世界”，而朱辉此前经年累积的写作经验与他如今的写作态势似乎都印证了上述的这些看法。
在《求阴影面积》中我们看到杜若两口子围绕着“车子”所进行的各种算计：堵车导致开车比步行还慢；步行消耗脂肪而开车消耗汽油和停车费；开车回老婆娘家过年可以赢得面子等等。因了杜若与他“住在郊区的朋友”相会而开车撞了老头，杜若的小舅子开始打这辆车的算盘，“住在郊区的朋友”发现自己怀孕，“因”不断产生“果”，“果”又立即成为新的“因”，一个似乎永无止境的因果链条在杜若的生活中绵延，计算的范围也由此不断扩大，最终必将溢出人的计算能力而堕入万劫不复的混乱境地。这种现代都市生活中无处不在的高度的“可计算性”，被朱辉凝练地归结到了小说的题目中。“求阴影面积”，本是一道计算题，但与阳光下的汽车影子不同，当它指的是“心理阴影”的面积，便永远得不出确切的答案。时间、油耗、房价甚至和“郊区的朋友”分手费用都可以用数字量化，而一旦涉及心灵，它的方程式便会失效，是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躲得过个体与时代相互纠结的晦暗“阴影”。朱辉说：“在我看来，烟火气就是小说的呼吸，小说不能断气；但我希望我的小说能“空”一点，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凌空蹈虚，如凌波微步，行进间若还若往，顾盼生姿。”我以为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往往能超越类型与视角的局限，兼顾各方面的审美开掘、并将其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杜若们深植于欲望化和物质主义的生存现状中却浑然不觉，往往因为一次现实欲望的受阻或者触礁，就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样的连锁反应，阴影面积说铺天盖地也并不为过。
值得一提的是，在《门对门》《求阴影面积》中作家都写到了楼上楼下的邻里龃龉，我不知道这是否与作家的个人经历有关，但显然与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多只考虑自身而绝少顾忌他人有关。《门对门》中，对两个男人的刻画笔墨饱满，如见亲身，但对于女主人公王老师的描写则稍显粗线条，两家人变成一家人的交代清晰明了，但情感铺垫有点流于简略。《天水》的行文里能看到有《七层宝塔》的余韵，朱辉的叙事总是既不武断地“干预”、主导人物的选择，也从不掩饰、遮蔽人性和世俗人心的晦暗，而是不加粉饰和“修缮”的原生态地“裸露”。从这个角度来讲，朱辉的写作是直面现实的叙述，带有知识分子写作的基底与腔调。
我同意一种说法，就是长篇叙事作品产能和产量都充分扩充的时代，也是长度被滥用因而写作难度降低的时代。朱辉不是没有长篇巨制，只是他更倾心并全神贯注于短篇精品的营造。这无疑也是选择了走一条难以“藏拙”的道路。在当下，即使不算上网络文学，海量的线下文学作品彰显着汉语写作极其繁荣的现场样态，但海量作品在形式多元化的同时无疑也表现出对于生活本质真实同质化的认知倾向。这种同质化并非是指文学观念和写作技巧的趋同，而是作家观察和摹写社会的视角和方式趋于个体性特征的单一视角。原本处于大变动社会转型期“质变”的复杂性被个人化经验的同质表达所过滤，从而让文学世界所呈现出的社会经验趋于单一、平面和简陋。这一点朱辉就处理的比较好，在《午时三刻》所收录的诸多作品中，他将人性、存在世界的扭变、无奈和“虚幻”的不确定性，都交付给读者来阅读和判断。很明显，这是朱辉小说具有舒展的内在张力的重要原因。说到底，只有作家的思想和叙述，具有谙熟现实又超现实的虚构力、穿透力和表现力，才可能抵达人心世相的最深处。
乌克兰裔法国著名女作家内米特洛夫在《契科夫的一生》中写道：“莫泊桑笔下的人物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们贫穷、衰老或生病；而在契科夫笔下，一个人痛苦的原因是，在他眼中，生活缺少意义。契科夫说，‘你问我生活是什么？这不就好比是问：胡萝卜是什么？胡萝卜就是胡萝卜，没别的。”那么，为什么还要写作？契科夫认为，“那是因为作家要让读者了解现实中的荒诞性。” 朱辉大抵不是那种写得飞快的作家，虽然他的作品并不少。他自己说过：“我理想的小说，必须灌注写作者的智慧。人物设置、故事走向、叙述腔调，甚至开头一句话，都会让我反复掂量——也许写着写着会变，会改变初衷，但下手前的思虑在我是必不可少的。”《午时三刻》这部书没有去讴歌或者美化生活，当然更没有轻视或者贬低生活，它只是抓到了我们的痒处，提出了我们都曾经历却未必深思过的问题。读罢，哪怕带来我们些许自嘲、无奈、荒诞，或是内心明了却难以明说的共情，就足够了，这已是很多所谓“皇皇巨著”未必能够带给我们的。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