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中国一九五七》

　　读小说有点像吸香烟，不吸也没什么甚至更有利于健康，可一旦上瘾，要戒也难。我大学读的是中文，虽然这么多年学非所用，可总戒不了当时不小心染上的读小说瘾，闲暇时间多为小说“奴役”。近日，一位朋友建议我读一读《中国一九五七》，他说，“此书是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最佳小说，是中国版的《古拉格群岛》，如果你只想挑一部20世纪下半叶的小说来读，我推荐你读这一部。”我闻风而动，赶紧从大洋网网上书城邮购了一本《中国一九五七》(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为山东省青岛作家协会主席尤凤伟)。

　　尤凤伟在后记中写道：以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为题材的《中国一九五七》，是历时在三年写成的……在写作之初我便十分清醒，对于这一有着深刻社会性的题材而言，作品的真实程度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决定了未来作品的基本品质，我在这条真诚的道路上究竟能够走多远?我不敢说能走到底，但我想走得远一点，再远一点……

　　著名文论家、目前供职于广州《南方都市报》的谢有顺先生说，这部小说“还有许多欲言又止的地方，要不本可以写得更好，更尖锐，但这已是此种话语在中国所能达到的临界点，再往下说，至少在公共话语领域已经没有可能。”(《一九五七年的生与死》)

　　我在最短的时间里，一口气把小说读完了。虽然这是一本具有高度悲剧性质的作品，阅读经历基本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我还是要非常感激推荐我读这本书的朋友。我想补充的一句是，《中国一九五七》是讫今为止，国内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本小说。

　　1943年出生的尤凤伟1957年时，年仅14岁，本人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经历过“一九五七”，却在小说中使用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对那个日渐远去的年代做了极其细致丰瞻的描写，赋予了抽象的政治历史场景血肉丰满的生命，使阅读者随着阅读过程仿佛亲身经历了一遍那个悲剧性的年代。当然，这是一部优秀文学作品应该做到的，可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它具有了众多反映那个年代的相对抽象的回忆录望尘莫及的优势。

　　小说的魅力在于它的形象性，一个肤浅的阅读者在阅读之外用抽象的语言对它说三道四，实在是不自量力，在这里，我谨将本人印象最深的两个情节介绍给尚未读过这本好小说的“欲读者”，以唤起他们的阅读欲望。

　　其一：小个子乐天派梁枫划为右派并入狱的两条罪状之一是写了篇探讨“社会主义国家会不会有悲剧?”的文章。在监狱里，他走到“我”跟前，“说老周我能向你提个问题吗?我说什么事。他说不是事是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呢?他说你先保证对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个要求怪怪的，什么年头了，还向别人提这种问题，在社会上都办不到的，何况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下的劳改农场呢。我不说话。他以为我默认了，就问了，说老周你说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有没有悲剧呢?我听了很容易便和他曾写的那篇文章联系起来，心想原来他是在搞“民意测验”，以求解仍存留心中的困惑啊。我说就这个问题吗?好回答：没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悲剧，社会主义国家是人类最合理的社会，各尽所能，按劳取酬。人民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这样的国家怎么会有悲剧呢?他两眼直瞪着我。我说这个问题你一定问过许多人吧?他点点头。我又说大家的回答和我没什么两样吧?他再点点头。我说这不得了。出于对他的善意，末了我说句，问题已经很清楚了，以后不要再向别人提这个问题了。他没吭声，眼里仍然弥漫着迷惑。”(敝人在大学期间，也曾与同窗热烈争论过这个问题)

　　其二：“我”出狱后，去给被自己牵连入狱的情人冯俐探监，她因“顽固不化”，即将处决。“我”送了一支永生牌钢笔给冯俐。“冯俐挺高兴地看着钢笔，后眼光停留在笔杆上的一行刻字上。这行字是我来晋城的路上被一个做刻字的人缠磨上，说什么也要在上面留下‘革命的纪念’，拗不过就让他刻了。他刻的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两句诗，讨走了我一块钱。冯俐看了一会儿却把钢笔归还给我，说她不要……”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