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猫湖》的情感诉求 ——兼论陈应松小说创作中的题材选择
(原载《中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3期)
关键词:
陈应松;同性恋;向内转
摘要:
虽然延续他以前的创作思路,依然关注敏感题材,但是相比于之前的小说,陈应松在这个女同性恋题材故事中传达出了创作上的一些改变:由一种主要是浪漫力量的抒写开始向内转,去写细腻的情感故事;同时也是由写“硬”的故事向“软”的故事的转向。这说明作家在寻求变化。
The Emotional Appeal in the “ Wildcat Lake”
——
GUAN Xingping
(Chinese Literature Department,Yangtze University,Jingzhou,Hubei, China, 434023)
Keywords
chen ying-song;lesbian;turn inward
Abstract:
Although the continuation of his previous creative ideas, still concerned about the sensitive subject matter, but compared to Chen Ying-song before the creation of fiction, lesbian themes in this story convey some of the changes: writer’creation is from a major power is romantic Compose started turn inward, to write the story of delicate feelings; At the sametime,the writer creats by writing "hard" story to the "soft" story turned. This shows that the writer is seeking change.
[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都市和乡村:两极对立与互动图景——新世纪中国小说研究”(2012Y02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管兴平(1969—),男,湖北潜江人,博士,长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关于同性恋题材的写作,从1950年代宗璞的《红豆》中就已经开始。但是成为故事中的主要创作路向的,还是从1990年代起始的,在网络上出现过比较有影响的作品,比如像《北京故事》这样的小说。而且,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情形相似,同性恋故事也往往在都市题材文学中出现,在都市文学中写到同性恋成为常态,似乎也是国际潮流,但不免于落入俗套。
相反,《野猫湖》中的主角却是两个普通的乡村留守女子,她们演绎了一段情感故事,最后却是悲剧。小说让读者咂摸出不一般的滋味,虽然情感戏份很重,但是与陈应松大多数作品相似,小说引起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思索。
一
在多年的社会变革中,农民进城打工成为潮流,“三农”问题也成为时代的焦点。壮劳力都离弃了乡土,留下的务农人员多为弱者。作家们多关注进城务工农民的生存,而对在乡村拖家带口的女性关注较少。陈应松的《野猫湖》就是以这样两个乡村留守女子为创作对象,对她们的个人情感投入了极大的关注。
《野猫湖》中的主角之一吴香儿的父母早死,她和哥嫂住在一起,经常受到嫂嫂虐待。吴香儿性子弱,时常受人欺负。丈夫三友在结婚后外出打工去了,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因为长相漂亮,村长多次想打她的主意。小说中一个偷牛贼牛垃子也数次想非礼她。自和庄姐好上了,不能自拔。丈夫三友外出打工回来,带回毒狗肉吃,她没及时阻止,三友死了。
另一主角是庄芝华(庄姐)。几年前她丈夫出车祸去世。小说中对她有着特别的描写。“她声音沙哑,她热情随和,她热心快肠。”“庄姐像庄稼,蓬蓬勃勃地来了。”“她也是苦命,可她看不出苦命。她是个争强好胜心里宽的女人,有英雄气。”庄姐给香儿很多实质性的帮助,到庄稼田抽水,买菜做饭,照顾她的孩子,为了偷走的牛去找村长和派出所长,最后带着香儿去湖里找到了偷牛的线索。
两人之间的感情发展是渐进的。最初是庄姐主动,相互接近的缘由在于她们是同乡,“她也是落帽桥嫁过来的,讲落帽桥的弹舌音。”香儿起初对庄姐表现出的依恋情绪,就像小孩子依赖着父母:“她的头埋在庄姐的髋湾那儿,暖暖的有种体温,像儿时埋在母亲的怀里。”后来她还是依赖着她,离不开她,就像女人离不开男人。“也许,因为她给了她某种心中围墙的支撑。她胆子才这么大。也许真的有一种力量,超越肉体的极限。”
两个人相爱的过程是平凡的,故事情节的演进却又惊心动魄。随着故事的展开,香儿成为了庄姐的“老婆”(作为这一情感故事中的主动者,庄姐总是喊香儿为“老婆”,而香儿一直没有回应)。随着故事的一步步发展,两人之间的情感越来越炽烈,香儿也越来越离不开庄姐,这决定了香儿对归来丈夫的态度。看着丈夫三友吃了毒狗肉死去,香儿很害怕,同时感到无助。她给庄姐发去一条短信,希望庄姐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理解,也对她喊出了一声“老公”。可以说此时香儿对庄姐的爱发展到顶峰,混合了复杂的情感因素和心理因素。两个女人的爱达到了相互需要、相互离不开的地步。这也是一般男女在爱情炽烈时的表现。
因此,这两个女性之间的情感表现,可以看做是男人和女人之间所具有的情感关系,其中有着特别值得注意的性别归属的问题,这一问题的焦点聚集在作为男性和女性的“自我”。男女性别问题是社会学家们关注的,他们认为这和“自我”、身份有关联。“在现时代,人们觉察到性别处于自我的中心地位,因此,向性别的真相‘让步’,就是向自我真相让步。在这方面,身份与自我是联系在一起的。”[1](P1)庄姐和香儿虽然都是女儿身,但是她们外在的气场和内在的气质是有着差异的,她们的“真实的自己”可能她们本人也是模糊不清的。她们自己并没有主动去寻找“自我”的真相,但是在相互的情感变化中却各自归位为“自我”的“本真”。所以在实际上,陈应松在小说中提出了一个关乎“自我”真相的命题。
小说中两个女人的爱情最终转换成了男女关系,香儿最终放松了自己,让自己真正成为庄姐的女人,同时变得有了极强的占有欲,具有了“自我”身份和女性性别的归属感。当香儿在丈夫死后说“我这是为了我们”时,庄芝华却回答:“你想哪儿去了?你这个邪婆娘!”庄姐作为男角对女角的呵斥,显示了男性控制力,也说明了一种男性性别的归属。小说演绎出的是无性的香儿变为有性的女角,一旦投入情感之中时她就走到了极端,甚至为了达到目的不考虑后果;而庄姐不仅在外在形象上具有男性感,而且行为心理也趋于男性。小说后面部分进一步强化了庄姐的男性角色。在对待三友之死这件事情上,她的第一反应说明她会顾及后果,因为有道德和环境的约束。同时可以看得出来,庄姐有想与这件事情切割的心理,这也说明了庄姐作为男角的“狠”和果断决绝。当然,通过上面庄姐所说的这句话,作家也把我们带出了这个爱情故事。
二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不用说都市在大发展,大的都市发展圈在形成,同时政府也在提倡发展新型的城镇化社会,因而极力鼓励农村的改变。这带来了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念的大变化。而且,面对消费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冷漠,一些心理扭曲和不健康的情绪也在时时左右着人们的生活。随之在文学创作中,虽然有莫言获诺奖带给人的振奋,但是很多作家无法直面现实,他们的写作暴露出了责任感的丧失以及审美感受的匮乏,使得读者对这些现象既失望又焦虑。怎样表达丰富的人性?怎样凸现作家的社会关怀?怎么样写出好的作品?这些问题都是当前急需要解决的。
陈应松的这篇小说较好地写到了人性。在一个创作中人性普遍缺失的时代,作家通过小说传达出了一些改变的意义。作家抓住了这个抒写人性的故事,在处理故事时显示出了特别的用心。他写荆州水乡的人情、人性之美,与孙犁笔下白洋淀的水气和战争年代的情感内涵相比,相同的是温润如玉、水气氤氲、气氛朦胧;其中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女性人物刻画上,她们对待自己爱人的不同态度。水生嫂们从刚开始对男人是依恋到理解再到共同战斗和成长,而吴香儿却是越来越放不下爱人,越来越自私,以致酿成悲剧。陈应松从抒写人性的角度出发,让我们看到了更深入的内涵,可以说小说归结到了对社会问题的深刻揭示。
《野猫湖》作为一篇题材敏感的小说,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如果我们说这篇小说写到了爱情,可能会引起争议。但是确确实实这两个女人之间有了爱,只不过,这篇小说是新时期的男女爱情故事穿上了同性恋外衣。当代文学中新时期的创作,出于对长期的政治束缚的厌弃,人们要求着对自我情感的展示和抒写真实人性。如同当时社会普遍的人性缺失促使作家抒写人性一样,当前社会的情感扭曲、变形甚至丧失,也使得作家呼唤真正的情感。这可以看做是对198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的人性回归和情感表达的回应。这种1980年代的写情感套路用在新世纪的同性恋题材写作中,不仅显现出作家突破自己的意愿,而且也让人感到作家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把握。也就是说,作家一方面延续了1980年代文学创作中的对社会的关注度和责任感,另一方面又直接逼近消费时代情感缺失的真相,将爱情演绎出更为哀婉动人的情致。
都市文学中往往写到同性恋,都市也包容它,在写农村的文学中这一题材何以可能?在文学写作的意义上,作家的题材选择和创作自由都是容许的。在文学史的意义上,自从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之时起,一些写城市文学的作品中就有着同性恋的题材。虽然在写农村的文学作品中,同性恋题材是极为少见的。但是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背景下来看,它也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物。同性恋题材的出现是有生活来源和社会根由的。在都市文学中出现同性恋时,是有一些生活来源的,是社会实存的表现,在农村文学中出现了同性恋,同样是社会实存的表现。同时,如同商品的广泛传播那样,情感问题也在相互发生感染。就像美国小说《断背山》一样,其中的情感内涵和西部特色的结合,促成了非都市特点和自然山野的融合,随着拍成电影的传播造成了广泛的影响。一方面说明社会发生了极大改变,社会潮流、时尚、风潮无孔不入,情感(爱情)也借助社会潮流在传播,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情感(爱情)对抗流俗的固有的、坚定的姿态。
陈应松有这样的认识:“尽管今天的这个经济已经逐步摆脱了对农业的依赖,农民大量地进入城市,却并没有被城市同化,反而是城市居民被农民同化了,我们看见的许多所谓小市民意识,其实就是小农意识的城市版本。”[2](P180)城市被农村人改变是可见的事实,1949年后用农民意识对城市的改造,以及当前的农民工的进城打工的现象,这是一个在渐进变化的事实。不过话说回来,在许多方面农村人还是被城市所改变的更多,特别是1990年代中国城市大发展以来,这一大发展是借鉴国际潮流和顺应国内时事而动的。这后一种改变可以说是切合了中国城市发展进程的。这是显性的改变,不可避免会对人的情感生活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所以,从文学题材的发生和文学史线索来看,同性恋题材确实是在都市题材中出现的,也最为多见。随着开放时代的到来,这一题材逐渐在乡村情感中也显现出来。就乡土的封闭性、被动性的文化特征而言,可以说这样的乡村情感以前是受压抑的,现在随着社会开放度的增加,冰山一角式地逐渐显露出来。陈应松相当敏锐地抓住这一点,突显乡村改变的内涵和意义,虽然并不明显带有作家个人的价值判断立场,但是从对这一题材的把握和小说内容来看,作家的社会问题意识是非常明确和突出的。作为一个抒写乡土的小说家,抓住问题和提出问题还不够,还必须要指出文化内涵,从而进行文化批判。由于乡土在改变中的被塑造和重构,像《野猫湖》中的这种乡村情感不免于又有一些变形和扭曲。陈应松实际上是突出了文化意味,引人思索。
三
从《野猫湖》的创作,我们可以看出陈应松写作上的一些变化。《野猫湖》发表后,有研究者强调外来权力、政治这些“具体的生活环境”的影响,以及这些东西对情感的逼迫和挤压[3],虽然作品显示了这些内容,但却并非作品真正要传达的。可以说,这篇小说应看作是陈应松小说创作“向内转”的标志性故事。在表面意义上来看,“向内转”是指作家对人物心理的把握,从而凸显人物性格特征,在这一点上,在以前的一些作品中,陈应松就有过出色的表现。陈应松对此是很有自信的。他很会把握人物心理,“我自己比较喜欢也比较擅长写心理感受,在心理描写上我比较有优势。”[2](159)
与上面的“向内转”的内涵有所不同的是,本文论及的“向内转”主要指向陈应松对“软性”的情感世界的把握和挖掘。在谈到《野猫湖》时,作家这样说:“现在我回过头来写我的家乡荆州水乡,虽然水很温润,但生活依然严峻。”“我让大家跟我一起走进那些乡野深处女人内心的动人挣扎与呻吟的同时,也希望大家能看到更为复杂的东西,更令我们保持清醒的东西。”[4](P73)显示了作家一贯的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以下这段话:“通过这个故事,我有探寻女人美丽丰富内心的冲动和热情。”“我想变化,希望大家宽容和理解我。”[4](P73)体现出作家向“软性”情感抒写的态势。
在陈应松的写作之中,对社会问题的持续关注,写出对这个时代的记录,同时他不断扩展自身,投入对内心和情感的探索。前者在我们这个纷乱的时代是不可或缺的,以此来反抗时代的混乱,并随时保持必要的清醒;而后者同样非常重要,可以此来对抗时代的荒芜和内心的芜杂,并以广阔无边的情感力量滋润人们久旱的心田。而从抒写神农架到写荆州,陈应松所传达的情感路向发生了一些变化。
陈应松一直是一个注重情感体验的作家,从他早年的一些写小镇、乡亲和水手题材的作品中就能够看得出来。到后来他写神农架系列小说,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人们往往只是注意他的选择神农架的成功意义,而忽视了小说创作中的浪漫想象中所渗入的情感。陈应松的神农架故事虽然“粗粝”,但是激情飞扬。其实陈应松对此早已有所表白。陈应松写神农架的情感态度是这样的:“如此浪漫的野村啊,如此撩人的秋景啊,该要积蓄多少力量,这片土地的深处,有着什么样的热力和生命的源泉!”[2](P4)
因而,陈应松的创作一段时间是崇尚力量的。“我崇尚的是真实、坚硬、疼痛、感动。”[2](P75)风格“要我说,就是坚硬,干脆,汹涌,凶猛,结实,凝练,有力。”[2](P197)在我看来,就是抒写“硬气”的文学,也是对前一阶段水手文学的继承。这是“硬性”的情感抒写。
因此也可以这样来表述,陈应松的“向内转”的情感写作路向也就是从写“硬”的文学转向写“软”的文学。神农架的荒蛮、粗粝、野性打造了一个全新的陈应松。就像到神农架挂职写出了一批好小说一样,陈应松必然也期待自己从2009年初开始的荆州挂职而出现创作上的变化。这种变化一是回到写“荆州水乡”,一是写情感故事,尤其是写《野猫湖》中的“软性”情感故事。这两者是有内在关联的。荆州是作者的故乡,写故乡是最能够触动作者柔软的内心的,同时这个同性恋情感故事又使得作者对家乡进行了一次重新发现。在对这样的乡村问题的关注中,作家又一次认识了“自我”并进行了身份的确认。在作这样的自我审视时,作家的创作必然会引人关注。
最后,从陈应松近三年的小说创作来看,不管作家自己同不同意,《祖坟》(《天涯》2010年第1期)、《夜深沉》(《人民文学》2010年第4期)、《一个人的遭遇》(《北京文学》2011年第3期)、《无鼠之家》(《钟山》2012年第2期),包括《野猫湖》(《钟山》2011年第1期)等。这些作品正在形成新的故乡叙事。我们有理由期待陈应松一次次出走,一次次返回故乡,然后再一次次走出故乡,丰富他的写作。
参考文献:
[1][英]玛丽亚姆·弗雷泽.波伏娃与双性气质·引论[M].崔树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
[2]陈应松.天下最美神农架(《陈应松文集·散文卷》)[M].武汉: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3]李云雷.《野猫湖》:被逼而成的“同性恋”.小说选刊[J],2011,3.
[4]陈应松.作者自白.小说选刊[J],2011,3.
(编辑:moyuzhai)