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九五七》的语言学解析

　　最近，关于《中国一九五七》的评论性文章很多，这些文章也都提出了一些极有价值的见解。然而，细读这些文章，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大都属于社会批评与道德批评的范畴，即使有的文章部分触及了小说的文本层面，也大都是零散的印象式批评，缺乏理论的深度与系统性。比如，有的论者从社会批评的角度说，《一九五七》还原了历史的原生态，确立了人性视野;有的从道德批评的角度说，它是一份“道义起诉状”。这些观点都非常正确，然而，又都没有真正触及《一九五七》的真正文学价值所在。说它还原了历史原生态，的确如此，但我觉得在这方面它并不比苏童的《罂粟之家》与陈忠实的《白鹿原》等做得更好;关于道德说，这是中国文论中的一个老问题了，中国的文学往往不都是“道义起诉状”吗?

　　实际上，《中国一九五七》的真正价值在于其文本形式的创新性：它是一部真正运用语言学理念创作完成的小说。在整部小说中，“语言”本身(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物、情节)成为文本的核心。通过自己独特的创作理念与全新的视角，尤凤伟使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语言作为传情达意方式的“工具性”，更为重要的是他为我们展示并验证了语言作为小说本体与人的本质力量体现的“物质性”。小说通过对在特定环境中(监狱、劳改农场)语言的分裂现象──所指与能指的背离──以及语言的异化──言说与生命真实意志的背反──的描述，深刻地揭示出语言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对人自身命运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小说通过自己的叙事，以确凿的事实告诉我们：语言的分裂与异化往往是同人格的分裂与异化互为因果、相互表征的──语言的分裂是人格分裂的体现，而人性的异化又必然导致语言的异化，在语言与人性的分裂背后则是社会的畸变。可以说，《中国一九五七》正是从小说的最基本要素“语言”入手开始自己的社会批判、道德批判与文化批判的。

　　对语言本身的关注是现代小说的共同特征，这与现代小说的基本理念有关。无论是昆德拉、卡夫卡，还是鲁迅、张爱玲都在其创作中表现出这种倾向。中国当代作家也已注意到这一倾向，并开始了在这种理念指导下的创作实践，其中最为成功的作品就是笔者正在讨论的《中国一九五七》以及韩少功的《马桥词典》。

　　刘小枫认为，现代小说就是“讲故事”，或者说，用语言编织言语织体。通过讲述一种迥异于当下现实的“新故事”，通过编织一种迥异于当下生活的“别一种生活”，来陪伴并超越由“生存的终极性悖论”所带来的生命伤痛时刻。所以说，现代小说是一种“叙述性的陪伴与倾听：难受的时候，听一个命运相似的人的故事或讲讲自己经历的故事，心里就好手多了”。

　　既然现代小说是用语言编织的言语织体，那么语言就不再只是具有“工具性”，而同时拥有了“物质性”。语言的质量就等同于生命感觉的质量。所以，昆德拉才煞费苦心地编制“误解小词典”，卡夫卡才使用一种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其含义的梦呓般的语言，因为这种含混不清的暗示性的语言恰恰是和卡夫卡的生存状况互为印证的：他自己就置身于明与暗之间，他的生命感觉是隐晦不清的。当语言真正回归自身的时候，它才真正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

　　《中国一九五七》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作者深刻的体会到语言的“物质性”以及它巨大的力量并在文本中成功的展示了它。

　　我觉得，尤凤伟从语言入手来创作这部小说是相当聪明的。这与小说所展现的内容有关。首先，我们应该看到1957年的“反右”斗争的确不同于以前的“革命战争”或“阶级斗争”，如果说以前的斗争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物质性”斗争──争夺经济权、政治权、统治权──的话，那么，“反右”斗争实际上是一场“务虚性”的斗争──争夺话语权。小说中的绝大多数“右派”象在现实中发生的实际情况一样，仅仅是因为“说话”而获罪，大多没有实际的“反革命行动”。而执政者也只是想改变“右派”们说话的内容(不要只说那些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他们的说话方式(要改变知识分子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使他们清楚，要用谦恭的态度对工农兵说话)。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语言”斗争，斗争双方都充分认识到“语言”的决定性作用。小说中的“犯人们”争做犯人班长，就是争取在管教干部面前说话的“次话语权”(“主话语权”牢牢控制在管教干部手中)。在小说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情节，以前扮作“孝子”做卧底的邹副场长自从和周文祥重逢后对其特别关照，又是给他送黄瓜、又是给他送皮衣。一个高高在上的劳改农场的副场长为什么对一个“右派”犯人这么好呢?究其原因，主要是他有一段不太光彩的经历掌握在周的手里，或者说，他有部分话语权掌握在别人手里。在第四部中，许队长的“查梦”更是极富象征意味。梦是一个人的潜意识的愿望的反映。“查梦”体现的是对人的潜在话语权的监控。因为他们都知道，谁控制了话语权，谁就有了控制别人的权力。其次，小说所展现的地点，大学、监狱、劳改农场，都是“语言”占统治地位或者说“语言”被凸现的地方。在这里，“语言”的物质性表现的特别明显。大学里的所谓的“学术权威”纯粹是靠语言确立自己的身份与地位。在监狱，进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你的姓名改为号码，从语言符号上切断你与社会、与自己、与时间的联系。在劳改农场，只有管教干部的说话权以及对事实的解释权，而“右派”们、犯人们则被剥夺了话语权。另外，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审查、汇报思想、打小报告等都是一种纯粹的语言现象。

　　当语言成为一种生活、一种命运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说，语言就是人自身。这样对语言的揭示就成为对人自身的揭示，对语言的分裂性、异化性的批判就同对人性的异化的批判、社会批判、文化批判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索绪尔将语言分成两个层面：所指与能指。语言的所指表述的是一般性的“概念”，它联系着客观的外部世界，指向某种不带个体差异性的常识或“共名”。语言的所指功能体现了语言的社会性，往往受到社会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等“宏大目的”的制约。语言的所指功能总是指向一致性，排斥差异性。语言的能指是指语言符号所联系的事物的“音响表象”，它是指事物通过声音传达的“心理印记”。语言的能指功能指向语言使用者的内心世界，体现了语言的“私人性”。在一种正常的生存环境与言说环境下，语言的所指与能指总是在对立中寻求并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谐，即所谓的对立统一。

　　然而，当语言与言说的环境产生对抗性的矛盾时，语言的分裂现象就发生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不再统一，而出现了相互背离。

　　实际上，在《中国一九五七》中，尤凤伟正是通过对语言分裂现象的揭示来达到其思想的目的的。在作品的第二部分中，“日记本文”与“日记的解释”构成文本的全部内容。实际上这的确是一个极具艺术匠心、也极富文化意味的结构。因为正是“日记本文”所代表的“共名性”的所指与“日记解释”所代表的“私人性”的能指之间的结构对立所产生的巨大表达张力，使整个作品产生了巨大的思想魅力，一如鲁迅的《狂人日记》中“文言小序”与“白话文本”的结构对立所产生的艺术震撼力。

　　在《中国一九五七》中，日记本文(所指)与日记的解释(能指)之间大约形成三种关系：一是所指对能指的彻底清除与遮蔽。这是所指的无限膨胀，能指的无限缩小乃至完全退隐。具体的表现形式是，日记本文只记简单的人名、时间地点、发生的事件，从中看不到任何与个人有关的信息，更不必说个体的生命印记。如“六月三日：将军”，“三月十五日：今天是阴历二月二，龙抬头”，“七月六日：今天头一天割麦”等。在这里，所有关于生命、生活的活生生的内容被剔除的干干净净，只剩下一副空空荡荡的所指的外壳。一种没有任何生命痕迹的存在，实际上就等于死亡。就这样，日记本文通过叙述，不动声色地切断了时间的延展，把一群人冷漠地抛掷于历史与时空之外。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这种所指对能指的清除，实际上意味着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对个人主体意识的扼杀与吞噬，也是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对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的无情遮蔽。这里不妨用个例来说明。比如，“七月六日，今天头一天割麦”。实际上，在这个毫无人情色彩的叙事背后，被删掉的是两个略显荒诞意味的悲情故事和两种生命伤痛。那天很热，右派犯人们在割麦的时候纷纷脱下囚衣外套，露出里面印有个大学名称的背心。由于几乎每个人都穿着这样一个背心，“一瞬间，完全可以使人产生这样一种错觉，不是一夥犯人被监管劳动，而是北京大学师生下来进行助农劳动”。管教干部被这突如其来的情景所震惊，认定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集体示威。于是资产阶级的臭知识分子受到无产阶级文盲管教的严厉痛斥与责骂。犯人们的“猖狂进攻”又一次遭到了惨败，不得不脱下背心，用赤落的身体承受烈日的烘烤与麦芒的刺扎。只有肉体的痛苦才能成为灵魂救赎的条件。另一个是犯人吴启都与妻儿“地头会”的故事。自从吴启都来到这个农场劳改之后，每天他的妻子都会带着儿子到田间来看他。这是一种罕见的会面。一家人隔着一条警戒线对视，甚至无权说一句话。生存的残酷与那种相濡以沫的坚贞都奇异的凝结在这默默的对视中。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咫尺天涯，里面有一种刻骨铭心的伤痛在。但这种真实的生命感觉在日记本文中就那么轻易得被抹杀的一干二净，在这里，生存环境的残酷性与异己性暴露无疑。

　　二是所指对能指的强制性篡改。关于这种形式产生的心理动机、形成过程小说中有非常清楚的交代(参见126─127页的叙述)。具体表现形式是日记本文内容中不再只是简单的叙事，还透露出含蓄的情感与价值判断。然而，这里判断的基点不是个人真实的生命感觉，而是冷漠的“时代共名”与“人民伦理”。它们往往以“真理、革命原则、人民利益”等名义对个人的情感、价值判断做强制性的篡改，甚至得出截然不同的评判。比如：“九月二十三日：出公差杀牛，不慎将血溅到于队长身上，我痛恨自己不争气。”从日记本文的字面上看，好像是“我”在出公差杀牛的时候干了什么丢人的事，所以自己羞愧难当、痛恨不已。实际情况是，“我”被分配去杀牛，而杀牛那残忍的场面使“我”昏厥过去，并从此患上一种怪病：周围的一切在瞬间全部呈示为血红色，“铺天盖地的红”。管教干部不仅没有丝毫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相反还批评“我”有资产阶级的骄娇二气，并表示下次杀牛还找我。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革命原则”是如何强奸个体的生命感觉的。这种所指对能指的强制性篡改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一个指鹿为马、是非颠倒的时代和扭曲畸变的社会。

　　三是能指对所指的隐蔽性反讽。这种形式表面上看与第二种形式很相似，都是所指与能指的判断发生错位乃至对立，但其心理功效截然不同。第二种形式是所指对能指的打击，胜利者是“日记本文”代表的所指;而第三种形式表面上看也是能指顺从所指的价值标准，实际上却是巧妙地利用了所指的游戏规则，达到了排解自我、戏弄对方的目的。这是一种语义学层面的反讽，当然这种反讽是以现实中的反叛为根基的。比如：“八月二十三日：今天锄玉米，高冲不慎落水，众人一齐救援，受到郝管教的表扬。”单从日记本文的字面上看，这该是一出多么感人的充满集体主义精神的壮举啊!舍生忘死、奋不顾身等字眼是我们首先会想到的描述词汇。但从日记解释所还原的实际情况看，这是一出地地道道的充满反讽色彩的闹剧。天气太热，犯人们想到清水塘洗澡得不到批准。于是“读书时候参加游泳比赛得了全校第一名”的高冲便导演了这出不慎落水、大喊救命的喜剧。全体犯人们以救人的名义，大大地过了一把洗澡瘾。不明就里的郝管教居然还表扬了他们，更使大家开心了一番。在所指与能指的交战中，这是能指为数不多的胜利。从中我们也可体会出人类那份难以磨灭的追求自由的生命冲动。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里，人类的自由天性只有以一种曲折的方式来表达。

　　如果说语言的分裂是来自语言内部两种构成要素的对抗的话，语言的异化则是导源于语言作为一个整体同外部言说环境以及言说者本身的对立。

　　加缪说，当一种道德脱离了它所依存的现实就会蜕变为杀人武器，鲁迅的《祝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文学例证。同样，当一种语言背离了言说者的真实生命意志、脱离了言说的环境，它也会变成一个空壳或一根捆绑人的绳索。在《中国一九五七》中，几乎所有的犯人们在公共场所都说着一种毫无意义或者和自己意愿完全相反的话。语言被抽离了所有生命、社会的真实内容而变成一具干瘪的僵尸。语言变成一根绳索甚至把自己捆绑致死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语言异化的背后是人性的异化、社会的畸变。

　　细读《中国一九五七》，我们将会发现，对语言的独特理解与把握不仅开拓、形成了文本丰富而深刻的意蕴，而且，语言本身(而不是通常的情节)成为编织文本结构的最重要手段。小说的第一部分是由审查时的“强迫回忆”构成。回忆是人的一种思维活动，是由语言推演完成的对过去时光的再现。在小说中，“我”被要求讲述三个并不连贯的日子里发生的事情。这样回忆的整个过程实际上是由三个不连贯的片段组成，而这些回忆的片段并没有构成传统意义上的情节，其中起关键作用的还是语言本身。小说的第二部分，纯粹是由“日记本文”与“日记解释”两部分构成，正如笔者上面分析的那样，这完全是从语言的内部(所指与能指的对立)入手来编织文本的。小说的第四部分是由人命、地名、文章名、物名连缀成文的，而这些都是语言符号。这一部分的结构方式同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有异曲同工之妙。整部小说，只有第三部分是按照时间的延展顺序叙事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小说虚叙事方式的多样性，提高了作品的趣味性。

　　尤凤伟的确是个对语言有着极高领悟力的作家，他对语言的独特理解与运用使整部小说到处闪烁着灵性的光芒。比如，一个完全没有生命乐趣的劳改农场叫“我乐岭”，关押女囚的地方叫“东宫”，一个充满人性的污秽的劳改地的池塘叫“清水塘”，名称的诗性与现实的晦暗形成绝妙的反讽。另外，“火盆地”又有着“凤凰涅磐”的隐喻，一块叫“一根绳”的小地块又使人联想到卡夫卡关于“道路是一根绳索，用来绊人”的寓言。从“石门系列”就展现出来的语言天赋在这部小说中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在幽默的灵动中又增添了几分理性的凝重。

　　《中国一九五七》是当代文坛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它对语言本体力量的独特领悟与把握，无疑使它具有了某种世界性。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对语言本身的关注是现代小说的共同特征。《马桥词典》与《中国一九五七》的出现是中国当代小说走向世界的开始。我们有理由对中国文学的未来充满信心。

　　《开放时代》二○○二年第一期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