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何玉茹的小说《冬季与迷醉》
卡夫卡的伟大,是由于他发现并道出了当代人类社会最深刻的心理悲剧——心灵的孤独感。他让人们发现,随着人类文明的快速发展,个体心灵的孤独感就陷得越来越深。在强大的权力意志,物质强势,金钱霸权的威逼之下,人在渐渐失去崇高感,失去信心,失去自我意志,成为卡夫卡笔下的可怜虫。上帝死了,我们的灵魂无所依托。但我们是人,我们必须寻找一条自我救赎之路。读何玉茹发表在2006年《十月》原创长篇小说专号上的《冬季与迷醉》,我感觉到的就是作者被孤独感的困扰和她寻求救赎的努力。
这一小说的题目,形而下地看简单而直白,小说写的是北方一个小乡村年根岁末所进行的一些乡俗农事,时间背景当然是“冬季”,故事贯穿始终的是一个农村小青年李三定对自己内心追求的“迷醉”。小说保持着何玉茹一向的写作风格:没有波澜起伏的动人故事,没有荡气回肠的感情渲染,只是一些小人物平凡生活中的琐碎。从素材上看是一个难以写成长篇的故事,人物关系单纯,矛盾纠葛简单,读起来也不劳神费力。
但读完后静下来一想,小说的意义远不这么简单。这个“冬季”不是简单的时间概念,它是一个空间概念。你既可以理解为故事的历史背景——文化大革命中严酷的政治气候,人身没有自由,思想没有自由,万马齐喑,生活萧瑟,人与人之间互相伤害,关系冷漠,是人心的“冬季”。还可以更广义地理解,凡指所有造成心灵荒漠的时代。像爱略特笔下的《荒原》,萨特笔下的《禁闭》,卡夫卡笔下的《城堡》所描写的背景大概都是这样人心的“冬季”。
何玉茹故事中的李三定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心灵的“冬季”时代。
这个时代的特色就是一切被同化、同律。收音机里永远是八个样板戏的音乐,广播喇叭里是贫下中农对地富反坏右的批判声讨。每一个人的身上像贴上了标签。地富出身的子弟一定是想反攻倒算的,知识分子一定是有资产阶级思想的,贫下中农出身一定是革命的。这一时代的人没有任何自由选择的机会,什么都要革命化。为了响应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春节要过成“革命化的”,大家在一起吃忆苦饭,然后搞大会战,拉土垫沙。至于垫沙有什么用,付出这些辛苦是否有意义,谁也不去想,也不许你去想。
人在这个同化的时代里被迫同律,像三定的母亲,别人把孩子生在地里受到了赞扬,她也要效法。结果是孩子生在地里了,她却因身体垮了下来,因而未能受到赞扬。像三定的姐姐秋菊、秋月,她们希望被这个时代认可,自觉地服从着同律。“说话随大家,举止也随大家”,她们没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爱好。她们希望在集体劳动中显现自己的价值,于是就拼命在劳动中付出。她们的争强好胜就是在劳动中多受苦受累,以得到别人的表扬。没有了外人的赞扬,她们的生命都有了威胁。她们也有不满与叛逆,但都小心地藏匿于心中。为了迎合社会,她们学会了伪装,欺骗,麻痹自己,那些真实的想法渐渐被封存于心底。但是这种同律的结果就是人格的扭曲。母亲人格扭曲表现在无缘无故的歇斯底里,将她内心的压抑发泄在茶杯、暖瓶或李三定的身上。姐姐们的扭曲是心中充满仇恨,并将这些仇恨伴随着刻毒的语言和不停的劳作发泄着。
初涉世事的李三定是一个不愿被同律的少年。他从小被寄养在豆腐村姑姑家中,在这个世外桃源式的村子里,三定在姑姑的呵护下成长。姑姑为了让他安全地长大,把他放在自己的小院子里,在相对封闭但又相对自由的空间长大,于是养成了他的自然生性。他愿意自由思考,愿意追求心的自由。愿意在自由空间里完成对个人的认定。挑竹棍儿是他喜欢玩儿的一种游戏,就是要把乱撒在一起的小竹棍儿一根一根地挑出来,理清楚,而不互相牵扯。这是一个很个人化的游戏,它不需要别人参与和帮助,要用个人的智慧和能力理清如一团乱麻似的交叉在一起的竹棍儿。这种游戏养成了李三定独立思考的习惯,也造就了他难以被同化的叛逆。
姑姑的死把三定推入了同律的社会,他回到了李家庄。在这里一切自由思想的权力被剥夺,人的心灵被困住,没有自由选择的机会。就象非默诗中所写的“千百双脚移动在灰色的马路上,其中一双,有一双脚和所有的脚一个形状。千百只鸟栖身在发暗的林子间,其中有一只鸟和所有的鸟一种颜色。”这个村子要求李三定做千百双脚中的一双,千百只鸟中的一只。这颗自由的心灵感受到的就只有是孤独。孤独不是凄风苦雨中的徘徊,不是面壁独处时的寂寞,而是心灵无处依托时的无奈。李三定是一个不自愿被同律、同化的灵魂,他的可贵之处在于此,他的生命之痛也由此而来。所以他也只能陷入了极度的孤独中。
造成他孤独的首先是因为家庭。由于他不能象母亲一样到集体的劳动中争得荣誉,被母亲认为是一个没用,没出息的人;姐姐们因他是个男孩受父母的重视,又不能象她们一样为家庭付出而仇恨他。他又不愿接受父亲的安排,做一个象父亲一样体面的教师,因此父亲也排斥他。家里没人理解他,也没人愿意理解他。
为了对抗孤独,他本能地反抗。首先他宁死也不去当教师,尽管这是父亲极屈辱为他争取的机会。原因只有一个,那不是他的意志。他宁愿到厨房去做那看了就让他恶心的猪肉。为了反抗父亲,他还答应金大良去当他并不喜欢当的值班民兵。这一切并不是他愿意做,而只是为了拒绝别人为他安排生活。
在社会中他也是个孤独的灵魂。这个社会是不给任何人以自由思想空间的。他并不想参与政治,却莫名其妙地陷入到政治的权力之争中;他不想向着谁,却无意中帮了金大良;他不想与谁为敌,却被米小刚视为仇敌;他不想为了个人的利益向权贵低声下气,他的父亲却一厢情愿地为让他当民办教师去求村长书记。他就这样极不情愿地被这个没有自由意志的社会推搡着生活。尽管他有一百个不愿意,他还是像一头被蒙上眼睛的驴子,被拴在了蒋寡妇的小推车上。他不想开会,但他的名字已被记在政治指导员的点名本上,被牢牢地网住,永远难以逃脱。
作为一个个体,他渴望被理解,他也渴望能有亲情。于是他寄希望于与父亲的一次洗澡。希望他能给父亲搓背,也许在赤裸裸肉体的相向的时候,能够找到灵魂的平等,找回父子的亲情。但是他的尝试再一次的失败,父亲再一次用身体的威严让他感到自卑,用粗暴的耳光打碎了他渴望亲情的梦想。为了给自己增强信心,他用与蒋寡妇的偷情来迷醉自己,但是又被蒋寡妇的追求者傻祥扔出了门外。
被压抑的生命最终在大年初一的早晨积为震耳欲聋的的悲号。当李三定不得不屈从于仪式的力量,向父亲曲下双膝的时候,一切的委曲和悲苦随着他的悲号泻出。他意识到在自己的村庄根本找不到他想要的自由与心的尊严,于是他决定逃离。他讨厌这个虚伪的社会,他想寻找一个能让人真实地活着的地方。最终他在豆腐村姑夫的木工房中找到了救赎灵魂的方法——“在一些道理辩不明白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埋头做事,一埋头做事,道理不道理的就不那么重要了”。在木匠的劳作中他找到了证明自我存在的方法,他用埋头做事救赎自己无可依托的灵魂,找到了能让自己的心真正迷醉事情。他迷醉于木工制作时的自我创造,他可以把他心的自由在制作中得以实现。
找到了救赎方法的李三定又一次地回到了李家庄,但这一次归来的李三定已经长大,“人只是在不断地出逃和回家中艰难地长大,真实的生活就是在这过程中出现了意义。”他已有了生活的方向,他用他灵巧的双手为村里的每一个孩子做着小玩意儿,为孩子们制造欢乐。
这部小说其实是一部成长小说,看它不由的让人想起美国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也可以说两位作家探讨的问题性质相同,生活在美国城市中的霍尔顿和生活在中国李家庄的李三定遇到的都是同样的问题,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都想留住一份真诚和心的自由,他们反抗的是同样的成人的世界。霍尔顿想做一个悬崖边麦田里的守望者,“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李三定只想不急不躁,不卑不亢,从容地为小孩子们送去欢乐和天真,他们共同的目的是想留住一个纯真的世界以对抗成人世界的虚伪。
不过何玉茹为对抗同化的社会开出的药方值得思考,那就是“在一些道理辩不明白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埋头做事,一埋头做事,道理不道理的就不那么重要了。”他让我想起伏尔泰在《老实人》中开出的治理社会弊病的方案:“工作使我们免除三大不幸:烦恼、纵欲和贫穷。我们耕种自己的园地要紧。”这大概也是何玉茹面对辩不明白道理时候的处事方法:与其纠缠于根本找不到真理的争斗,倒不如埋下头来做一件证明自己存在意义的具体事情,那怕是做一件小玩具或是写一行能送给人温情的文字。
何玉茹的这部小说把主人公放在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其实在任何一个时代有思想的个体都常常会受到孤独感的困扰,特别是当今这个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不能被理解,这大概是许多人常常遇到的问题,即使是亲人之间。我们不能说李三定的母亲不爱儿子,作为母亲,她愿为儿子做出一切;我们也不能说李三定的父亲不爱儿子,为了儿子能当上体面的民办教师,他宁愿低声下气地去求村支书,并情愿自己让位出来。姐姐们尽管在恶毒地诅咒她们的弟弟,但还是不停地为弟弟洗衣、做事。但是这一切都不能代替“理解”。李三定的苦恼是没人能理解他想要的是什么,母亲、父亲、姐姐、朋友都想用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去安排李三定的生活,但那却不是李三定自己想要的生活。谁也不想去了解李三定自己想要什么。其实我们人类的孤独感就由此而来。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都在要求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子,但是这个“应该”成为的样子却往往不是本人想要的生活。我们却从小就被困在这个“应该”里面。父母用“应该”的样子使孩子失去了童年的自由欢乐,老师用“应该”的样子剥夺了少年们的异想天开的冒险,朋友用“应该”的样子使我们失去了许多自由选择的机会。但没有人试图理解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社会的约定俗成的观念也不允许我们有自由选择,我们只能将自己真正的需要留在心底默默地坚守,陪伴我们坚守的就只有孤独感了。如何摆脱孤独?还是那句话,“耕种自己的园地要紧”,让我们来埋头做事,来救赎自己无可依托的灵魂。尽管这不是积极抗争的办法,但总比被同律好一些。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